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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像《云》所表现的，张维杰们应该猛醒！要回归到为他人而活着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告诉我们的，鲁迅总是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凡事对农民有利，他拥护，反之，他排斥。当代的陈映真，也继承了鲁迅这种精神，他从第三世界人民，从穷国穷人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而敏锐地认识到跨国财团的剥夺本质，并且迅速地给予了揭露和批判。
这，对眼下的大陆，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第五个问题：二战后，台湾急需严峻的精神清理。
这方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问题必须清理，是陈映真的基本观点。
形成这样的认识，除了陈映真从台湾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获得见闻、感受和思考、探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对他的启发和教育。陈映真甚至用“振聋发聩”来形容这部书对自己的影响。2004年11月，人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的陆平舟等人的中文译本。陈映真为它的出版写了《出版的话》。
在这篇《出版的话》里，陈映真指出，四十多年前，尾崎秀树“就构建了关于严厉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伪‘满洲’和朝鲜文学中留下的心灵和精神的伤痕的系统性论说”，那就是一种“后殖民论（postcolonialism）的先驱性思想与研究”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著《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ii页。。就此而言，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实在是一部“划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巨著”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著《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v页。。
就这部书的内容，陈映真特别关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尾崎秀树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明治维新以来，以牺牲亚洲为代价所达成，亦即以日本殖民地为牺牲的结果”同①，卷首第i页。。而台湾，又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最初的牺牲者”同②。。“1930年到1945年十五年侵略战争，是‘明治以降’日本现代化的归结”同②。。陈映真认定，尾崎秀树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深刻反省的历史意识下，凝视台湾文学史，特别是其‘战时下’台湾文学”的同②。。这，和陈映真自己在《出版的话》里一开始就说到的当年读到台湾籍留日学者刘进庆的《台湾战后经济分析》一书的影响完全相契合。陈映真说，那部书对他的影响是在于，为他“开启了从社会的、物质的推移，去科学地认识台湾”的思路，也从而有助于使他“从台湾社会经济的推移为参照系，比较科学性地认识台湾文学及其思潮的演变。”同②。
二是，尾崎秀树研究的视野，是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五十年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史，从而，“对殖民地→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台湾文学和作家在心灵与精神上留下的伤痕，加以严肃、认真和诚挚的批判与反省”同①，卷首第ii页。。
三是，尾崎秀树痛烈地感到，这种严肃、认真和诚挚的批判与反省，就是要集中在对日本殖民主义、对“皇民化”的毒害的清理上。尾崎秀树认为，对台湾民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所带来的伤痕实在是太深了”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著《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间ふさ子共译本。《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8，（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ii页。。早在1961年，尾崎秀树就看到了“被收夺了民族母语、又被强迫接受以日语为‘国语’的同化、奴化教育的台湾人，最终丧失了祖国意识，产生了认同的‘白痴化’”同①。。尾崎秀树沉痛地回忆到，在台湾迎来日本战败的当天，他的一位台湾籍同学嗫嗫自语：既然已经不能成为日本人，又不愿意成为文化水平低的中国人，只好另求一条“台湾人的台湾”同①。的路。
有鉴于此，陈映真就认为，二次大战后，反民族的“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自然不能过于简单化地只归结为日本统治的同化，即奴化政策。但是，在台湾未经反省、批判和清理日本殖民统治的毒害，就为一小群日本学者钻了空子，得以在台湾能够美化战时下的“皇民文学”，进而为日本殖民地的扩张和战争责任进行开脱，免罪化和美化。
陈映真还认为，尾崎秀树把反省和批判的焦点最终归结于日本的殖民主义，这固然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日本人的正义立场，但是历史学家戴国煇讲的意见也很重要，这就是：“被殖民化的民族，不要习于理所当然地以洁白的被害人自居，而要深入历史的暗部，反省为虎作伥，荼毒自己民族或投降变节者所形成的‘共犯结构’”同①，卷首第iv页。。所以，在陈映真看来，要彻底清理台湾有关的历史问题，一方面要反省、批判、清理一些台湾人的心灵里残留的殖民化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反省自己在战时表现出来的自己民族的劣根性。
为此，陈映真倾注他的全部精力，一方面投入到严肃、认真和诚挚的批判与反省、清理的斗争中去，既对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美化“皇民化”、美化“皇民文学”的谬论和举措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对台湾民众中残留的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心灵与精神上的伤痕进行清理；另一方面，就是拿起笔写小说，用艺术形象的震撼力与感染力来做好这种斗争和清理的工作。
于是，有了《忠孝公园》、《夜雾》、《归乡》的问世。
《忠孝公园》、《夜雾》、《归乡》等小说告诉人们，台湾社会生活里，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所残留的“心灵殖民化”，是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留下的遗毒，不应该再搁置下去了，应该马上进行“战后的清理”。审视《忠孝公园》里的林标这个人物形象，人们应该猛醒了！
另外，读这些小说，人们也应该感悟到，在台湾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政治，也是急迫的，不能再受李登辉、陈水扁的欺骗与愚弄了。这还必须总结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那种专制独裁的反面教训，剖析那种统治的反人民性、虚伪性。《忠孝公园》、《夜雾》里的马正涛、李清皓的形象就包含了这方面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铃珰花》、《山路》所批判的20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也应该有它积极的警世和醒世的作用。
当然，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对统一的中国国家的认同，促进海峡两岸再度统一，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的头等大事，陈映真的小说，在表达这样的愿望和追求上也确是当今华文写作世界的一面大旗了。
（三）
这三十六篇小说，这五个主要问题，又无不体现了陈映真的核心的思想，或者说，世界观。
这要从赵稀方和陈映真的对话说起赵稀方整理：《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2期。。
那是在2004年1月22日农历春节的下午，赵稀方到中国作家协会探访在北京过节的陈映真，两人做了话题较为广泛而又饶有趣味的对话。
其中，涉及到陈映真和宗教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的问题。
赵稀方提问说，陈映真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基督宗教色彩，而陈映真又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这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基督教强调普遍的爱，而社会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等等。他问陈映真是如何调和这一点的？陈映真早年信仰过基督教。他提到早年的情形说：
我倾向于基督教与我从小的经历，与我的父亲有关。基督教事实上有内在差异，我喜欢解放神学一派，这是它与社会主义信仰的共同点。赵稀方整理：《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2期。
赵稀方接着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您刚才说的耶稣和下层人站在一个立场上，他的确说富人要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我觉得《圣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也经常强调要服从统治者。”对于这一点，陈映真的回答是：
完全对！你们要服从那些掌权的人。这很简单，因为它是《圣经》，也是时代的产物，不能摆脱罗马时代的统治。我一直没有余力，但是很想研究耶稣时代的以色列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一定很有意思。同①。
赵稀方接着说出自己的见解：“从耶稣本人来说，因为他自己预知到自己将要牺牲，但是他还是去赴死牺牲，我想他是用他自己的牺牲去赎回世人的罪。”这样的见解，陈映真表示认同。陈映真接着说：
是这样的。这就是基本教义，一个是处女诞生，一个是流血，用他的血洗净你的罪恶，然后信的人就能得救。这就是宗教的部分。不过对于耶稣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我相信会很有意思。赵稀方整理：《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2期。
有意思的是，为人坦诚的陈映真既然对基督教对耶稣作如是观，也势必就会在他的小说里时时加以表现了。于是，我们读《贺大哥》一类的小说，很容易就能够解读出来其中的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了。
只不过，他认可的，只是自己在早年受到了比较多的基督教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有过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说他一生全都如此。他自己，毕竟生活在中国的台湾，生活在一个十分动荡非常复杂的时代和社会里，加上他个人经历坎坷见识深广思想深邃斗志昂扬，许许多多的现实的事件和人物又总会让他产生某种格格不入的感受，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和冲突就总会让他经常处在一种孤独应对的生存状态和未敢忘忧的文化心态之中。然而，历史既然召唤他毅然肩负使命，社会既然催促他铁肩担起道义，身为战士，虽是孤独，也要前行，即使他常常在将思想付与实践的时候困难重重遭遇困惑，他也不会稍有懈怠。这样，一个积极的结果，便是在他的思想里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困惑和矛盾。也正是这样的困惑和矛盾，使得他的思想，包括他思想里的有关宗教的观念，变得复杂起来。日积月累，不断思考，不断调整，他对基督教的看法也就有了变化。于是，我们又读到了，《我的弟弟康雄》会否定了耶稣的神权地位，《故乡》会告诉人们基督教的爱的世界是不能实现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竟然也批判耶稣没有依靠群众，夺取罗马统治者的政权，等等。
这样的变化，其实就是他后来接受并且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当然还是，刻苦学习接受理论的启蒙和教育，还有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的丰富实践，引导陈映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信仰，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