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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之夜，每每想到这里，心里都绞割般地作痛。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老朱跟着到了台湾。退下来以后，天天洗黄豆，泡黄豆，磨豆浆，煮豆浆，在卓镇三介宫后壁公园边上摆着一个早点摊。四十多年后，他回大陆探亲，回了一趟老家，圆了一回思乡的梦。不料，物是人非，他的“乡愁”舒解之日，却是只见老母遗簪之时：
“我娘她在一九五六年，就是我们的民国四十五年，病死了。”老朱说，“我一个老嫂交给我一支牛骨做的发簪，尖尖的一头，包着一小截薄薄的一层金。”
“……”
“老嫂说，我娘要她有朝一日，把这发簪交给我，”老朱黯然地说，“要我送给我媳妇儿……天下父母心啊。”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47页。
生离，而又死别，这该是何等的人间悲剧！然而，老朱又一番“乡愁”也难以排遣。他又回到了另一个故乡台湾。在那里，还有他相依为命的女儿阿凤。是他的阿凤，在等着他回去，再洗黄豆，泡黄豆，再磨豆浆，煮豆浆，天天和他一起出早点摊儿。
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个林世坤，从台湾流落到大陆，大陆成了他的另一个故乡。一个老朱，从大陆漂泊到台湾，台湾也成了他的故乡。两个老兵邂逅在人生的旅途上，却原来，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情结。少小离家，有家不能回。待到归乡时，却又难舍他另一个家。这“归乡”的路，何时是个头？
于是，乡愁诗意化，归乡的情结就此舒解而升华，陈映真用林世坤和老朱这两个艺术形象昭告世人：“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这，会住在你心里头，时不时，在你胸口咬人，让你刻骨铭心，让你终究难以释怀。于是，我们读懂了，这归乡的路，其实就是统一的路，就是不分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中国的路！
写到这里，我猛然又想起了杨逵。
2004年2月2日至3日，海峡两岸的文友在广西南宁举行了“杨逵作品研讨会”。在会上，我曾经说过，杨逵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这个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就是：生活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人爱乡爱国的一致性，爱台湾也爱祖国大陆；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爱大陆也爱祖国宝岛台湾。形成这种历史时代的特征，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历史，特别是台湾历史所造成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五十年里，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推行了皇民化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去中国化，妄图使台湾人民认同日本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杨逵为代表的那一代人，高举爱乡爱国，也就是爱台湾也爱中国的爱国主义大旗，对抗日本殖民主义所推行的反动的皇民化政策。所以说，这个爱乡爱国一致性的历史时代特征，是有针对性的，是有强烈的战斗性的，是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同样，在这个历史阶段，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所拥有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爱我们宝岛台湾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台湾光复以后，美国、日本的一股反华势力，妄图分裂中国，在台湾推行的是一种所谓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独”路线。以杨逵为代表的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继续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杨贵（逵）：《和平宣言》。金坚范主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作品研讨会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83页。，进一步揭露国内外一切反动的“台独”势力种种“去中国化”的阴谋，爱台湾也爱祖国大陆继续是这时期杨逵对抗“台独”派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种标志。
在杨逵那里，分不清哪些是台湾意识、中国意识，在杨逵的心目中，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是重叠的，是融为一体的；爱台湾，爱祖国大陆的感情是融为一体的。而爱乡爱国的一致性的特征，正是当今“统”、“独”的一个根本区分点。
看来，在《归乡》里，陈映真确实表现出，他继承并发扬了杨逵的爱国主义思想。《归乡》之路只能是统一中国之路，陈映真用形象和情感诠释得让人大彻大悟，生动，而又深刻。这，就是作品的审美价值之所在。
（二）
在《归乡》里，陈映真为我们展现了民族分裂时代里的海峡两岸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情景，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林世坤即杨斌所说的“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的历史厚重感，感受到这样的认识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民众基础，感受到它确实概括出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本质。
小说从打内战国民党军队征兵这个生活侧面入手。
在台湾，1946年，国民党七十军、六十二军大规模地招募兵员，仅七十军就补了一万多个台湾兵。招兵告示上写着：“月饷四百五，每天两顿大白米饭”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页。，“入伍当兵，可以免费学国语”，“三个月退伍，保证退后有工作”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4页。。当时，许多台湾青年当兵，图的主要是两顿饱饭。穷，没饭吃，是他们走进国民党军营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为了学好国语。在贫穷、残破的战后，台湾青年都有个幸福的梦想：“日本天年尽了，祖国天年来了，将来退了伍，分配了工作，就得会说国语，会写国语。”同①。对林世坤来说，还有第二个原因。听招兵的人说，将来实施征兵制后，“但凡今日志愿入伍的，这一家的兄弟都可免征”同①，第35页。。他是老大，为了两个弟弟，他满怀希望走进了军营。
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地就碾碎了林世坤他们的梦想。入伍第二天，林世坤被迫改名换姓。为了顶补连上一个叫杨斌的“缺”，连长命令他即刻就叫杨斌，以至沿袭下来，后来他的儿子、孙子也只得姓杨，不能姓林。入伍不久，他们就失去自由，不准回家探亲，活动只限在连队范围，哨兵暗里监视着他们，兵营成了台湾新兵的监狱。一天，上级下令要行军训练，不准带武器，连夜行军到达高雄港，在两步、三步一个个持枪哨兵的监视下，上了军舰。等到他们识破这一骗局时，终于绝望了。有的放声大哭，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呼喊着爹娘，有的甚至从上下船锚的大洞钻出去，跳进黑压压的大海，紧接着响起了机关枪扫向大海的声音……随后，林世坤即杨斌就被扔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从徐州到金乡、嘉祥、巨野，转战各地。他们之中，有的中弹身亡，有的因逃跑而被枪毙，有的用刺刀在肚子刺一个大洞自杀了，至于病死、冻死、饿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像林世坤，即使活下来了，国民党撤到台湾，他却被扔到了大陆，不得不经受着海峡两岸分离所造成的那锥心蚀骨的痛苦。
在大陆，老朱也是被国民党哄骗当上兵的。和林世坤等台湾兵一样，他从此转战各地，随六十二军到了台湾，不久，跨海直奔东北战场，国民党大败，又被强行再次到了台湾，同样尝尽了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痛苦。
台湾籍国民党老兵林世坤，大陆籍国民党老兵老朱，他们经历相似，命运相同，彼此的感情、需求也就相通了，他们必然地都打心眼儿里确认，台湾和大陆，两头的家，都是属于自己的中国的家园。
小说又以较多的篇幅，从人性层面上，用比较的手法，描写了林氏一家。其中，有的人亲情冷漠，甚至人性丧失；更多的人都有着真挚的亲情，人性在他们身上熠熠发光。
小说写到，林世坤家里有一个年迈的父亲和一个双眼失明的母亲。兄弟三人中，世坤排行老大。他和二弟在租来的薄田上，没日没夜地干，却仍吃不饱饭。父亲老了，母亲什么活也干不了，长年坐在床上，不见一缕阳光，把她一张宽瘦的脸，阴得苍白极了。林世坤的三弟右腿有一点瘸。世坤担心，三弟干不了农活，一心想让三弟读书识字，将来或者可以有条出路养活自己。于是，田里的活再忙，他也要送三弟上学，接三弟回家。看了招兵告示，他想，父亲老了，倘若二弟再征去当兵，这家如何维持呢？结果，和老父、兄弟说好了，高高兴兴地志愿当兵了，而且马上还能拿到三千元安家费。刚入伍的时候，还准许家人来访。当时天气太冷，在会面的时候，常常有几个台湾新兵把当天自己的饭菜，让家人带回去，林世坤就是其中的一个。来看世坤的，总是三弟。世坤把当天的早饭，两个白馒头、酱菜、花生，还有前一天晚餐的糙米饭、卤咸鱼和炒酸菜，装进便当盒，让三弟带回家。哪知道，林世坤这一走就是四十年！在这四十年的艰难岁月里，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人，不盼望着回到台湾的老家。然而，当政局变化，可以回去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想到阻力来自他同胞兄弟老二的一家。
原来，1952年前后，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林家几代佃农，分得了两亩来地。过了十多年后，老父去世之前，就把土地分成三分，对老二、老三百般嘱咐：留给老大一份。又过了七八年，城市建设扩展到农村，土地成了点石成金的高价商品，老二卖地发了家，过上了花天酒地在外养女人的生活。老二的儿子林忠买选票当上了镇代表，利用权力炒卖地皮，开酒家，成为暴发户后又搬至新市的别墅区。老二一家接到林世坤的多次来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暗心理，认为大哥是专为地产回来的。他们不仅不理不应，而且设法办理林世坤的所谓死亡证，以好变卖交托在他们手里的这份土地。
老三早已病逝，留下的儿子林启贤是小学教师。当林世坤委托黄姓台商找到林启贤的时候，林启贤去找二伯父和堂兄商量，开始也被他们的言辞吓住了，什么“就是共产党”，“为共匪做保，财产充公不算，人都会抓去打枪的”等等。踌躇了几个月，等到他知道堂兄并吞了大伯父的地产时，愤怒的林启贤下决心，非把大伯父办回来不可。在机场见到林世坤，他说，“直如见了我阿爸，一眼就认出来了”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49页。。在陪大伯上祖父母的坟上，他的生命又喷涌出那难以言传的亲情。他看见大伯——
在盖成小屋子似的墓室前跪下来，开始全身颤抖，而后放声哭了。林启贤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哀切的男子的哭号，仿佛要诉尽一生的苦楚、漂泊和离散。他和大伯之间，原本隔着年辈；隔着他无从攀登和探视的历史；隔着辽阔、陌生的地理。但那一天，杨斌即林世坤。那至大的哀伤和悲怆，深深地渗透到他最里面的心坎，使他泪流满面。就打这回起，林启贤忽而从生命中感受到大伯是亲人，是骨肉，他甚至感觉到上天竟活生生地又给了他一个新的父亲。同①，第61页。
终于，林启贤又为大伯办理台湾的身份证了。身份证下来后，林启贤还要去法院打注销死亡宣告的官司。就在两个星期后身份证就要办下来的时候，林世坤决然放弃台湾的地产，要回大陆那边的家乡。林启贤十分诧异，林世坤伤心地告诉他：在和老二、林忠的电话里，受尽了侮辱，“自己的亲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