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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人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嵌在我的生命年轮里，再难消除。也无需消除，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框架中去讨论它。书被我消化了，融进了我的生命。我对它心存感激，是因为它使我懂得了，我毕竟是一个独立的自己，我当然要努力合群，要尽力使自己于群体、他人有益，要有社会责任感，但自我的尊严、独立的思考、人格的完整、意志的自由，特别是内心深处的良知积累，是投入群体、交际他人的基础。这种铭心刻骨的“个人”感，不必称“主义”，却是生命中最可宝贵、不可出卖、绝难放弃的。
唱一首自己的歌
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编了一本杂志，虽是“手抄本、非卖品”，却有封面，有扉页，有目录，有插图，而且在封底还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郑重声明”；在扉页上，用很粗的字体，写明主编是我。这说明，到了上中学的阶段，有的少男少女便开始萌发了自我创造的激情。当小学生时，觉得跟着老师唱歌，能唱得令老师表扬，就非常得意了；当了中学生，虽然也还跟着老师唱，老师夸奖固然也高兴，却不满足了，有时候，就试图自己来哼唱一首完全属于自己的歌。回想当年，我为自己在中学时代就勇敢地朝自己喜欢的方
向去展示自己的想像力与创造力而自豪、而欣慰。我今天能成为一个作家，跟中学时代就尝试写诗写小说、编刊物画插图、“唱一首自己的歌”大有关系。
在保留至今的一册初中时的自编杂志上，我读到那时在杂志的“简讯”栏里，关于我语文课上作文成绩总提不高的“本刊讯”，那反映出，一方面我豪情万丈，觉得自己俨然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了，一方面，我的语文基本功其实还并不过关。还拿唱歌打比方，想哼唱一首自己独创的歌，这个想法并不错，但是，如果不能扎扎实实地跟着老师学五线谱，学乐理，把五音唱全，把调式唱准，把老师所教的那些歌唱好，并且深入理解了那些歌曲的内涵，对其旋律情调获得了审美愉悦，那么，自己所哼唱的，只能是荒腔野调，也无法将其用五线谱或简谱记录下来。中学时代，毕竟是打基础的阶段，主要精力还应该用在跟老师练基本功上。我那时对语文老师在作文基本功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很重视，在课堂作文实践上很努力，我想，这恐怕是我今天能靠写作在社会上立足的更关键的一个因素。
把这样一点经验奉献给今天的中学生：跟着老师唱好课内的歌，再大胆尝试唱一首自己创作的歌！
把嘴张圆
很早就看到过挪威画家蒙克（munch）的名画《the scream》的复制品，这画的题目有译为《呐喊》的，有译为《嚎叫》或《哭泣》的。虽然那外文确实包含着“尖叫”、“嚎哭”等复合含义，但作为一个中国观画者，我的意识里，“呐喊”与“哭泣”却是相距甚远的两个概念。我对这画最初的印象，是画上那人张圆的嘴。因为他拼命地宣泄，所以那嘴其实已非正圆，而是扯成了一个似乎就要破裂的竖长歪扭的深洞。前几年我有机会到挪威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里，仔细观赏了这幅画的原作。我久久地站立在这幅名画前，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震
撼。蒙克出生于1863年，逝于1944年，是欧洲美术史上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这幅画便是表现主义最著名的一座纪念碑。我不是美术史研究者，不具有专业性的鉴赏眼光，我只能是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来与这幅画所提供的视觉冲击力，达到我个人所独有的灵魂悸动。在我看来，画上那个用双手捧着倒葫芦形瘦脸的人，他究竟是在愤怒地呐喊，还是在悲怆地哭嚎，抑或是在狂放地尖叫，实在都并不重要。我只是被他那拼命张圆的嘴所刺激，而且是强刺激。倘若我能命名这幅，那我一定把它称做《张圆的嘴》！
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几乎不曾将自己的嘴如此这般地奋力张圆。常提醒自己，应当温柔敦厚，以含蓄蕴藉为美；一定要保持高度理智，控制住情感，压抑住冲动；人前多微笑，自处宜隐忍；即使无惧于“祸从口出”，也还是要尽量地“张口不露齿”……蒙克的这幅“张圆的嘴”所体现的生命力爆发，其文化内蕴离我所受的熏陶训导实在太远。我在奥斯陆蒙克博物馆里，也曾询问过陪我参观的挪威汉学家——他对蒙克的了解当然足以给我解疑——“蒙克这画，是不是反映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这呐喊或嚎哭者是否在发出革命的呼号？”他说，蒙克的从艺过程算不上坎坷，成名早，寿数高。虽然他在世的80年里有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上许多地方——比如中国——可谓多灾多难，但他的祖国挪威远不是那一阶段世上的多舛之地，他个人更并非是一个社会政治运动的积极介入者，因此，对这幅画固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革命者将其理解为对革命的呼唤也是一种理解角度。然而平心而论，蒙克艺术创作中所关注的并不是政治革命或社会运动，这幅作于1893年的画，那张圆的嘴，所表达的应主要是生命本体因困惑与艰辛所爆发出的大宣泄。听过挪威朋友的解说，我暗想，自己的生命本体也常陷于极度的困惑与憋闷，却不曾如此恣意地把嘴张圆。它所承载的文化，与把我养成的文化之间，那衔接与融通的可能有多大？从那相通的管道上，我能获得多少营养？
我在奥斯陆蒙克博物馆购得一本大画册，封面上便是这幅画。回到中国我常常细赏这幅画，我注意到，画上的把嘴张圆者，是站在一座桥上，面朝观画者。因他那张圆的嘴里所发出的声响，桥下的河水仿佛都被感染得竖立了起来。然而，在画的左侧，蒙克有意画出了两个在桥上散步的男人的背影，意态却似乎十分地悠闲，竟对画上拼力将嘴张圆者不闻不问。我以为这是意味深长的。或者是那张圆的嘴里所发出的狂喊，虽天地同应，其音频却已超出了人耳所能直接感受的范畴？个体生命的处境与歌哭，与他人的生命轨迹、心理应答，时常
会如此地两不相干么？要么，蒙克是想以此昭示我们，不要依赖他人的声援、祈盼他人的怜悯，我们应冲决艰难险阻，历经痛苦磨炼，奋力张圆灵魂的嘴巴，在追求真、善、美的狂放宣泄中，得到救赎与升华。
神圣的沉静
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七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
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居女孩子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
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呕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地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为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20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 罗嗦，具有点穴的效果。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秘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12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楸树花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很难见到楸树。这是一种容易栽培、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20米高、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的树木，无论作为庭院树还是行道树，它都非常适宜。我在北京老宅里，见到过用楸木雕刻的垂花门以及制作的太师椅，还听说这种木材特别耐湿，雨淋水泡都不会变形。但我对楸树形成特别深刻的印象，则是上小学时。有一回跟妈妈、姐姐走到隆福寺的一棵大楸树下，我抬头一望，高兴地叫了起来：“哈！多大的牵牛花啊！”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就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