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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那位时髦青年，渐渐多了些共同语言。我告诉他，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最快乐的境界，是不必到任何“场子”里头去争座位，不必担忧人家会把自己排在什么名次，尤其不必为和任何排行榜都不搭界而焦虑。上面举了文学为例，其实人生中的任何领域里，能“前排就座”、列入“百强”“十佳”、常能榜上题名的情况，都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成功宴席”，而且，往往最终入席者，倒并非苦心孤诣的营求者，“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个规律。青年人问我：难道不要进取心了吗？难道人生就该一直靠边站着不能舒舒服服地坐下吗？我回答说，当然要有进取之心。但进取什么？进取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进取一种温饱无虞的生活，为此付出一定代价，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属于必要之事，但更重要的呢，则是进取一种与人为善、与自然为友、朴实清爽的生活境界。我说我努力多年，还不敢说已经进取到了这种境界，可是邻居老裴，他只是个普通的保管员，论座次、排名、上榜，一无所有，但他下班以后，总提着个小马扎——就是没有靠背的可以折叠的简易小凳——自得其乐地消费他的生命。公园里长椅设置不够，绿地里坐凳也常常客满，他就绝无与情侣闲人争座位的焦虑，走到哪儿，树荫下，湖水畔，想坐，就支开马扎，悠哉游哉。今年春节，他回老家，只买到没有座号的硬座车票，可是他提个小马扎，在车厢门洞里一坐，哼着歌，十几个小时很怡然地度过了，丝毫没有去想什么人在软席包厢或者大飞机里头。他老家没有直系亲属了，去看望的，是他捐助的两个希望小学的娃娃以及他们的家庭。他也不求传媒报他的善行，而且论他所作的这点事就是排名也排不到最前列，没有太多的生动情节和刺激性因素。我几次想以他的事情为素材构成一篇小说，却挖掘不出惊心动魄的细节，他就是那么个提个马扎随处坐的生命，但是，他像一道光，比任何排行榜上的英雄杰俊，都更能照亮我的内心。我在自己内心深处，看到了虽然有所蜷缩却并未消弭的焦虑：为什么那些坐席没请我去就座？为什么这回排名把我遗漏？为什么那些张榜者将我剔除？我什么时候才能像老裴那样，真正有一个平静恬淡，只把给予他人当作快乐的灵魂？
那天傍晚，青年朋友跟我一起下楼，远远地，看到老裴坐在他的小马扎上，那是绿地边上，一个摆摊修理自行车的师傅正在给一个车轱辘“拿聋”（将其恢复正圆），老裴似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闲篇，以使那修理的过程，不那么枯燥乏味。我指给年轻的朋友看，他偏头看了一会儿，点头说：“唔，真该画成一幅画！提个马扎随处坐——这幅画如果拿到威尼斯双年展去，排名肯定在前六位之内！”我忍不住嘴角打弯。
春草明年绿
“如果不在星巴克咖啡厅，就在去星巴克咖啡厅的路上。”这是阿铿教给我的一句形容白领一族的话。但是这天阿铿说他现在的状态是“肯定不在星巴克咖啡厅，可能正在路过星巴克咖啡厅的人行道上”。
阿铿是所谓“80年代后”的一员，他本以为大学本科毕业后，能顺利进入京都白领一族，喝星巴克咖啡，吃新款比萨饼，贷款购小户型，开血红qq车，用宜家家具，书架上摆几本
——今年应该是耶利内克的小说……但是，我也看到了传媒上的消息——是好消息：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比去年提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不过仍有约百分之二十几的“80年代后”学士不能马上获得他们期望的职位，阿铿即其中一位。
阿铿也曾动考研的念头。据他说，考研更有利于女生，导师大多爱红妆——我不大相信他这一判断，但女生考起试来势若破竹——这个判断我颇认同。一位以极大分数优势取得读博资格的女生就自己笑着对我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女博士生。”想想这话，既忍俊不住，又不寒而栗。
阿铿放弃了考研，去秀水街的美国领事馆外头看了看那阵势，探了探深浅，也放弃了留学。
阿铿来找我，不是为了求职——他知道我无职无权无关系网，只不过来散散闷。他说知道过去有“愤青”，而他现在只是郁闷，他们“80年代后”多属“闷青”。阿铿坦言他面临两种解闷的东西，一种是摇头丸，一种是心灵鸡汤。他当然是拒丸就汤，但交替着喝了洋人和本土作家烹制的若干心灵鸡汤后，他现在见汤生腻。他问我，难道就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供“闷青”们破闷？
我沉吟良久，心生惭愧。我虽然没有刻意地去炖熬什么心灵鸡汤，但写出的一些文字，也往往只停留在助人化解焦虑、求得心理平衡的层面上。确实应该超越所谓心灵鸡汤，哪怕用最拙朴的话语，来和我们共和国的“80年代后”的青春群体，一起冲决那份郁闷了！
我对阿铿说，我的想法是，设法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好的职业位置，谋求过上稳定的小康生活，这仍然应该是你们这百分之二十几的待业群体的近期目标；拒绝摇头丸为象征的邪恶诱惑，喝心灵鸡汤滋润胸臆，应该是你们永久坚持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是已经进入白领阶层的，还是像你这样“晚白”一步的青春生命，在构筑自己的小康人生的时候，都不应该放弃社会关怀，说穿了，只有整个社会不断地朝良性的方向调整，这社会中的成员才有良性生存和良性发展的可能。社会关怀最能破一己“郁闷”，建立这种关怀不是喝鸡汤所能奏效的，要给予自己的生命更强有力的驱动。
阿铿告诉我，他目前屈就了一份灰领工作，而且“灰得发蓝”，吃一碗马兰拉面就算“打牙祭”。我并不劝他就此“灰蓝”下去，这于他显然屈才。但我建议他不要放过接触“灰蓝”的机会，无妨就此积累些社会阅历，甚至着手搞一点社会调查。过去的“愤青”那社会关怀往往会滋生出非理性的过激言行，他们“80年代后”则应告别过激，以理性为前导，从小处着手，浸润性地去优化社会环境。我想起了前些时一位艺术家的尝试：邀来许多农民工，与他们同时脱去外衣，链环般牵站在一起，构成一次行为艺术。这件事很小，颇有争议，
但经传媒报道，于受众心灵而言，却仿佛墨水滴在宣纸上，有着难以言传的、浸润性的启迪效果。我以为，像这类力所能及的体现社会关怀的事，我们都可以做一点。这比炖熬呷饮心灵鸡汤意义大多了。
阿铿跟我告别时说，起码他现在不郁闷了。他说没时间，也没必要老来访我，但明年春天无论他是个什么状况，他会再来跟我交流。
明年春草绿，我心多期盼！
意识到我是自己
——嵌在生命年轮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6岁至20岁的时候，我最心仪的作家是法国的罗曼·罗兰，最喜欢的一部书是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附带也喜欢这部长篇小说的译者傅雷。说喜欢，其实还不够准确，读那部书时的感动与憬悟，其实已经超出了喜欢，达到灵魂为之震颤的程度。
我的16岁至20岁，正当1958年到1962年。那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时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却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在那样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公开出版，让我这样的青年人看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因之一，是罗曼·罗兰这个作家在政治上左倾，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通过革命而出现的新兴国家苏联充满善意，与苏俄作家高尔基友情甚笃，是冲破政权封锁率先去苏联访问的西方作家之一，苏联也投桃报李，一直将他视为西方的进步作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诠释，也尽量强调其抨击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虚伪腐朽一面，把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个人主义一分为二，指出其脱离群众斗争的不可取，却也肯定其拒绝同流合污的可贵；原因之二，是中国1949年以前的左翼文化和1949年以后到1960年左右的新中国文化，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是取法苏联，步其后尘的，比如苏联充分肯定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我们也就从俄文转译过来大量印行，其实在整个西方，这不过是本籍籍无名的通俗政治小说罢了，罗曼·罗兰可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西方的名气是伏尼契辈无法望其项背的，苏联大力肯定，我们当然更乐得推介；原因之三，是中国左翼文人参加革命的最早动力往往是追求个性解放，完全没能预见到真地加入革命队伍后，最后会推进到革个性的命，他们一度理直气壮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反抗资产阶级虚伪腐朽的教科书，而1949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进入了文化界的领导层，这也就使得这本书一度被普及，像我那样的青年（其实1958年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少年）很容易从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得到它。
1956年到1957年，报刊上已经有文章批判《约翰·克利斯朵夫》，严厉指出其宣扬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与我们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抵触的，不过那些批判基本上还是讲道理的。后来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式的批判可就蛮横不顾逻辑了，连《牛虻》也扫荡了，遑论罗曼·罗兰的文字，傅雷也在那场浩劫中殒命。改革开放以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重新出版，我激动地去重购一部，那时我已37岁，读时依然心往神驰，不过也增添了许多的沧桑之慨。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读罗曼·罗兰这部篇幅浩荡的长篇小说的。一位女白领要求我把这部书的内容给她“速成”一下，我试制了“方便面”式的“提要”给她，谁知她略尝几口就对我说：“啊，原来主人公以贝多芬为原型，太古典了，那样的个人，承载的社会历史责任也未免太沉重了，读起来我会脑仁儿疼，还是读些轻松的成人漫画，更有利于我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余润滑心灵。”我也不跟她讨论，只是更痛切地意识到，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一茬读者一茬书”。
不管别人怎么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