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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母亲给我二姐做了一身毛料衣服。在大院，她和总编辑李麦的夫人小文妈、石坚的夫人雪花妈，还有画家林浦的母亲小华奶奶最说得来，她们都来自农村，见了面总要说上几句亲热话。可是到了这儿，自己成了“专政对象”，看白眼受监视，任何人不敢理，难免有些别扭，亏得她天性乐观，依然如故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经济上愈来愈紧，她也从没有叫过苦。邻居有好几位大婶大娘，都好说好笑的，可没有一个敢和她搭讪，她也从不串门儿。
其实，周围几家邻居还是很同情我们家的，对门的王婶是挺爽快的一个妇女，有一天，她面对着我们家边叹息边跟人说：“这大娘挺可怜的。”周围几个大婶对我都客气，没人时常小声招呼我：“老姐，上屋坐坐。”但是好几年从来没有一位邻居敢上我们家坐坐。
在小南屋靠西邻的木床上，我和母亲天天“通脚儿”睡，母亲头靠大窗，我头朝小窗。不论窗外风吹霜侵黄叶飘零，不论门外月明月暗雨雪纷飞，母亲常在被窝儿里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多么温暖，传递给我无限亲情。父亲不让回家，哥哥住工厂，姐姐们在外地，我们娘儿俩从来都没像这会儿这么亲，这样相依为命。看着我学着院子里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们，用大铁桶到公共水管子那儿提水倒水，和煤灰在砖墙上拍煤饼子点炉子，在窄小的厨房里炒菜、焖饭，在小南屋擦地做卫生，下雪天还穿着夹鞋，母亲又爱怜又痛惜。
由于稿费冻结、工资不发，只给一点点生活费，家里除了几件必要的家具、几个装衣服的包袱别无他物，母亲也极少再去医院。由于治疗跟不上，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有一天坐在凳子上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我慌了神，母亲并没有因吐血而害怕，反而感动地说：“看俺家玲，不嫌脏，用手接……”
我侍奉母亲于病榻前，盼望她能尽快好起来，也盼着父亲能正常回家，别在外边再遭罪。有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母亲马上让我出去买只烧鸡给父亲吃，她自己却从不添加什么营养。看着父亲吃，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父亲单位第一次补发了1100元工资后，母亲住进了医院，因输液不对劲，母亲有了发冷、发抖等反应，十分危险。我赶紧去找大夫，那个女大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再三哀求，她才勉强答应去看看。我那时经常住在医院陪伴母亲，晚上我哥来探视，有时我俩倒换着陪床，有时就铺点儿破牛皮纸睡在洋灰地上，想找椅子搭床是不可能的。
母亲去世时是在清晨，天还不太亮，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从外地赶回来已经十多天的大姐，让我在家休息她去值夜班。我还在小南屋睡觉，大姐慌慌忙忙地从医院跑回来，拿了一包袱送老衣服并叫醒了我，说：“小玲，这可怎么好？咱娘给没了。”我一激灵，一下子跳下床，浑身颤抖得怎么也穿不上衣服……
“有我在，是一家人家儿，没有了我，就把这一家人家儿失散了……”
多少年过后，我都清楚地记得母亲说过的这句让人心痛的话。
“我与你，少年结发，媒妁之言，无猜也无爱。以至爱情升发，烽烟遍乡野。我一去八年，待中年归，两鬓已斑白。生离死别，我与你共担承。”
这是韩映山叔叔在一篇《日记摘抄·孙犁印象之一》中，凭记忆整理的我父亲的一首诗（父亲生前曾给他看过此诗）。作为最熟悉、最了解我父亲的青年友人，韩叔叔最敬佩我父亲进城后不弃糟糠，不忘风雨同舟的结发之妻的可贵品质。
在《亡人逸事》中，父亲写到了一位“老邻居”、“老朋友”，屡次劝他写写对他那么好，帮助那么大的“大嫂”。正是听从了这位“老邻居”、“老朋友”的建议，父亲强忍悲痛选择了几个不太令人伤感的片段，笔凝挚情，心怀感念，写出了《亡人逸事》。这位“老邻居”、“老朋友”就是李夫伯伯。
父亲跟我说过，他还跟李伯伯说过京剧里的词儿。1993年手术前后，李伯伯去看望父亲，父亲看他那么紧张，仿了一句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戏词儿，笑着对他说：“李夫同志，你且把心放宽！”此句出自诸葛亮“叫老军扫街道且把宽心放稳”。父亲说这句话是让芳邻放松神经，让他不要再为他担心。父亲出院后，我在父亲那儿还见到了前来家中探望的李伯伯，两人谈笑甚欢。父亲原本不愿做手术，是李伯伯给他做了劝说工作，很有效果。
时值庚寅，母亲辞世已整整40寒暑，父亲去世也已8个春秋。“万物皆有生灭，唯有过程永恒”。愿将此文化作心香一瓣，遥祭云空：至爱双亲，愿你们相依相伴，在天国永享安宁。
（孙晓玲着：《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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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悲伤的耳朵（1）
夏榆
1990年，当时的东德人满怀幸福地拆除柏林墙，他们拿着铁锤、钢钎，拿着铁锹和绳索，成群结队的人站在那面巨墙下，有的人骑在墙头上，他们用各种工具对付这面矗立在他们生活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隔离墙。在这些人里边有中年人，也有孩子。有人在拆除的过程中流下了热泪。那些激动的人都感觉到随着这面巨大的隔离墙的倒塌他们获得了新生。有很多世界着名的歌星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办了场面浩大的摇滚音乐会，在那个时刻，只有摇滚才能表达他们获得自由以后的狂欢和幸福。一面巨大的模拟柏林墙在燃烧起来的摇滚激情中崩塌，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时刻，看到了这个场景。
——夏榆《目击世界100年》
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办法获得世界的这个信息。那时候我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隔离我的不是具体的墙，而是一种生活。这是一种被屏蔽的生活。我尝试过打破这种屏蔽，但是很难。那年的夏天，在一个黄昏到来的时刻，我看到母亲在流泪。母亲是睡着的，但是我看到从她闭着的眼角渗出来的泪水。
那时候我站在床前，看着母亲，我告诉她，我要离开她。泪水沿着母亲的额角流动，最后落到枕头上。母亲没有动，因为她已经知道无法改变。也因为我并不是在征求她的同意，而是宣布一个结果。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爱我的女人，她可能以为，我有了女人就会停止我的想法。女人会让男人变得现实。女人会让男人关注他脚下的道路和明天的生活，会让男人放弃梦想。我估计母亲会这样想。她实在是畏惧了我的梦想。因为她亲眼看到我在成年之后被梦想引领着在现实世界穿行而四处碰壁。我的梦想使我和我的现实格格不入，母亲不能明白我的头脑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念头，她无法知道我会被我的梦想带到哪里。在我为她描述的梦想的指引中，她看到一个巨大的虚空。而她是那样地爱我。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只有我是能跟她交流的孩子，我的离去会把她抛掷到一个无处倾诉无法言说的寂寞中。
母亲是一个热爱词语的人，7岁的时候经常到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窗外偷听先生念书。私塾是在村里一个油坊的附近，母亲经常借口打油而到那里，母亲喜欢听那些念书的声音就像喜欢闻麻油的香气。她近于贪婪地摄取和吸纳那些飘在空气中的物质。在听课的孩子里有舅舅，姥爷把舅舅送到私塾而让母亲放羊。姥爷说：女娃念甚书呢？识的字再多也是别家的人。姥爷反对母亲想要念书的要求，相反却鼓动舅舅去私塾，但是舅舅并不喜欢读书，他经常在姥爷不知道的时候逃课。母亲一直对姥爷的那个说法和随后的做法耿耿于怀。但她太热爱那些词语了，私塾就成了她最想去的地方。她把在私塾窗外偷听到的词语记在心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肚皮上画。
我告诉母亲我想当一个作家，母亲很高兴，但是不相信。作家就是写书的人。母亲不相信我能当一个写书的人，因为她能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沉默的影子。我不在她眼前的时候，我就在黑暗中；我在黑暗中的时候，她也在黑暗中。我的黑暗是物质的，她的黑暗是内心的。母亲不能把写作的行为跟我联系起来，在她看来两者之间距离遥远。成年之后母亲对她能见到的任何文字之书都怀有敬畏，她会抚摸那些形状不同的书籍，玩赏那些排列有序的汉字，那些书籍她能够打开，但是难以进入。母亲虽然热爱词语，但她和词语之间始终有隔膜。
我也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候我理解的作家是一个充满神圣感的职业，写作是能唤起我崇敬感的行为。我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但是我喜欢写作这样的行为。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海明威和卡夫卡，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些令我尊敬的名字，我也看到过他们的书的汉译本，把他们引为我的榜样成为我内心的秘密。我把自己写出来的文字给母亲看的时候，她的表情欢乐。母亲一直对我沉默而孤僻的性格感觉不安。虽然她并不明白我写出的那些文字所代表的确切意义，但是她能明白那些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她很骄傲我有当作家的梦想，但她又很担心我有这个梦想。她跟我说那是很难的事情，你祖坟上还没长出你当作家的宰宰苗。宰宰苗是传说中能预测未知事物的神草。母亲说只怕你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命。
我并没有顾虑母亲的担忧。我想我可以不当做家，但我还是要写作。
写作就像我在黑暗中穿行时候头顶的一盏灯，它照亮了我的道路。我那时还热爱萨特，萨特说：词语高于一切。当人看见一棵梧桐树的时候，其实是在等待着关于这棵梧桐树的形容词。只有这个形容词，有关对于梧桐树的表达才使得这种凝视具有了意义。他说，人的一切生活经历都凝聚在对“说出的存在”即对一切的审查之中。萨特的这个想法帮助了我，他使我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我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命名，试图说出我的生活的存在。那是我写作行为的开始。
我在一个精神近于荒漠的地方开始自己对写作的梦想，由我的幻想赋予写作行为的神圣感和崇高感那时候被我深深地迷恋。我把那种书写的姿态看成是我每天的仪式，我工作完毕走出矿井洗过澡之后回家，我必要先把我脑子里涌动的想法用词语呈现出来。
我经常跟母亲交谈，告诉她我的理想。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获得母亲的理解和支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抵抗父亲对我的生活的控制和操纵。父亲想让我找女人，想让我结婚，延嗣后代。在父亲看来那是真实的生活，他想象不出我还应该有什么别样的生活。我每天往矿井走的时候，同时带走了母亲的心。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觉得男人就不能婆婆妈妈，不能怯懦不能软骨头，男人骨头软就没法儿在世上活。
父亲认为我每天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纸上纯粹是瞎扯淡。他看到我彻夜亮着灯在纸上写着那些始终没有名堂的字就愤怒，他觉得我是中了邪。父亲在北山上开垦了两亩地，他在那里种植了玉米、粟子、莜麦和马铃薯。父亲出了窑以后就上山照看他的田地。父亲不满意我的时候就会让我往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