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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进城时，穿的一件褂子还是找邻居借的。父亲给她添置新衣后，母亲也总喜欢穿月白色、浅蓝色布褂，黑色布裤，没有一件格子或花的衣服，连头巾都是一种色儿。一生不买不戴首饰，荆钗布裙，一身素裳。我上小学，哥哥上中学，开家长会都是母亲去。她勤劳俭朴，手不拾闲，我爱看她用一块块旧布刷上自己用面熬的稀糨糊，打“袼褙夹子”、纳鞋底子、做布鞋（我哥哥直到14岁才不穿娘做的鞋）；我爱看她和白面，蒸馒头、包包子、切面条。
在母亲的身边，她总是让我们学着干活儿：和面，盆里最后要四面见光；切面条，要像韭菜叶宽窄；纳鞋底儿，针脚要匀、麻绳要抽紧……为了给爹增加营养，母亲在门外用砖头搭一鸡窝，养了4只母鸡，每回从鸡窝捡回热乎乎的蛋，她的脸上就充满了喜悦，赶紧从屋里抓一把吃食犒劳红着脸“咯咯”
叫的鸡。可是，有一天我见母亲在台阶下跑着追一只飞奔的花母鸡，甚为不解，就上前去问，母亲恨恨地说：“它打鸣儿。”原来母鸡司晨在我们老家是不祥之兆，为了扞卫家庭的平安幸福，她毫不犹豫地杀了它。
解放后一两年，母亲刚到天津不久回过一次老家，去黄城看我姥姥，特意买了家乡十分稀罕的红糖、点心和柿子，并给我舅一些钱，我舅买了白菜等物，才把年过去。一次，我父母从安平县城去黄城，正是季节交替之时，父亲怀里抱着一件冬衣，母亲就说，你把棉袄给大根吧。父亲马上把半大黑色棉袄送给了大根舅舅。
进城后，母亲额头上已有几条明显的皱纹，如花美眷也禁不住似水流年国难家难的磨砺。“孩子们大了，自己也就老了。”母亲感叹着。我保存着母亲夏日在院子里身着自做黑色人造棉上衣的一张照片，那也许是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端庄的脸庞有些憔悴，往昔浓黑的头发也有些花白，但依然弯眉秀目，唇角含笑，透过岁月年轮，仍能看出几分青春时的风韵俊美。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很不容易的人。印象里，小时候跟母亲坐过几次火车，那是带我去北京、青岛看望父亲。母亲也曾自己坐火车去石家庄看望大闺女，哪一个儿女她都结记着，就是为乡邻亲戚的事儿也没少跑道儿。她有一副热心肠，带我去西南角看望过一位她的叔伯姐姐，两人说得很热乎，老太太的女儿嫁了一个海军，儿媳刚生了一个小娃娃，母亲还借给她家60块钱。
院后楼也有个院子，与前院相通。在那儿居住时，老家的二爷、振华婶子、楞起爷、振华叔叔、芒种叔叔、我表哥他们都来过天津，母亲还带着二爷去外边吃早点，给亲戚做饭，照顾得很周到。对家乡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父亲，对父老乡亲同样有着绿叶对根的深厚情感。亲戚乡邻不管远近都热情招待，他不会做饭炒菜，就从自己工资、稿费中拿出钱来，一一馈赠，无一不是如此。
母亲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说出来的话让我特别爱听，所以《亡人逸事》
中，父亲借友人之口提及她的语言对自己创作的深刻影响。我们的家乡话很有特色，也很形象，管“炸馃子”叫“麻烫”，管“累”叫“使得慌”，管“蹲”叫“孤得儿着”，管“着急”叫“慌”，管女人不稳重叫“不拉不坐”。
一些乡谚被母亲用浓郁的家乡话说出来，简直像唱歌儿一样动听。她还不只一次地给我们学说村里流传的“口头文学”：说一位男子经商从外地回家，不先问候老人先问娇妻儿女：“问问那脚蹬菩萨可安哩，一对儿小燕儿可欢哩，问问那老白毛还在不在哟……”这是乡间很着名的一段顺口溜儿，尖锐逼真地讽刺了“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之人。“砍草的不要膈应放羊的，浇水的不要膈应耪地的”，说身份差不多的人千万不要互相看不起。“年轻不要笑话那白头翁，石榴开花几日红？”也是母亲说的，教育年轻人要尊敬老年人。
在《亡人逸事》中，父亲写了一段妻过门后，我奶奶带她到场院背南瓜的一个生活情节，真实生动又不失风趣。妻由爹娘跟前的“娇闺女”，逐渐历练成吃苦耐劳的“孩子妈”。自19岁入门，我母亲与我奶奶共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彼此已情同母女。听母亲与姨讲，我奶奶“心眼儿好”、“心肠子宽”、“能经事儿”，年轻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亲朋谁有困难都让到家里住着，都给予照顾。母亲对婆婆非常孝敬，令我父亲心存感激。进城不久，奶奶住过一回医院，正是父亲去苏联访问的那段时间，我二姐还在上实验小学，有一天半夜，母亲把住校的她从学校叫了回来，带她去看奶奶。
一进病房，见奶奶手里正拿着“麻烫”，母亲高兴地对二姐说：“只要能吃东西就不要紧，就能活下去。”
。（／t／／xt｜小／／说／天堂）
第67章 片段忆母亲（2）
1958年12月，我奶奶病逝。母亲和我老姨前前后后受了不少累，母亲叮嘱不让告诉在外地养病的父亲，怕他受刺激，也不告诉在外地工作的两个闺女，怕耽误她们的工作和学习。她做主买了一口好棺木（“文革”中这也成了我父亲的一条罪状），入殓后停在后楼院子进口处。送葬那天，报社派来大马车，又派了好几个人来帮忙，母亲身穿重孝带着我哥哥坐在马车边缘，亲自扶灵柩送往老家。天气冷，日行夜宿，行程将近一个星期，风霜冰雪自有一番辛苦。
两年后，当一无所知的父亲从外地回到天津，火车快到站时，报社派去接他的同志才小心翼翼地告诉他老伯母已然仙逝。父亲如遭雷击，半天不言语，流下难过的泪水。父亲还不知道，他在外地养病时，奶奶在家常常想念儿子，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振海，振海……”从这屋走到那屋，从那屋走回这屋……多亏有贤孝的儿媳，热饭热汤，洗衣拆被，扶她下楼晒太阳，如亲闺女般待她，没让老人家“抱过屈”（受委屈的意思）。
“箕山倚杖待日出，老妪扶棹泛五湖；只身病废轻一苇，不知何日见故庐。”1959年父亲在太湖写下这首有些伤感的旧体诗，可以看出虽然身处异地养病，心里却惦念着老母和妻儿，他盼望着能早日回津与家人团聚。
晚年，在父亲的“芸斋”靠南窗右侧书柜上，常年放置着一个竹笔筒，上面有10个草书黑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随着时光的推移，人生的感悟，父亲到了晚年，越加思念举案齐眉、青春远离、忠贞相守、风雨相随40年的结发之妻。父亲对贤妻的思念也反映在晚年与老同学邢海潮老人的通信中。
1992年9月26日，父亲育德中学的老同学邢海潮，写了一篇《我和孙犁》
的文章，对父亲的同情关怀、真挚情谊充满了感激。据邢老伯介绍，邢的妻子叫冯秀燊，其父为冯国錩将军，出身名门，辅仁家政系毕业，喜爱京剧，曾在上海公演过数场，长他5岁，气质典雅。婚后夫妻恩爱，水乳交融，不幸盛年病故，再加爱子夭亡，使他深为沉痛，哀思悠远。于是老同学之间更增添了共同语言，因为我父亲也很怀念花甲之年弃他而去的发妻，在信中向他介绍贤妻情况，彼此在“悼亡”心境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有许多共同语言。
邢海潮老人在书信中说：“弟觉得拙荆冯秀燊与王氏嫂夫人为同一类型的女子，足堪令人永远追念不置。”
往事如烟。生活在爹娘身边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好不自在。有一回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前屋，我在他们眼前走来晃去，我听见父亲跟母亲说：“人家孩子的眼珠儿是黑色的，咱家孩子的眼珠儿是棕色的。”他又在细细观察人物呢！听完父亲这样说，我赶紧去里屋照了照镜子，父亲说得没错儿。
有一回，我放学坐公共汽车回家，口袋里的钱包被小偷扒窃，进门后放下书包就抹眼泪，虽然钱包里只有一两角钱，可我很喜欢那个新买的小皮夹，母亲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怕我遇上了坏人，直到弄清原因，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母亲是个为家庭制造温暖的人，在乡下她给儿子藏在木柜上面的几个鲜桃儿，在城里她找人给大女儿、二女儿织的红毛衣，她亲自给小女儿做的苏联花布的对襟褂子……一枝一叶一点一滴，无不渗透着殷殷的母爱。“文革”
时，学校有一段时间搞“大串联”，我和三个同学坐火车去了南昌、韶山等地，从南方归来的途中秩序更加混乱，我们几乎是越铁轨、扒窗户，豁出命才挤上火车，在上海站差点儿没被挤死。当我饥肠辘辘地回到大院，一进院门就看见母亲站在阳台上，脸朝外张望，眼巴巴地不知已等了多久，她一见我便轻轻地骂了声：“死丫头，可回来啦！”说完，立马转身进屋去给我热面条，爹娘的牵肠挂肚我那时并不能理解多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比感动。
听二姐说，1966年她工作的山城重庆武斗得很厉害，她就回天津多伦道大院待了两个月，谁知更提心吊胆。她跟我说：“咱爸总是很晚才能回来，有时半夜十一点才到家。咱娘有时就站在台阶上望穿双眼苦苦等待，盼望着大门口进来的是咱爹。有时门开了，进来的是别人，就又接着等。咱爹进了家门，常常说不出话来，他经的那些事儿没法说，咱娘赶紧让他把饭吃了，她早已不知热了多少回，然后从手中的小药瓶里，掏出两片安宁片给他，看着他吃下去。咱娘手里总是紧攥着这个小瓶，只给两片，生怕他有别的想法，直到看他吃完了躺在床上，自己才回屋睡觉。”小南屋是1966年我们一家在佟楼新闻里的一间小平房，父亲在那里度过了“文革”十年动乱约三分之一的时光，也是我母亲人生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站。这里曾留下我花样年华最沉重的记忆，也留下最温馨、最珍贵的慈母春晖。此处宿舍共14排平房，密密麻麻地住着百来户人家，一排一院，唯有14排与13排相对为一个院，14排还是整片房屋中不向阳的一排。当时，是“牛鬼蛇神”最集中的一块地方。
我家西邻和对面几家大多是工人家庭，面对我们这几户有“严重问题”的住户，形成了鲜明的“监督改造”的氛围。
从被逼搬家开始，母亲就忙碌着、适应着，她平静的面容看起来宠辱不惊，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暗暗地为父亲担心。环境和邻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可谓冰火两重天。住山西路55号时，母亲跟前院孙立民的大嗓门丈母娘不错，她也是乡下人，说一口南方话。母亲跟二楼邹明的夫人李牧歌关系也很好。
李阿姨曾跟母亲建议：“你女儿考上大学了，你给她做件好一点的衣裳吧！”
于是，母亲给我二姐做了一身毛料衣服。在大院，她和总编辑李麦的夫人小文妈、石坚的夫人雪花妈，还有画家林浦的母亲小华奶奶最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