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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的人好像瘫痪了似的站立着。血洒街石，汇成一摊。有人歇斯底里地呼唤急诊医生。这有何用？拉雅娜已命丧黄泉。这位夜女皇被“罢黜”了。
尤丽雅气愤地离开了火车站。此前她曾给姐姐打电话，但无人接。兴许是拉雅娜把她来汉堡的事忘了。但她判断，这绝不可能，是不可想像的！但愿什么也没发生。在来汉堡的旅途中她是何等开心，独自哼唱着小曲，带着一大堆的计划和梦想来了。她拎着两只大箱子呼哧呼哧地喘气，朝名叫格罗肯吉塞瓦的出租车站走去，远近都看不见有帮扛箱子的人，也不敢贸然向路人乞求帮助。出租车司机根本没有想到下车来帮她安放行李，认为行李箱是开着的，于是，尤丽雅自己使劲儿把箱子提起放入，关住箱盖，比平时用力要猛。“到海伦大街。”
司机唧唧咕咕：“上红灯区——您有一条特殊的路线吗？”
“没有，”尤丽雅以贵妇人的冷淡口吻说道，“您就开车吧。”
司机的邻座上还有烤鸡的残留物，剩下的骨头，鸡皮，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尤丽雅很难受，遂旋下窗玻璃。司机不乐意，唧咕道：“穿堂风，难道您和我要把后颈窝冻僵吗？”
尤丽雅不予理会，车窗依旧开着。其实气味也不过如此，但她就是要犟一犟——尤丽雅满意地笑了。
蓝色闪光在潮湿的石砌街面上闪动，不到十分钟，海伦大街就群集着警察和救护人员了。急救医生以一种职业口吻断定拉雅娜已死，救护组人员把刺穿的尸体用布单盖上。一辆灰色运尸车慢慢驶过来，只能用人步行的速度靠拢，因为房前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拉雅娜的惨死叫人毛骨悚然。大众媒体也派遣出类拔萃的人员赶来，这些人热衷于寻找事件的目击者，热衷于拍照。简言之，这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场面，越是想整饬混乱，就越是强化了人们那命中注定的危险观念。
男女记者们在那些看见和听见坠楼死亡事件的人们那里碰了壁。人们沉默，附近警署的那位警官先生也无计可施，因为在圣保利有一条铁的法则：你不应告发别人。
“你们听见她同谁吵架了吗？”警官问。
“是的，不过很快就过去了。”丰满的罗莎丽说。
“她坠落下来，房间里一下子就没有人了。”“金短褂”做了补充。
“凶手的模样，您不是很清楚吧？”
“高个儿，黑黑的。”“金短褂”说——她的大名叫伊莎·施潘格尔。
“留胡子，大髭须，”罗莎丽补充，“噢，还戴着礼帽。”
“唔，我倒是看到了一点儿！”爱尔娜·哈姆丝嚷嚷，她是领养老金的老妪，住在希尔歇遗孀的房子里。警官像被一只毒蜘蛛蜇了一下似的转过身来。
“您看见了什么？”
“瞧见她一下子悬在围栏上了，”老太太说，“我八十二岁了，可要说眼力，我比谁都眼尖。”
警官点头，却大失所望。本来他是想赐给她一支香烟的。
“我们当中没有人瞅见是谁把她推下来的。”罗莎丽插话，像在发誓，“也许根本没有谁！也许是她自己摔下来的！”
“不，不，不，”这时大家都听到爱尔娜·哈姆丝叫的声音，“那人上去把她推下来，立即就逃了。这有点儿像放广告短片一样，根本发觉不了什么，实在太快了。”
警官把笔记本塞进口袋。
“满意吗，警官先生？”“金短褂”同情地问。
“不，”警官答道，“我无法满意。反正凶犯逃掉了。”
罗伯特面无血色，坐在阶梯上，目光呆滞。苏加尔立在他身后，机械地抚摸着他的后背。旁边两米处，两个感到恶心的急救人员在烧电焊，把死者遗体下面的三根百合花形铸铁割断。那位警官毛腰越过封锁用的障碍物，这时两臂交叉于胸前，挺立在罗伯特面前。
“他什么也不知道，警官先生。”苏加尔快人快语。
“这话他不能自己对我说吗？”
“他两腿发软，您自己瞧嘛，他被吓坏了。”
“他要是什么也没看见，那又是什么把他吓成这个样子呢？”警官坚持凑近罗伯特，想直接察言观色。“在圣保利，我们可以叫某人难受，也可以叫他轻松。请别忘了，克朗佐夫先生。”
罗伯特毫无反应。警官转身，颇为失望。
急救人员终于把铁杆割断了。两个同事过来帮忙，防止拉雅娜遗体掉下来。他们小心翼翼将遗体从栏杆上抬下，又移至棺材里。两名安葬人员盖上棺盖。罗伯特想跟着警官过去看，被苏加尔的铁掌挡了回来。
“在这个城区，告发别人是最危险的事。你不可检举任何人。”他低声说。
罗伯特迷惘，摇头道：“可这是凶杀，苏加尔。残酷的凶杀啊。”
苏加尔的手指轻搔罗伯特的肩膀。
“您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否则您就等于寻死，懂吗？”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恳求。
围坐在菲舍尔家餐桌边的人都是汉堡的名流。IEG公司的上层人物，银行家施密特·韦贝尔，负责建设的市府委员以及他们的夫人。
“加鲑鱼块的面条味道美不可言，夫人。”市府委员说。
“现在，漂亮的德语管面条叫‘软膏’，市府委员先生，”蕾吉娜·菲舍尔笑道，“面条过时啦。”
宾客欢笑，相互祝酒。桌边还剩下一个座位空着。
“我希望施密特·韦贝尔先生的谈话不要太长。”风情万种的女主人关照说，“否则他的面条就凉了。”
这位银行家一分钟之前被小保姆叫出去接电话，电话机在走廊里。
“您在什么地方打电话？”施密特·韦贝尔在电话里问，他有些担心。
“别担心，这手机没法窃听。您不是急于想知道情况嘛。”淡黄头发的男子微笑着，一面驾着吉普车驶过一条黑暗的马路。
“那舞女死无对证。”
“可是见证人呢？见证人做过供述吗？”
“根本没有必要问，”凶手笑道，“倒是有一个见证人，他认出凶手是马克斯哩。”
他关上了手机，接着把假发套扔到垃圾箱里，地点在古多夫旅店附近的A24高速公路停车场，此地靠近当年民主德国的边境。至于那假发套么，是马克斯的理发师按照马克斯的发型仿造的。
小保姆通知菲舍尔，说施密特·韦贝尔想同他单独谈谈，时间很短。他于是来到外面花园里。银行家喜欢开门见山。
“有人把那个舞女从窗户扔下去了。”
律师似乎一时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拉雅娜——她死啦？”他茫然不知所措，喃喃自语。
“请您自制，最亲爱的。”施密特·韦贝尔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谁——谁干的？”曼弗雷德·菲舍尔结结巴巴。
“警察猜测，是舞女的情人，老格拉夫之子马克斯。”
施密特·韦贝尔志得意满。拉格夫是圣保利惟一能给他们俩制造麻烦的人，但这种局面随着这次事件就不会再有了。
方寸大乱的菲舍尔拖着沉重的步履，尾随施密特·韦贝尔回到餐室。
银行家假惺惺地叹息：“圣保利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但总是有某些人搞对抗，想顶住警方不让弄个水落石出。圣保利每个角落都躲着毒贩、吸毒者和刑事犯，可法官们戴着丝绒手套，对这些人手下留情。”
“政治家们坐视不管，他们并非爱自由，而是敲诈勒索。”蕾吉娜插话，“这是在损害我们纳税人啊。”
“蕾吉娜！”菲舍尔坐在桌子顶头，面容惨白，对老婆呵斥。那位市府委员微微一笑，再度举杯。
“别这样，别这样，”他说道，“在某些方面您的夫人说得有理。而且，她的说话方式叫人耳目一新呢！”他向蕾吉娜祝酒，显得彬彬有礼。“我的那个派别将支持IEG公司，请您放心。它在圣保利会搞出点名堂来的！”
小保姆端上饭后甜食。曼弗雷德·菲舍尔端着甜食悄悄走到一边，看样子他胃部严重不适，败了胃口。
护士小姐给鲁迪·克朗佐夫背后塞了一个枕头。然后，她打开便携式小型电视机，并且给他端来晚餐。
鲁迪·克朗佐夫的各项肝指标这时已接近正常值，更确切地说，有人对这位“圣保利大人物”进行袭击而没有得逞。这家医院的领导把他当成亲密的病友加以处治，利用这一段时间——鲁迪不大安心住院——给他滋补营养。鲁迪的状态渐渐好转，渴盼着出院的日子。不料此刻，女记者奥尔嘉·德米琦恰好在电视里说：
“当舞女从三层楼上跌落时，身体被围栏的铁条刺穿了。夜女皇——她在圣保利的雅号——当场就死了。”
鲁迪·克朗佐夫发出浩叹。晚餐托盘一下子落到地毡上。托盘里装着塞尔维拉香肠，荷兰爱达姆的干酪片，涂人造奶油的黑面包，用芹菜点缀的番茄片。正欲离开病房的护士小姐猛然转头，惊惶不已，按急救键。
在运走拉雅娜的尸体后，海伦大街上仍旧是混乱一片。起先，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温柔的黑发小姐。她乘出租车而来，这时拎着两只皮箱立在马路上。尤丽雅·莱茵宁格迷茫地朝四周张望。
罗伯特·克朗佐夫首先发现她。他陡然想起拉雅娜当晚要去火车站接妹妹的。这大概就是她妹妹吧？他神色悒郁，向她走过去。
“您是莱茵宁格小姐？”
“是的。”尤丽雅回答。她有一对美丽而忧郁的大眼睛。
他们身边的运尸车已经启动。
“您想看望姐姐？”罗伯特问。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知道她应离开这里，离开这条街，离开运尸车。
“她在哪儿？她本该去接我的。”
“请您先进屋吧。”罗伯特说，帮她提箱子。
“您是谁？”尤丽雅问。
“这幢房子是我父亲的。进去吧。”罗伯特边说边挪步往回走。
“出了什么事？”尤丽雅·莱茵宁格的声音陡然哆嗦起来，“我姐姐一切都好吗？”
一个摄影记者站在他们身边，听到“姐姐”这个字眼就立即关注起来。
悬崖边上（二）
“请进去吧。”罗伯特再三敦促。
她胆怯而焦虑，尾随罗伯特进了“蓝香蕉”。那个警官把刚才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故而也凑到他们中间去了。
蕾吉娜在卧室里迈着舞蹈似的轻快步子，围着丈夫走来走去。丈夫慢慢地脱掉黑色西服。
“对今晚满意吗？是否感到亲切？”她柔声问。
外面，暴风雨肆虐，大雨击窗。
“拉雅娜死了。”曼弗雷德·菲舍尔瓮声瓮气地说。
“什么？噢，不！”
“今晚有人把她从窗户扔下去了。”
“噢，上帝！”蕾吉娜喘息着，倚在卧室的大橱上。
“上帝与此无关。是凶杀。”
“别说啦！”她乞求道。
“残酷的凶杀！”
“我要喝点酒。”蕾吉娜·菲舍尔呻吟。
丈夫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