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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你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而已。为什么不做一个温柔的让人刻骨铭心的过客呢？为什么要做一个让人不自在的过客呢？你想向他要什么？天长地久？金玉良缘？不，我不想要这些，我说过我的生活在远方，我怎么能去想这种没出息的事情呢？但我到底还是烦闷起来，我在温暖的水雾中蹲下去，我开始讨厌自己。我问自己，你拿起这个，又想起那个，拿起那个，又放不下这个，你到底想要些什么呢？
阿原在那边大声催促起来。小西，你不会在里边睡着了吧？
我抹掉镜子上的水雾，镜子里的我肋骨毕现，肩胛骨高高翘起。我比秋天以前在家里时更瘦了，我甚至比刚进浴室的时候更瘦了。我在瞬间消瘦得厉害。别问他，什么也别问他，就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吧。我提醒着自己，轻飘飘地走进卧室。
阿原已经躺在了床上，他掀开被子向我伸出一条胳膊。略略停顿一下，我摔掉睡衣，跳水似的将自己掷到床上。我说阿原，当你老了，你回想你这一生中的女人们，是否认为我最可爱？阿原说不用等到那一天，现在就可以这么说。我说不，一定要等到那一天。阿原说就算等到那一天，那个人也一定是你。我突然粗暴起来：放屁，到那时，别说是我，你连自己是什么鬼样子都想不起来了。
这天晚上，我的疯狂超过了所有的晚上。我变得爱挑战起来，我抓他，咬他，把他掀翻在地，豹子般啃着他的后背。我气喘吁吁，不要歇息，也不要阿原有丝毫松懈。我变得贪得无厌，没有廉耻。最后，我们双双像沙滩上的鱼儿似的，趴在床上气若游丝。
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一件粉红的缎质睡衣，闲闲地挂在衣柜里，我对它说这有什么呢？我根本不在乎你，我只在乎我自己。我一开口，它就软软地瘫了下去，消失了。
早上醒来，我想起了这个梦，不由轻轻笑了一下。阿原问笑什么呢？我说我赶跑了一个东西。
老说些没头没脑的话，越来越像康赛了！
阿原起得很早。我要跟他一起出去。阿原打着哈欠说其实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我说我要回陶乐，那里有我的工作等着我去干。其实我是怕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忍不住去重新打开那些衣柜。有几个衣柜还没有打开过，我害怕那里面全是女人的衣物。我有理由这么怀疑，因为，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我看见了一张照片，是阿原和一个女人的合影。
阿原坚持要送我，可我宁愿坐完汽车再走着回去。我的脑子有点乱糟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双红拖鞋而引起的。我原以为身体的疯狂可以冲淡这种感觉，事实证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难道我是在吃醋吗？我不愿承认，我一贯认为吃醋是一种很无聊的行为。要么打败她，要么甘拜下风，有什么必要恨恨地吃醋呢？但是，我的脑子里还是有点乱糟糟的。
正是上班时间，大街上的自行车流浩浩荡荡整整齐齐，仿佛大家约好了去奔赴一个约会。公共汽车也装得满满当当的，精神抖擞地冲过来冲过去，似乎一夜之间洗去了所有的疲乏和无奈。人人都有一股初生牛犊、冲锋陷阵的气势。走在这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里，红拖鞋的故事慢慢淡去，仿佛是新鲜的空气渐渐地冲走了隔夜的宿味。我终于被挤下了人行道，像我这样身份不明、脚步不紧不慢的人只配挤出人行道。在店铺招牌底下，在马路边上，一个人默默独行。这样的早晨是最能伤害我的。所有的人，甚至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向我示威，它们整齐有序，步调一致，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一起向我这个逃学生似的孩子冲过来。我只有瑟缩在马路边、店铺旁，低眉顺眼，心事重重，脚步零碎。我一边跌跌撞撞躲躲闪闪，一边幽幽地想：没有谁知道这个姑娘叫小西，没有谁会朝小西看上一眼，没有谁知道小西此时正在想什么。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和我一样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的人。那是个裹着绒布头巾、手提家常布袋、身穿大棉袄的老妇人。我还注意到她穿了一双手工的棉鞋。这让我猛然想起我的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妈，她也是这样提着家常布袋，脚穿自己纳就的老棉鞋，走在街上像一只四平八稳的老猫。只是老妈是不包头巾的，她戴一顶绒线帽，绛红色的，花白的头发从帽檐底倔犟地支楞出来，脑袋看上去就像一只绛红色的毛边大绒球。她的颧骨上总是有两抹根深蒂固的紫红，嘴唇又青又紫，这是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人的面容。这样的面容再加上那顶绛红色的小帽，她的脸看上去拉拉杂杂地红得一塌糊涂。老妈怎么样了呢？
我控制着自己的脚步，不远不近地跟在那个老妇人的背后走着。她拐进了一个副食商店。我看见她踌躇了许久，买了一小包佐料后，才慢慢走了出来，犹豫了一下，又往刚才来的方向走了。一大早出来就为买一包小小的佐料，也是个寂寞无奈的老人。说不定像我的老妈一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一套陈旧不堪的房子里，一夜一夜地睡不好觉，清早起来，无处可去，又不好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闲逛，搜索枯肠，才想起可以去买一小包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上街的理由，又不至于太浪费。我看了一下，那包佐料才三角二分钱。我想起老妈也曾做过这样的傻事，为了买一小卷灰色的棉线走完了三条街，其实那种线在楼下的小杂货店里就有卖。我相信她是知道的，她跟杂货店的老板娘好得像一对老姐妹，动不动就扎进店里，叽叽哝哝地聊个没完，她怎么会不知道那里就有她要买的棉线呢。她满脸挑剔地这家商店进那家商店出，不是嫌那线是尼龙的就是嫌那颜色不对，她走得越远就越坚信自己真的是在寻找那卷也许并不存在的棉线。好几次，她的吹毛求疵的态度惹恼了人家营业员，只得悻悻地走进下一家商店。最后，她终于走完了三条主要的街道，气喘吁吁地回到了楼下的杂货店，她对老板娘大声抱怨：现在的商店有什么好呀，要那没有要这没有，连一卷棉线都找不出来，真不如您这小杂货店，要什么有什么。她终于拿着她的灰色棉线心满意足地上楼了。
离家这么长时间了，该给老妈写封信了。我拐了个弯径直去了邮局，坐下来后又不知该写些什么，写我找到了陶乐？写我遭遇了阿原？我相信这都不是她爱听的。想来想去只好给她画了一幅画，我画了我自己，我在画上穿着新买的漂亮时髦的衣服，新的皮鞋闪闪发亮。我还长胖了，小脸鼓得圆圆的。然后我斟酌再三，吝啬地给了她六个字：一切都好勿念。落款的地址我写上了阿原的公司，如果没有地址，那是比不给她写信还要糟糕的。她一定会认为我连个安身之地也没有，怎么谈得上“一切都好”呢？付钱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双红拖鞋，事实上并非一切都好啊。
接近中午，我才拖着酸乏的两腿回到陶乐，顾不上看看我的那篇巨著，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困倦地睡了过去。
接下来好几天，阿原都没有回到陶乐来了，我也没去找他。这似乎已经成了习惯，只等他来找我，我从不主动去找他。而且，我现在有了《来去如风》了，我的时间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富余了。
一天，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才清晨七点多钟，阿原就抱着两个大纸箱趔趄着闯了进来。一个纸箱装满了奶粉，一个纸箱装满了各式主食。打开摩托车工具箱，里面又是点心和精致的速食。我说阿原，这些够我过好长一段时间了。阿原说也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我也想来陶乐隐居一段时间，陪陪你，我快要出远门了。一听说出远门，我总是很来劲，我说你要去哪儿？我可以跟着去吗？阿原说生意上的事情，你有什么好去的。
阿原似乎心情欠佳，闷闷地坐着。我说阿原，你今天不高兴？
是有点。
能不能告诉我为了什么？
不必。
啊，很好。我重又闭上眼睛。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到要和另一个人在一起，这是另一个人的荣幸。我耐心地等待着阿原的心情慢慢好起来。
像天一样高
姚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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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整个乌市有多少家经营乳制品的公司你知道吗？有五百多家，我的公司在里面能占第几你知道吗？四百多名，现在，有一个机会，我想与一家排名在十名以前的公司联合。这样，新公司的名次可以一下拉升到前五名，而且以后还会更靠前，新公司的目标就是走向垄断经营，垄断整个新疆甚至整个大西北的乳制品市场。你说这样可以吗？
嗨，有这种机会你还来问我？换上是我，千方百计给它搞定。
可是，联合是有代价的。
像电影里那样，你必须与那个大公司老板的女儿结婚吗？
差不多，但不是女儿，是老板，女老板。
我说不出话来了。我不知道一位精明强干的女老板是什么样子，我想了又想，始终没有办法让她成形，我缺乏这方面的概念。总之，我想，那是个十分了得的女人，不然，为什么男人们会望着她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去呢？我还想到了那双红拖鞋，说不定就是女老板的。看看，他们在城里斗智斗勇，热火朝天，我们却在地里悠闲地挖着野菜，而他们还要假惺惺地来问我们：你说这样可以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为我已分不清到底谁对谁错了。我拿过指甲锉，小心地锉起指甲来。
阿原猛地吼起来：我的话你听清楚没有，我要结婚了，我要和一个大我十岁的女人结婚了。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为了什么结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自己卖了，你无动于衷吗？
那是你自己的事，你爱结不结，爱卖不卖，跟我什么相干？我算你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对你的生活发表意见？我慢条斯理地说。
你说真的？阿原神色严峻地问。
你这样问我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替我想一想？你一边跟我胡来，一边还质问我：我跟那个女人结婚，你无动于衷吗？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如果我说我想杀了她，或者就杀了你，你相信吗？
杀了她我也不会跟你结婚的，看你那个没大没小的样子。
谁要跟你结婚，别臭美了。虚伪的东西，明明早就决定了的事情，还跑来假惺惺地问我，还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来问我。你以为你有资格痛苦吗？她大你十岁又怎么样？要卑鄙就要卑鄙得纯正，要敢于对所有人大声说，你爱她，爱她满脸的皱纹，爱她慈爱的眼神，还有她的全部产业。
我的嚷嚷还没结束，阿原一骨碌爬起来，冲了出去。我听见摩托车发动的声音。阿原走了。
去你妈的。我气愤地扔掉了指甲锉。
其实我并不像我表现的那样生气。我真的不生气，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非常理解阿原所做的一切。他不可能跟我和康赛一样，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每天都上演着各种滑稽戏。既然阿原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