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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 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
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不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
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人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
“克里姆林宫夫人” 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
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诌媚和不讲分寸。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
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
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大厅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
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
“你的位置在那儿…… 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离开“上流社会” 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
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
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
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
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了望塔
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
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
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
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
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
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
“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
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
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
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
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又是如此地难以割舍。由此
我想到，对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说来，告别老阿尔巴特街是一场怎样的人间悲剧。
在加里宁大街上刚刚出现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时，莫斯科人将其称之为“莫斯科
的假牙”。此时我听到约瑟夫·科布宗演唱关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歌曲，便思念起青
春年少时的那个城市，思念起老莫斯科，歌词是：你是我心爱的老阿尔巴特，绝无
仅有的老阿尔巴特，无论我走到哪里，你的风儿永远把我跟随。
起初我们选择路线都是兴之所至。往车上一坐，随便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下
车走走。周围的一切都流进我们的心田，勾起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可是我们也想了
解自己要在其中生活的今日莫斯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选择路线时要按照莫斯
科形成的世纪来了解她。先是14－16世纪的莫斯科，然后是17～18世纪的莫斯科，
以此类推。通常都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近结识的、对旧莫斯科了如指掌的历史
学家陪同。
然后开始去莫斯科郊区。我们到了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莫斯
科河沿岸的景色。科洛缅斯科耶过去也曾听说，然而亲眼所见，却使我们赞叹不已，
并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升天教堂高高耸立，直达云霄，直达上苍！
我们也利用新的机会来满足自己久已有之的对戏剧的癖好。过去到莫斯科都是
来去匆匆，但也尽量多看一些剧目。按老习惯去了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
剧院。我们喜欢上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塔甘卡剧
院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反的世界》令人难忘。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了
由瓦西里耶夫、马克西莫娃、利耶帕等人演出的《斯巴达克》。
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就尽量去观剧，仿佛是要检验一下早年留下的印象。
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
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开始经常去大剧院。
当然还有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音乐学院大礼堂。
我把这几行文字重新读了一遍，不禁感到惊奇：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于
时代、事件和人，它首先把其中美好的部分储存下来，哪怕这部分很小。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
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
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
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
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
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 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
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
“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
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
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
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泅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
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 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
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
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
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
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
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
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
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 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
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
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
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
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
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
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
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
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
留下他和我“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
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
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
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
“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
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
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
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
进行监督。”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
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 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
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
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囔囔，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
有人在使坏。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
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
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
很可能是觊觎“王位” 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
知道。因此他要求介人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
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