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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从事的财政人民委员工作的兴趣要大得多。总的说来，老革命家不大把“书记”
职务放在眼里。“人民委员” 听起来要有分量得多。
1921年三位书记全成了反对派，况且作为“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又很不中用。
因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将名气不那么大、却很愿意做机关工作的维·
米·莫洛托夫、维·米·米哈伊洛夫、叶·米·雅罗夫斯拉夫斯基选为书记。他们
也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却没有一位进入政治局。
很快就明白过来，应当设法提高书记处的威信并且整顿整个党的机关的秩序。
这时就产生了将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派到书记处去的想法。在此之前，他是惟一的
“双料人民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因此，为了让他不
感到委屈，新的职务没有简单地叫做“中央书记”或者“第一书记”。1922年4月3
日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过了不到九个月，列宁于1922年12月25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
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向世人表明，什么叫做将机关、主要是干部、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职务
的任命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开始对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决议的形成施加影
响，因为决议都是在书记处内部起草的。换言之，书记处渐渐从向政治局提供组织
和技术帮助的辅助性机构变为政治领导的执行机构。
软弱的加米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和李可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对权力机构的影响在
降低。与此相反，与地区的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书记处的作用得到加强。斯大
林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错，他将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并在他们的帮助
下挫败了对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
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
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地区的常委会和全体
会议上，如今不仅决定政治问题，还决定纯经济的问题。
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
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
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
柯西金并不是个天真的人。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委员会机关内开始对应所有国
民经济问题成立权力不小的各个部时，柯西金曾试图反对。却无功而返。这些部还
是成立了，而且发展到了中央委员会中设立“有机硅生产处” 的地步。这些机构并
不对工作结果直接负责，却对各部和各企业进行严密的监视，处处插手，往往是制
造出新的障碍。与此相对应，部长会议办公厅内也成立了分管大部门的机构。新的
部委层出不穷。
按照宪法的逻辑，应当是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
策和贯彻法律。好像是个民主的方案。但因为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
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
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
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恢复
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二十三大上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
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
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
“共同协定” 来维持。
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
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
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 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人膏盲、谈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
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
与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协定”。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
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
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
会议。
数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
律的规定。
斯大林宪法中曾提到党是劳动人民一切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
核心。但这个提法在宪法条文中显得孤零零的，放在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被认为是一般的宣言，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准则。直到勃列日涅夫宪法中才出现
第六条，将苏共的“政治体制核心”地位固定下来。这是试图使之具有符合法律的
假象，试图以宪法准则来阐明国内的现实情况。
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党的最高机构内部的力量重新配置已基本结束。如上所
述，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是参与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几个集团之间
妥协的结果。原以为勃列日涅夫是个威望不十分高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摆
布。但是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他借助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
位，实际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大概是善于对敌手实行分化瓦解，煽起其相互之间对夺权
的猜疑，保留自己的总仲裁人和总调停人的作用。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
个品质：爱记仇。谁要是对他不忠，他都决不放过，但同时又具有等待时机撤换不
中意者的本事。从不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
最终将不中意者逐出领导班子。
1977年撤掉波德戈尔内，1980年年底撤掉柯西金，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大权
独揽。命运的作弄就在于那已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丧失工作能力之后的事情；他的权
力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回忆，总书记的病情在70年代初开始加重。脑血管硬化和滥
用镇静药起了致命的作用，使人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原
先不但精力较为充沛，而且较为民主，并不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讨论，政治
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甚至还有过辩论。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论已无从说起，
就更不用说他作自我批评了。
看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总体健康和智力状况，应当提出他退下来的问题。从
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
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
破坏稳定。总之，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已是行将就木。
记得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主持人“短路” 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
家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会后我对安德
罗波夫讲了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将原先对我讲的话又重复了一
遍，“应当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
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想勃列日涅夫离职。日见衰弱的总书
记使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感到十分快意，也使总理、部长们感到
快意，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
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
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
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
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
座次。绝非戏言！
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需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勃
列日涅夫的右手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古洪诺夫。苏斯
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
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
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桌子很大，勃列日涅夫在同那一侧、例如同苏斯洛夫商量问题
时，他的吐字发音我们这些坐在另一侧末尾的人就很难听清和听懂。
坐在契尔年科旁边也有某些不便之处。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
匆匆忙忙地翻弄着公文：
“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得给您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
掉……”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
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有时我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是否如此，大家
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
目睹这一幕幕“宫廷游戏”，我渐渐明白，惟一可以使我不致身陷其中、不致
跌入这样的阴谋的救星，就是我为之献身、为之负起个人责任的事业。因此我尽力
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对农业政策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思考上面。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
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
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
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
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
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
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
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
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
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
“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
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
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 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