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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个星期我没法上班，脸上五颜六色的，紫的、黄的、绿的。像我们在急诊室里处理的那些脸蛋。面对这样的脸蛋我们只能耸耸肩，在记录表上慢慢地写上意见。可能家暴。可能是家庭暴力。为别的女人做这样的记录时，我总感到头昏目眩，手脚发软。我应该清楚。
“躲避爸爸，我们在躲避爸爸。你很清楚。你知道，他伤害我。你看我的脸。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爸爸打了我，宝贝儿。他确实伤害了我。不只是一次，远远不止一次。
你是清楚的。你看到过我的样子。你看到过我被他打成什么样子。许多次了。最近一次很厉害。真的，实在太厉害了。”
这时，他突然起身看我，睁大了黑眼睛，满脸通红。我缩了缩身子，但看到他脸上泪干时留下的五花脸时，又想向他伸出手去。
“没有，他没有。你说过，他没有。我听到你告诉上班的人，说你是摔成那样的。你还告诉过格雷斯姨。还有外婆。你说，你是摔成那样的。还有，是因为病了。诸如此类。我听到你打电话这么说的。”
“宝贝儿。”我说，那是他小娃娃时的称呼，“黑羊宝贝儿”压缩成了“宝贝儿”，其中满载着我的爱。我伸出手，但他缩了回去，蜷起身，转开去，耸起的肩膀，像鱼鳍，像刀片，像一堵墙。多少回，在夜间，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听着击打肉体的声响、肩撞墙壁的声响、争吵声。争吵的起因是晚饭、失礼、通奸、出门去多尼公园、洗车液、没有了垃圾袋、没有了燕麦面包、芥末种类买错了。
“我那是撒谎。”我说，“我撒谎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感到难为情。而且我害怕。我害怕你爸爸。”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现在还怕他。”
他抽泣得很厉害，他、我，还有床，全在颤抖。床就像帆布床，不坚固，不如家里的那张高架床。家里的高架床下是写字台和电脑，记事板上贴着美国节日表。要是我在外面找张美国节日表贴到墙上，是不是太危险？外面是不是有人早已在找我们？找一个在七月里买美国节日表的女人？这一年已过去一半。三十八年了，她已度过了半世人生，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包扎和掩饰伤口，但从未治愈伤口。我以前只希望做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和母亲，现在只希望能平平常常地离婚。离婚是一件既悲惨又让人羞愧的事，孩子会在为了抚养费而起的争吵中背着露营包，从这家流浪到那家。而我连离婚也做不到。“你什么地方也不准去，弗兰。”博比不止一次这样说。他说得出就做得到。
“妈咪，我们为什么不回家？”罗伯特哭着，转过身，向我伸出手。我不知道他伤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他熟悉的房间，失去了他少年棒球联合会的球队，失去了他在幼儿园里结交的朋友安东尼，失去了他奶奶星期日下午为他做的肉汁、他熟悉的老学校、街道、公园、汽车，还有他亲爱的父亲。或者说，他是否希望得到别的东西，得到那些具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从未成功地使他得到安全感，我逃跑就是想努力为他找到安全感。也为我自己。
“我知道，宝贝儿。”我说，将他抱在怀里，将他温暖的身体紧贴着自己。我用手捋着他的头发。我哭了。“我爱你，宝贝儿。非常爱你。你是最好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他见到了本尼，一切如故。之后，我没再提起此事。我必须让他逐渐适应新城镇、新学校和新朋友。
不再发生意外了。不必再假装是意外事故了。对他父亲的行为，你自己往往都难以相信，又怎么告诉你儿子呢？有时，我会回想起博比将我推向墙壁或在车里突然反手打我的情景。有时我又觉得自己一定夸张了，博比就希望我这么想。但我再次尝到了口中的血腥味，知道事实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我甚至开始用一种软牙刷，这样就不必像以前那样常常感到血腥味了。对一个爱爸爸的孩子，你怎能对他说这些呢？
到达佛罗里达两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吻了吻罗伯特，跟他道晚安。他向上伸出手，碰碰我的脸。旧棉被单盖至他的下巴处，空调给闷热潮湿的空气带来轻微的凉意和霉味。
他头发长了，盖住一只黑眼睛。借着小窗口透进的昏暗光线，他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博比，但这是个我始终爱着的博比，一个温柔的、带着稚气的博比。我吻了吻他的前额，将他的头发向后捋去？这一次他没有挺直身子，也没有逃开，而是笑了笑。
“你的脸现在看起来好多了。”他说，“我们找个时间去看场电影好吗？”
我走进浴室，这是公寓里唯一有镜子的地方。我想这并非是出于偶然。到这个特殊地方来的住户都不愿照镜子，不愿看到青紫、红肿、伤疤、眼中的悲哀和羞辱。小时候，趁格雷斯在房里小睡，我曾用鞋柜垫脚，站在母亲的梳妆台前，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看。那是一面红木框镜子。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只是想看看自己，看个究竟，是谁在用淡褐色的眼睛回视着我。如果能看到自己的脸，而不只是在脸后行走，似乎会觉得自己更真实。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过去两三年中我一直避开镜子，因为脸上始终是一副警觉与空荡的表情，像伸出双手的盲人走在一条充满危险的走廊上。我自己都觉得这种表情非常陌生。
我也并非整天这副表情。在医院里就不这样，即使那里有鲜血、尖叫声、发狂的人，但在那里我不害怕。单独与罗伯特在一起也不害怕，我陪他从学校回家，或带他上电影院，那时只有我们两人。然而，其他时间我很害怕。在自己家里。与丈夫在一起。想想自己带着一张面具生活，想想作为一个人却带着那样一副神情，真是羞愧难当。我离开，就是要始终如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地活得像个人。像孩子们常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都如此。
呆在那儿是糟，而离开也是糟。我丢下了所有我爱的人。楼下收音机里在播放乡村音乐。这个地方令人憎恶，到处是矮树木和陌生人。在我们来到前，收音机的电台早已锁定。乡村音乐的好处在于，你听的时候可以流泪，可以假装是因为听了音乐而流泪。
从罗伯特的房间下来，我检查了窗锁。天天检查。窗都锁着。我在大衣柜里找到两箱衣服，女用的尺码是八号，男孩的尺码是十二号，大部分是T恤衫和牛仔服。食品柜里有用剩的糖袋、面粉袋、茶叶袋和一罐花生酱。我心想帕蒂－班克罗夫特的手下最近安排谁在这儿住过，不知那女人去了哪里，是不是她丈夫找到了她，劝她回去了，回自己家了。那里有她自己的衣橱。也许她丈夫像博比一样，也是个难以捉摸的丈夫，他死死抓住幸福家庭这个概念不放，即使已被他——用双手、言语、深色的双眼——毁了也在所不惜。“我要离开你，博比。”一次，在他抓过我的头发后，我这么说。又有一次，他将我推倒在地后，我再次对他这么说。
“不，不行，弗兰。”他说，毫无余地。罗伯特有时也如此。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一次在集市上，我没让罗伯特买一种游戏卡，他便将我一把推开，用力很猛，从那双小手上我感到了他父亲那双大手的影响。在坐车回家的路上，罗伯特说，对不起。而博比也常说，对不起。
软百叶帘紧闭着。邻居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夜魔。要么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也许这座公寓里所有小住的女人都紧闭百叶窗。
我已将装有全家合影的信封塞进曼哈顿一个街角的邮箱，信是寄给格雷斯的。里面还夹了一张草草的便条：“别担心。我们会很好的。”她现在一定已收到了。我站在小厨房里，脑中想起了她的电话号码，似乎我仍被锁在某处的地下室里，只是这一次我将永远留在这里，孑然一身。我感到很孤单，因此即使此时向窗外望去，看到四周漆黑一片，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儿子在楼上睡觉，脸上带着宁静，嘴角露出安详，这正是我曾经希望的。我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这能成为我留给他的遗产。为了使他得到这样的遗产，我准备每天都忍受下去。我一只手从盒子里抓陈腐的食品吃，另一只手抚摸着脸。不管还有没有青紫块，骨头深处依然疼痛，只有手指才能触摸到痛处。这时我心中想，要是那个晚上我没去那家布鲁克林酒吧，就不会有目前的处境。当时，自己只是个孩子，对男人、婚姻、耻辱、痛苦这些方面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如果这样，我也就没有了罗伯特。而罗伯特是我的所有，是我的命根子。
第 三 章
我没开启新生活，是新生活启动了我。我收到一封信，信里告诉我说，罗伯特已人了当地的小学，上5一C班，第一天需用二号铅笔，还有活页本。
我们一起步行，穿过单调、沉闷的莱克普拉塔街道，来到小学前，停下来看着学校大楼。我与罗伯特谈话时，我称这所学校为他的学校，但在我俩眼里，它非常陌生。学校的房屋是陌生的，植物及矮树也是陌生的，因此，除我们自己以外，没有一样东西会使我们联想起以前的生活。站在学校对面的街上时，罗伯特甚至还握住了我的手。学校离我们公寓有十分钟远，是一幢低矮的灰泥建筑——米色的灰泥与红色的顶瓦，四个角上种着低矮的棕榈树。我内心称它是庄园式的公校。快餐式公校，从幼儿班到六年级。我给校长办公室去电话时，秘书说已收到罗伯特原来学校寄去的材料。我最好别问那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他以前是不是个好学生。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医院就告诉过我们，她手下有人能伪造文件资料。职业史、学校成绩、护照，都可以伪造。“再具体的事就无法说了。”她说。
开学前几天，罗伯特拿出他那黑白色大理石花纹的作文本，坐在小餐桌旁。
小餐桌成一定角度，放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在“姓名”小方块里写上“罗伯特·克伦肖”。我曾逼他抄写了满满一页的“罗伯特·克伦肖”，直到我意识到这像是一种惩罚才停止？这简直与我和格雷斯小时候那些修女罚我们抄写一百遍“我以后上课不再讲话”没什么两样。但他太听话了：我有时想，罗伯特太乖，叫他上床，他就上床：我常让他破常规睡晚些，陪陪我，以减轻四壁给我的压迫感，减轻飞蛾扑打玻璃时发出的嗡嗡声。我看得出，他以为只要听话，我就会带他回家。也许这就是他一直保持做个安静干净的孩子的原因？也许他想，如果他听话，他父亲就不会再打我。
“有点不适应，对不，宝贝儿？”我从他宿舍望去。“新学校，新朋友。还有姓名，以及有关你生平等一切编造的内容。但愿我能有其他办法。但是，对不起，我没有。”
罗伯特将作文本默默地放进新书包。学习用品、背包、新的马球衫：塞在我皮包底部的那小卷钱变小了。孩子与我仿佛在演一个虚构的电视剧。一切都让人觉得不真实。
我走进厨房，倒了杯水，在厨房里呆了一会儿，竭力想自己是否能挺得住：电话就在墙上。格雷斯会在晚饭前准备好机票，在坦帕等着我。要不是我绊了一下，我真不知自己会于出什么事来。可当时，杯子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