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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哪儿？”他又问了一遍，语气更加迫切。那妇人没理他，不露声色地岔开了他的问话，这在她似乎早就习以为常。“车后部有我为你们准备的快餐，挺不错的。”她快乐地说。
她一一那个妇人一一很善良，不过，她足足用了三个小时大谈特谈她养的那些表演犬一一威尔士矮腿犬，就是英国女王拥有的那种犬。她很紧张，但她早已为罗伯特买了一些果汁、饼干，还有一只苹果，谢天谢地，也给我准备了一水瓶的咖啡。罗伯特一路上晕了两次车。他在公路路肩处呕吐起来，我揉擦着他的肩胛骨间的穴道，而那个养犬妇人却对我们喊：“快点，快点！”
罗伯特又一次睡着了。妇人给我讲了与我的新姓名相仿的伪造生平，往我脑子里灌满了杜撰出来的我和大罗伯特。克伦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生活情况，说我分居的丈夫大罗伯特。克伦肖是个会计。“你是怎么开始干这活的？”
我问道，“你是怎么认识帕蒂。班克罗夫特的？”
她打开了收音机。“他们没告诉你不要谈这些吗？”她说。
“没告诉我。”
“那最好。”妇人说，“车后有盒炸面圈。这是家门钥匙。”
我不知道自己打开波伊斯蒂道七号的门时心里期盼着什么。铝合金门漆成深褐色，门上发亮的猫眼像只玻璃眼睛。只觉得很高兴：可以稳稳地站下来了，不用再颠簸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我们到哪儿了，妈？”罗伯特问道。他好像已问过不下一百遍了，可我又怎么答复他呢？到家了？他的家在布鲁克林的海湾。他的卧室铺着蓝色的地毯，又厚又软，走在上面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他的架子上和抽屉里满是他喜欢的东西：绒毛熊、带电池的机器人、塑料超人、电子游戏，他可以几个钟头坐在里面不出来，以躲避外面的吓人场面。到外面街上去，他父亲说。我内心却说，到外面厨房来，这里可以听到大嗓门、尖叫声，有时还有哭泣声。
我脑中响起了一串数字声：l53 49 515l。那是伊丽莎白？M？克伦肖的社会安全号。一千二百五十六元。那是我们俩共有的存款账户上的钱，其中一半卷塞在我皮夹底下。
还有格雷斯的电话号码。要是能与我妹妹说话，那该多好。
就像我们姑娘吋那样，就着卧室半明半暗的光线说话。街灯照在我俩的双人床上，洒下一片像黄草皮那样的金色。
街头的车轮发出轻微的声响。我对格雷斯从没隐瞒什么，至少结婚前是这样。她比我小六岁，是我母亲的、也是我的小宝贝儿，也许我更宝贝她。她不会走路那阵子，我用我曾坐过的童车推她在附近到处跑，还教她认物，唱“老麦克唐纳”，但人们对她烈焰般的鬈发评头论足，打断我们的歌唱。
她的头发跟我的一样，但比我的更亮、更狂乱。但愿能像长大后那样与格雷斯说话，躺在黑暗里，听她提问题，尽我所能给予解答。为什么修女不能结婚？你来初潮时年龄多大？一码有多少英尺，一英里有多少码？我们现在的地址是什么？我二十一岁时与博比结婚，结婚前与父母一共住过八处公寓。其中有六处我与格雷斯同住一间卧室。每次搬家都没有特别的原因。搬的地方比前一处既不好也不差，搬来搬去都在布鲁克林，而且始终是两居室公寓。我们的家就如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某个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我们穿好衣服，将睡椅、安乐椅和父亲的氧气袋装进一辆“自运”货车①，当晚就睡在几条街之外的新家了。母亲常说，挂画有什么用？父亲的喘息声与电视机的声音遥相呼应。镜子总在她的梳妆台上，靠在墙上。
搬来搬去，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给我带来多大希望。我希望有一个像家的屋子，里面有相称的家具、干净的地毯和我喜欢的色彩。我想有自己的房间，可以坐在大椅子里，脚搁在软垫凳上，眼看着四周，心中想：这就是我的家。我想三十年后能在同一间房里给自己照张相，身边有我已成年的孩子、孙子，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因此没人再会注意的烧饭的味道。这样的要求好像并不过分。与博比生活在一起时，我有过一阵子这样的渴望，我以为自己已经扎下了根。那时，有个邻居曾替我保留着我家的钥匙，以防我把自己锁在外面；还有一个卖肉的，他知道我喜欢买剔去骨头的肋条肉；街的尽头还有一所学校，墙上是攀墙月季，爬到了后面伸出的支撑平台上。我有了根。我知道它们扎得很深。
…
① 英语是U—luul，可读作“Y0u haul”，这是一家很大的联营公司，其最大的业务就是出租货车，供人搬家或搬货，但租者得自己驾驶。
我们一一我与我的儿子一一跨进那个逃亡者寓所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站在门口，双眼在冒火。这座公寓并不是无名无姓，它是座窄小的双联式公寓，位于佛罗里达中部，离海边有不少英里。这座公寓与我嫁给博比前住过的那些公寓一样，充塞过一批批陌生人吸烟、炸鸡、冲淋浴、晚睡早起的生活气息。这是一种临时住房，疤痕累累的不锈钢水槽不停地响着水龙头的滴水声。一走进这座公寓，我对博比。贝内代托的憎恨愈加强烈。与他在一起生活时，我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恨过他。我为已逝去的生活恨他，为我的床单和掸帚恨他，为睡椅上方的风景画和化妆室里的客人毛巾恨他。结婚时我以为告别了无根的生活，而现在却被迫重新过这种无根的生活。此时此刻，我真对他恨之入骨，假如再遇见他，我可能会像他对我一样。杀了他。
但两周后，这种感情便淡薄了。我不时想，自己该多往好的方面想。父亲不就常躺在躺椅里一边咳嗽一边这样说的吗？我曾抱怨因看管格雷斯而无法上大学，夏天无法像我的女友们一样到海边去打工。多想些好的事情吧。我的鼻子不再疼痛了。血也不流了。在我们小公寓的马蹄形院子里，走过四个门住着一家姓卡斯特罗的人家。这家人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对“双龙”六级头头是道。
我们到那儿的第三天早晨，天气格外晴朗，本尼？卡斯特罗问罗伯特：“你知道最后一步吗？”两个孩子都爱玩游戏机，因此罗伯特不是呆在楼上，便是坐在门前台阶上，与本尼并肩弯着腰，盯着闪烁的屏幕。本尼有两个姐妹，一个十二岁，一个四岁；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五岁。能自由自在，不管弟妹，不理会他们的玩具，这对他来说便是极大的快乐。所以，他现在每天来我们家，与罗伯特呆在楼上，日本武士不停地在那里相互厮杀。卡斯特罗太太只是笑笑，点点头，用一口洋泾浜英语说我人不错，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脸上那么多正在消褪的青紫块。她圆圆的脸蛋，头发往后梳成一条马尾辫，穿一件袋装T恤衫，膝盖肉陷下去，看上去好像比她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小。“是个好孩子。”她说，朝我儿子点了点头。
两个男孩有时也到室外，围绕长着小草的水泥方院做跳弹游戏。我站在旁边看，留神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佛罗里达天气炎热，他俩玩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桑迪是卡斯特罗家最小的孩子，像格雷斯曾是我的影子一样，她成了他俩的影子，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来回奔跑。这条路呈宽U字形，围绕花园公寓楼。有时，她会被树根旁凸出的混凝土墩绊倒。一见黄褐色的膝盖上出现细长的血色针眼，她就哭叫，长长的睫毛下硬挤出许多泪水，喊着要妈妈，好像她快要被淹没了一般，而母亲就在船上。过一小会儿，只听闷热的空气里传来细细的银铃声：“冰淇淋。”小姑娘脸上便会带着闪烁的泪花，快活地尖叫，手舞足蹈。这就是拯救。
我儿子很少哭，也难得笑，偶尔一笑就像是雪天里明媚的阳光那样令人目眩、难以适应。在我记忆里，他始终是这个样子。“罗伯特少年老成。”格雷斯过去常这样说，也许她觉得我需要听这样的话，我该认为罗伯特的沉默寡言、超常冷静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的，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并不是一回事。但当本尼的小妹妹抱住罗伯特的双腿时，他总会低下头，朝她笑笑。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昏迷的孩子，当时我在外科，不在急诊室。那孩子持续昏迷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几近死亡。当他眨着眼睛，含糊不清地说“水”字时，他母亲脸上的表情令我至今难忘。看到罗伯特朝着桑迪？卡斯特罗那闪亮、乌黑的脑袋微笑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也是如此，那是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起死回生的表情。＇致纯书苑＇
“这不是度假。”我们一踏进公寓，罗伯特便颤巍巍地低声说道。他一定看到了我脸上的神情，因为他顺着狭窄的楼梯上楼后，再也没下来。我精疲力竭，躺在长沙发上，廉价的布面碰得我的脸发痛。我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觉像是昏死过去一般。醒来时，大半天已过去。公寓里静得出奇，简直不像有人居住。我两级并作一级地上了楼梯，来到卧室，喊着罗伯特的名字，发现他也睡着了。我站在他身旁，低头看着他。他双腿分开，两手松开，不再是习惯地半握着拳头。他下嘴唇很大，像他父亲，皮肤是淡咖啡色的。
“谁会想得到，你这样瘦小。”我婆婆曾这样说，眼睛看着他袒露的胸脯，一脸不快的样子。在夏日的星期天，我们来到海滩上，我慢慢地给他涂防晒剂，手指摸着他的脊椎骨末梢，抚摸着一节节脊椎。仅间，我在他的房里给他读《一条鱼，两条鱼》。他蜷曲在我身体形成的半弧形内。“你宠坏了孩子。”博比说，有时带着甜甜的笑脸，一只手摸着我的手臂，有时讥笑一声，哼哼鼻子。
“嘿，大小伙子。”博比总这样招呼罗伯特。他会开玩笑地、轻轻地给孩子戴上手铐，似乎要证明罗伯特不怕父亲的拳头？有一次，一位警察的妻子问我，博比为何不戴婚戒，那语气似乎暗示我丈夫在曼哈顿的酒吧及俱乐部里消磨时间时冒充单身汉。也许她说得没错。不过，他不再戴婚戒并不是这样的原因。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结果戒指弄破了他的皮肤。或许别人会认为他想得周到，他不愿再来一次。但这当然也暗示着还有下一次。总会有下一次。
到达佛罗里达的第二天，罗伯特仍未开口说话。夜渐渐深了，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抚摸着他的背，说着话。
“我们要在这儿住上一阵子。也许住很长时间。”
他蜷曲着身子，侧身躺着，修长的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膝间。“这不是度假。”他又说道，但这一次却带着木已成舟的无奈和低落情绪。
“宝贝儿，我们是在躲避。”我说，“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这里没人知道我们是谁。”
“躲避谁？”他问道。其实我知道他清楚得很。“为什么要躲？”
“什么？”
“我们在躲避谁？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吸了口气，看看我的手指。指甲K长了，护士的指甲不该长得这样长。
近两个星期我没法上班，脸上五颜六色的，紫的、黄的、绿的。像我们在急诊室里处理的那些脸蛋。面对这样的脸蛋我们只能耸耸肩，在记录表上慢慢地写上意见。可能家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