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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密友黛安娜和我一起坐在昆西中央T形车站的甜麦圈小店里，我拆开了哈佛大学寄来的另一个信封。那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甜麦圈小店喝冰镇卡普契诺咖啡。那家店的店名用油漆写在店前巨大的玻璃窗格上，是用惹人注目的粉红色和橙色泡泡字母体写的，看上去让人误以为是家真的邓肯甜麦圈连锁店。其实它是一个几代同堂的希腊移民家庭开的，店员也是这家人。流浪人员占了店里的很多火车座。他们的包裹被塞进了旁边的凳子下——即使在仲夏季节，他们看上去身上也穿了好几层衣服。我们高中的几名头发做得高高的女生坐在另一个火车座上。她们中有两个还带着坐在推车里的婴儿，就像洋娃娃似的。黛安娜和我对店名的累赘开着玩笑。“那甚至都不是甜麦圈和甜麦圈，只有一种甜麦圈，其他都没有。”她咯咯笑起来。黛安娜想知道为何店主不把它叫做“疯狂松饼和甜麦圈”或者“甜麦圈和各类面食”或者甚至就叫“咖啡和咖啡”店，因为我们在那儿只买咖啡，而且乐此不疲。
这家甜麦圈小店的魅力在于它是一切的中心。至少是那个夏天昆西的每一件事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的中心。用我们的好朋友玛丽的话说就是“最终每个人都在这里露面了”。甚至连店名那样的废话看上去也莫名其妙地带有了昆西高中的感觉。
这就是那一天我收到那个信封告诉我我在哈佛跟谁同住一室的地方。那封信里讲我要住跟六个人合住的套间，在韦尔德楼37号。我是惟一的本地女生，其他女生都是从别的州来的。有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来的玛丽·S·哈彻，佛罗里达萨拉索塔来的桑德丽娜·戈法德，迈阿密安阿伯来的弗蒂妮·V·卡托普迪斯。另外几个女生是新泽西弗罗勒姆帕克来的詹妮·林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学院来的阿本娜·奥塞奥…阿萨利。那些名字跟我在昆西高中的朋友们的不同，我朋友们叫黛安娜、玛丽、帕姆、帕特里克、杰克和戴夫这样的名字，他们的姓大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的姓。
“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通常的名字，对不对？”黛安娜问道。我们坐在那儿，喝着咖啡，试着想像这些女孩中的每一个人和她们的家乡的样子。“也许那就是你进哈佛的缘由，”黛安娜说。“你得有个怪异的名字。”
除了玛丽·哈彻外，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典型的白人姓名。SANDRINE听起来像法国人，FOTINI可能是希腊人，詹妮·林也许是华人。ABENA OSSEO…ASARE起了个非洲人的名字，她父母一定非常开通，因为她名字中还有个连字符。要认识她们我感到很激动。后来，我的室友们告诉我她们曾猜想我是否是从南方移民过来的，因为我的名字叫萝拉莉。
9月初，我的朋友玛丽、乔和杰夫帮我搬到学校住。杰夫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于是他和乔开车来接玛丽和我。我的东西包括两只装满衣物和被褥的垃圾袋，一只装满桌子上用的东西的旧背包，一个装满硬币的大大的红色储蓄罐，还有我的滑板和小提琴。
我们开车通过波士顿市中心，顺着马萨诸塞大道，经过剑桥，来到哈佛广场。那根本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广场。那是几条街道和石子路人行道交汇的圆圈。我们经常到那儿去闲逛和买东西。人行道上到处是游客、乞丐、马路表演者、学生和教授。每个街角上都有流浪者和身穿艳丽服饰的街道青年混混大声叫喊着讨零钱或者发表关于从核物理学到查尔斯·狄更斯等话题的演讲。新生们都在将行李搬到宿舍去，因此显得比往常更加忙乱、拥挤。出租车疾驰而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匆匆地穿过马路。
我的朋友们从没有进到哈佛园里，因为高大而弯曲的砖墙和黑色铸铁大门把它跟哈佛广场的圆圈隔开了。大学新生搬进宿舍日是惟一汽车被允许进入哈佛园的时候。其中一扇比较大的门，约翰逊门，打开着让汽车进去。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卫挥手让我们的客货两用车进去并指给我们韦尔德楼的方向。我们慢慢地开着车，跟在其他汽车后面。
“我们车停在哪里？”杰夫问。
“把舍（车）挺（停）在哈法愿（哈佛园）。”玛丽说道。我们都咯咯笑起来。她长着深褐色的头发，染成一条条鲜红的条纹。她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她父母说话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音，她说话则有很重的波士顿口音。她的双眉弯弯的。她也笑起来。“有多少人会说他们实际上把汽车泊在了哈佛园？”
我们把车就停在韦尔德楼后面。那是幢五层楼的红色砖房，看上去像座城堡。楼房中间有座高高的塔，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是个天文台。我对这幢楼的小塔以及楼的每一侧的石头圈里刻着的大大的W还有金色风向标的金属旗上装饰的W印象非常深。这幢楼的美丽令我敬畏不已。
我们四个开始卸东西。有朋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开心、踏实。乔一只手臂夹着粉红色的荧光豆袋椅，另一只手臂则夹着那只很大的红色储蓄罐。豆袋椅后来成了韦尔德37号公用房里的主要用品。我的室友们打电话时会坐在上面，我们最小的室友詹妮·林会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埋头看一本很大的心理学课本。我是很多年前找到这个豆袋椅的。那次我的异父姐姐特里和我看见它被当作垃圾扔在人行道上，我们很兴奋地解救了它。在高中时，我曾经无数个夜里在她上面睡着。
玛丽一手拿着装满毯子和床单的垃圾袋，另一手拿着几个枕头。杰夫帮我拿小提琴和各式各样的背包，我则拿另一只大塑料袋和我的滑板。
过道里挤满了推着封好的大箱子、昂贵的行李和各种各样家具的急切的家长们。他们中有些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一定看起来很滑稽。我们是四个朋客，拿着看起来像是一堆玩具的东西。
上了楼，我们推开37号的门。一名很健壮的高个子女孩自我介绍说叫玛吉。她长着一头蜜色长发。这就是宿舍名单上的玛丽·哈彻。詹妮也已经在那儿了。她不到五英尺高，是个华人女孩，一头黑发直达腰际，戴着小小的金丝边眼镜。一名棕色皮肤、理了光头的女孩和一个长着黑色卷发、脸上有雀斑的年轻人被卡在一间小小的后房间，他们正试图要搬一只很大的床。那女孩便是室友阿本娜，男的自我介绍说是新奥尔良来的尼尔。他要搬到楼下，是过来看看的。乔和杰夫主动帮忙搬那只床。我看得出他们立刻就被玛吉吸引住了，她很漂亮。他们想要用力气和乐意助人的骑士精神给她留下好印象。
我安顿好后，我的朋友们让我自己呆着，他们去结识我的室友。“你刚好错过跟桑德丽娜和蒂娜见面。”玛吉说道，“他们跟父母离开一会儿。”我猜测蒂娜一定是弗蒂妮的昵称。
套间有四个小房间，一个卫生间和一块公用地方。玛吉、阿本娜、詹妮和我讨论着各自的学习和睡觉习惯来决定谁跟谁比较可以相容住一个房间。玛吉和我是睡得最晚的，于是我们决定合住一个双人房。詹妮和阿本娜也决定合住一个房间，桑德丽娜和蒂娜便可以各自住一个房间。这样我们用不着等她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在宿舍的第一晚，我把头发染成火橙色。整个高中阶段，每当心情变化或者看问题角度变化时我都会染头发。把我的头发从金色变成橙色象征着那个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季节，新的学校。我在这一群人里真的特别显眼，因为我是惟一一个染头发、穿艳丽衣服、玩滑板的人。我不在乎看起来与众不同，可我确实感到引人注目，跟每个人都有距离。
玛吉和我住的是最大的房间，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一年。房间有两扇大的转角窗户。房间很窄，刚刚只有地方放我们的上下铺床、桌子以及其他学校发的家具。不过它的天花板有十二英尺高，因而我们觉得需要空间大些时只要抬头往上看就行。
我把我的下铺墙壁和床装饰了一番，把它弄成一个温暖舒适的图画和文字的山洞。玛吉把她床上边的墙壁也装饰了一下。我把收集来的全国各地的糖果包装纸贴在墙上。那年晚些时候，詹妮拿来了泰国和中国的糖果纸，玛丽则拿来爱尔兰糖果纸。我甚至把黛安娜那儿拿来的上面写着“对不起，我一定得吃糖”字眼的空糖果纸袋也贴了上去。
黛安娜和我在庭院销售曾买了块印着小熊安和安迪的料子，我们把它展开铺在玛吉的床垫下面和金属床架之间，遮住床垫上平淡的蓝色条纹。每天醒来，我总是看到小熊安迪拖着一辆小推车，而小熊安则在种一朵很大的橙黄色花。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我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起责任。现在我是个成年人了。我对如何在两个世界——哈佛大学和昆西高中——取得平衡不无担心。我渴望着我那些老朋友的安慰。我每天都在想着黛安娜在哪儿，希望她和我在一起。整个夏天我是和她一起住的，因为妈妈又开始流浪了，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起。我们甚至一起打同一份工。没有她我觉得就是不对劲儿。
跟大多数一年级新生一样，我室友中有四个有自己的电脑。玛吉没有，尽管她父母可以很容易地买一台给她。这让没有电脑的我感觉好了一点。科学中心有一个很大的计算机实验室，通宵开放，于是玛吉和我许多个夜间都去那儿打我们的论文。
我也没有买所有必读的书，大多数学生都买了。学生互助会开的价格出奇的高，小的平装书要二十块，大些的要四十块。我读的有些课要有十几本必读书。我没有买，而是从韦德纳图书馆查阅或借，或者复印我需要的那些章节。
夏天里，哈佛大学校长尼尔·卢登斯汀曾经给所有的新生寄过一份必读书书目，包括他关于多元化的演讲。他提到了种族、民族、政治和性取向以及身体的残疾——它们对学生身体结构的影响。他没有写到像我这样对中产阶级文化很陌生的人在大学环境里会感到多么孤立。
第一周里，我们去听了很多有关多元化的新生入学介绍课。在一次这样的课上，讲课人要听众中来自工人阶层背景的学生举手。我从学生们头上看过去，看见有七个人举手，其中一只手还是我的。两百名哈佛学生中只有七个来自工人阶层家庭。妈妈和我甚至还不是工人阶层：我们是属于救济阶层的。在新生入学周里，我认识了许多学生，他们的家长或者拥有很多公司，或者是百万富翁，或者是其他优秀大学的教授。了解到在我自己的世界竟然存在这样的人，这对我是个巨大冲击。
有些学生的母亲、父亲和兄长曾经都毕业于哈佛。对他们而言，大学不过意味着在哈佛和耶鲁之间作个选择而已。一名同班同学的父母给哈佛大学捐款一百万元，那差不多是三十名学生的学费。另一名同学房间里满是名牌服装和贵重的进口电子用品，像一只日本产的价值三百美元的折叠式手机等。这还是在任何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