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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渺小而普通，仿佛是个五岁小孩子，一个脸蛋带着苹果般的红晕第一天上学见到老师的幼儿园孩子。我按响上面写着“按这个铃找多萝茜·奥斯丁和戴安娜·埃克”的门铃。另一个门铃上标着：“按这个铃找埃里克·埃里克森”。见到这些，我更为敬畏了。课堂上我们曾经读过埃里克森的书，他是弗洛伊德的门生和同时代人。我觉得好像被邀请到了某个只有在传奇中才存在的人的家里。
奥斯丁教授来开了门。班里每个同学都叫她多萝茜。她满头漂亮的银发映衬着一张热情的笑脸。她帮我脱下大衣。房子里早就挤满了学生。她接过我带的菜，高声说道：“多么好的菜！”她把它们跟其他食物一起放在那张大大的桃花木餐桌上。
我开始加入到其他学生中去，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从二十出头到白发苍苍的七十岁老人。那天晚上某个时候，我跟多萝茜说着话。她高叫着说她一直不知道我还在上高中，正要申请上大学。
“你申请哈佛了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说，“我觉得我不会被录取的。而且我觉得自己也不能融入到哈佛的学生中去。”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些高中毕业致告别演说辞的学生和那些读过微积分、上过全部高级课程班并且从未缺过一天课的学生才好申请上的学校。
“噢，不，你一定要申请。”她向我保证哈佛大学是个十分多元的地方，尽管它以悠久的传统举世闻名，它同样还是个各色人等都能茁壮成长的学府。“你明天去拿一份申请表。”她注视着我，然后说：“我来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屋戴安娜。她是哈佛大学比较宗教系的系主任。”她离开了一会儿上了楼，然后带着戴安娜一起回来。我在哈佛延伸学校曾经上过几门世界宗教课，对成为宗教专业的学生很有兴趣。
我跟麦克先生讲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说的话，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打电话给我的咨询顾问教师丹尼拉先生，请他到文化遗产课程教室来商谈。他们没有想到过我去申请读哈佛大学，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那种“上哈佛”的学生。昆西高中不是所顶级学校，即使是那些在毕业班里排名数一数二的学生也并不总是能够被常春藤大学录取。我在班里排名二十。我二年级的成绩平平——很多门得差和不及格的——那学年我刚好过了关。我一年级和三年级的成绩要好些——但我的成绩都没有达到4。0的。可是麦克先生说：“好吧，要是她们认为你应该申请，你最好就去申请哈佛吧。”
那天下午，麦克先生、我还有其他几名学生到剑桥的沃本恩山公墓去祭扫我们的朋友、也曾经是文化遗产课程学生的丽莉的墓——她前一年得白血病死的。于是我们到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弯了一下，拿了申请表。那天是12月24日，离申请截止还有一星期。
下一周我去拜访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这次是上午去的，那幢雄伟的房子洒满了阳光，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只有两位教授和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她们抽空阅读我的申请入学作文并帮我修改。多萝茜说她会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后来我发现戴安娜也写了一封。
在那年除夕，我拿着填好的申请表来到位于花园街的招生办公室。办公室关着，但是我把厚厚的棕色牛皮纸信封放在了积着雪的台阶上，希望过了新年办公室重新开门后有人会看到它。
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二月份，我被从十二名最终候选人中挑选出获得了波士顿花园优秀运动奖学金，在一次波士顿大熊比赛中场休息时我被颁了奖。
我赢得这次奖学金触发了一名《波士顿环球日报》记者通过麦克先生要来采访我的念头。那名记者来到文化遗产课程，在“稀疏的内地”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他问了我有关家庭、出生背景以及摔跤等的情况。我把自己孩提时代的事情和盘托出。
过了一个月，记者打电话告诉我报道第二天见报。上学校前，我冲进地铁站买了份报纸，内心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我坐下来等地铁。我很吃惊，报纸头版上有我的一张小照片，文章占了几乎整个体育版的第一个版面以及内页的整整两个版面。难道最近没有大的棒球比赛吗？我思忖着。报纸上也登着我在摔跤的照片，但最让我惊讶的是，这篇报道不光写了我摔跤的事，还写了有关我整个的生活。我无法把它读下去。于是我叠起报纸，把它塞进书包。那天以及接下来整个星期，许多老师和学生都跟我讲他们多么喜欢那篇报道。我说谢谢你们，可是我自己一直过了几个星期后才看那篇文章，因为我感到自己一切都被曝光了。
我直到4月初才获悉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了。收到邮局送来的厚厚的录取通知包裹，我大大地松了口气。我决心上哈佛是因为多萝茜和戴安娜向我表明了哈佛的许多教授重视他们学生的个人兴趣。我知道哈佛是所伟大的学校，拥有许多其他大学未必具备的资源。它也向我提供了最大的经济资助，因为哈佛拥有最大的捐赠基金。我把对上靠家这么近的大学的疑虑抛在了一边。其实我知道得很少，乘地铁走T字形路线就能到的哈佛大学，后来证明是个比我原先以为的更陌生的环境。
我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知道我将要参加麦克先生为文化遗产课程项目举办的一个主要庆祝活动。这个活动名称叫做蛋糕涂脸。我们中有人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被大学录取，在学校演出扮演主角，通过一门很难的科目，或是参加一个学生组织的时装表演等——麦克先生会悄悄地来到某个毫无戒备的学生身边，出其不意地把一只蛋糕涂到他或她的脸上。“喔—呜。”麦克先生会叫道，看着我们脸像戴着巧克力蛋糕面具一样，沾满白色奶油糖霜的眼睫毛下的双眼露出大吃一惊的神色，开心不已。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仅不怕，反而充满期待。我们会说：“麦克先生拍了一个蛋糕。你被拍过吗？”
甚至连脸上精心化好妆来上学的女生们也不在意，当麦克先生用蛋糕拍她们时她们反而感到很自豪，当然刚开始她们会慌乱地跑到盥洗室把那些粘粘的东西洗掉，然后重新补妆。麦克先生的办公桌下一年到头都藏着一盒盒点心蛋糕，还有一瓶洗发香波用来洗去我们头发里的糖霜。
麦克先生当然也逃不过这样的恶作剧。我们也以出其不意地给他拍蛋糕为乐。“嘿，麦克先生。”我们中的一个会喊道。他一转过身来，脸上就被拍上一个小黛比蛋糕。“喔呜。”他会说道，边取下眼镜，四处找东西来擦糖霜。
5月份，麦克先生又接到了一名合众国际社记者打来的电话，他想采访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做一篇特写。我同意接受采访，但这次更为犹豫了一些。
合众社的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第六版，登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报纸上，甚至国外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在俄勒冈的主要报纸《俄勒冈人报》头版上还登了我的一幅彩色照片。简姨妈把它剪了下来寄给我。几周后，甚至连一份全国发行的小报也刊登了一篇根据这篇文章写的夸张的报道。
我知道我父亲住在俄勒冈。我在猜想他要是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会怎么想。他会知道我是他女儿吗？
对这篇报道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我家的电话一天要响起无数次，不认识的人们给我的邮件如雪片般塞进我家的投信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国家广播公司的每日热线节目、“早安，美利坚”、几个谈话节目以及当地所有的新闻节目的记者都打电话来要妈妈和我上他们的节目。《人物》杂志希望做一次采访报道，《十七岁》杂志希望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十几位电影制片人打电话来商谈电影拍摄权。一些人写信或打电话来问他们是否可以把我写进他们在创作的励志故事书里。
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明信片和剪报。很多人，特别是老人，给我寄来了五十元、一百元、两百元的支票。全部加起来比我一辈子有过的钱还多。把这些支票兑现非常麻烦，因为我没有银行账户，妈妈也没有。多数支票兑现点不接受个人支票，我们跑了三处才把它们兑成现金。我对拥有那些钱感到很不自在。我没法把它们寄回去，而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假钱，因为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可以挣来这些钱。我把大部分钱用来给朋友们买泡泡糖，给妈妈、我自己和一个朋友买长途汽车票到俄勒冈去看亲戚。
我还收到了别人邮寄给我的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报纸上登的我的照片里我在房间里拉小提琴。一名纽约的男子给我寄来了小提琴乐谱，并说他愿意出钱请我拉小提琴并录下来，收藏到他的著名录音集里去。我还收到了许多宗教狂热分子寄的信和礼物，里面有《基督教科学圣经》以及一本约瑟夫·坎贝尔写的有关神秘力量的书。一名北卡罗莱纳州的年轻男子给我寄了一套他为我录的有各种各样录音带的关爱礼包（我现在还在听那些录音）、热巧克力、香、干花瓣、日本乐队的签名贴纸、他自己的肖像照片以及一封信。信中他说他也从未真正知道过自己的父亲，并且从三岁起就再没见过他。
我的毕业典礼上来了三支摄像队伍。一支是“黄金直播时间”节目组的，一支是“每日热线”节目组的，还有一支是“早安，美利坚”节目组的。他们如影随形跟着我。我设法不睬他们，而我身边的同学们则问摄像师各种各样问题以便可以上镜头。
就在校长开始发表开场白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那雨不是一点点下起来的。雨水如真丝幕布如沉重的湿棉布一般倾盆而下。摄制组的人撑起了硕大无比的伞保护他们的设备。我的同班同学们又一次围了过去，不过这次是为了躲雨。仅仅几分钟，我的蓝色毕业礼服和礼服下穿的彩虹花裙子就被淋了个湿透。学校官员跳过了所有的讲话，做毕业告别演说的女同学也没能发言。他们直接开始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接连不停地念三百名毕业生的名字。
妈妈和我试验性地同意接受媒体人员的采访。我上了当地所有的新闻网还有“早安，美利坚”节目。
在做了“早安，美利坚”节目后，我们决定拒绝其他媒体的邀请。我们对拍电影的人很机警，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证明书，并且怕他们利用我们。我厌倦了被人关注，担心到了秋天我开始上大学，别人都会知道我就是那个以前到处流浪的女孩子。我清楚自己会在哈佛结识要在一起度过接下来四年时间的人。我希望人们认识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媒体描绘的那个我，那个看起来比实际生活中的大也比实际生活中的小的形象。
每个人都似乎想要从我的“故事”中获得一个“收获”。因此很多人都想写我，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讲有关我的经历。这让我很是震惊，因为我认为我的生活是正常的。在这个国家，还有几百万别的人曾经过过、还在过着我以前经历过的生活。我的确接到过出版社的编辑写来的两封信。他们问我是否考虑过要写一本关于我的经历的书。我把那些信藏到一边，将来再看看是否有用。在经受了那么多被别人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