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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奶奶深陷在皱纹堆里的眼睛慈爱地眯缝着，伸出手把迟丽中散在面颊上的头发往后拢了拢。这个细小的动作使从小失去母新的迟丽中产生—种新奇的感觉，爸爸不会这样，别人更不会。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了，亲昵地回答着龙奶奶有关她年龄、家世的询问。
“阿明欺负你吗？”龙奶奶又问。
“阿明？”
“阿明是项光的小名……”
项光插嘴道：“奶奶，这小名是要保密的。”
“跟她也保密？”
“反正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迟丽中不满地瞟了项光一眼，但也没多问；要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这小名的使用范围。
龙奶奶也就没再用过这个称呼。她起身去点燃灶火，说是要“烧水舞饭”。迟丽中想帮忙，龙奶奶不让，迟丽中也真有点插不上手，不知道山里农家这一套事怎么做。半锅水烧到吱吱作响时，一位中年妇女来了。项光亲热地管她叫“银婶”，龙奶奶抢着把迟丽中介绍给她。她也拉着迟丽中的手端详了一阵，又夸奖了一番，而迟丽中竟也毫不感到拘谨。迟丽中觉得自己是被她们当作家庭中的一员对待的。
银婶接着去“烧水舞饭”。龙奶奶拉着项光和迟丽中坐在门口，每人一只粗木小板凳。顶光开始向龙奶奶讲他这一年多的情况，讲得极仔细，极认真，迟丽中注意到他好像完全解除了戒备。他不仅讲到他做了些什么，重要的事都要讲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讲到有几种可能的做法，而他是怎样从中做出选择的。同样，他不仅讲到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想法，还要说明为什么这样看，甚至列举出对同一问题的各种看法，而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当这些事情、问题和看法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复杂、微妙的敏感区时，他的表达也显得颇为困难，有时是因为内容本身就不清楚，大概项光也还没有想透，有时是因为不得不使用一些不通俗的词语和比较深奥的逻辑思辨。这些东西，迟丽中听着都觉得很费劲，也不敢说全听懂了，可是她几次偷眼观察龙奶奶时，发现老人始终在聚精汇神地听着，而且还在专心地边听边想。迟丽中惊讶之后又不由得猜想：老人的文化程度和理论修养当然都不高，但是她想必有她自己的独特的理解方式。
项光讲完了，龙奶奶还在想。她的嘴抿成了一条瘪进去的线，眼睛眯起来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使迟丽中觉得老人不是在想眼前的事，而是在追想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过了好—阵，老人收回目光，看着项光说，
“有些事，奶奶一时还看不准。上面说，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儿，这话不假。新问题，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啦！看来你就是在琢磨这些新问题，想解决这些新问题，奶奶觉得很应该。不管怎么说，有—条奶奶认得准：这命是咱们这样的人家革下的，如今往后，还是得咱们这样人家的娃儿革下去。咱们打下的江山，咱不坐谁坐？有人想篡位，咱不保谁保？咱是把身家性命都放在这上面了，刀搁脖子不含糊！咱跟有些角色不一样，那些角色嘴上说得好听，蹦达得比谁都欢，可心里头指不定想的是什么杂碎！小子，好好干吧，奶奶信得过你。只要不离开革命的大谱儿，就错不到哪儿去！”
“奶奶说得也是，”顶光诚恳地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好多问题一时找不到答案，立场问题就显得更重要了。所以我总是要求自己，无论对什么事，一定要首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看，看它是不是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革命的利益。”龙奶奶接道，似补充又似纠正，“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咱们是干革命的。就说你银叔吧，去年冬天，人家要他靠边站了。我说：一个大队的担子不算重，换个人挑挑也没啥，只要是干革命的就行，你看着点就是了。你银叔看了一阵，来跟我说：娘，那些人路不正，我不能靠边站，得往前站。其实我也在看，只一件事就能看出个大谱儿，他们上任立下的头一个章程，就是参加武斗队的人可以不出工，每天照记十五分。这叫革命？当年我和你银叔替游击队办事，谁给记工分来着？我就对你银叔说：是这样，你接着干吧！就这么着，你银叔名义上靠边站了，可该说的话还是说，该管的事还是管。”
项光问：“那群众还听他的吗？掌权的人能依他吗？”
龙奶奶淡淡地一笑：“他在这儿有根基，不说是不说，只要说话，基本群众就听他的。想篡位的那帮人当然嫉恨他，有一阵还谋划过暗算他。这个咱不怕！还是那句话：咱是把身家性命都舍给革命的人家！再说咱有根基——风声紧的那阵子，基本群众偷偷给咱家站了两道岗，上头一个，下头一个，从天—黑直到天大亮，过了五宿我们才知道，让他们撇，他们说什么也不肯。”
迟丽中一面听着，一面心里直惊讶。山里农村这种关系，是城里没有的，也是一下子很难理解的。
晌午饭在当院石桌上摆好的时候，龙长银回来了。五十岁上下年纪，魁梧粗壮的身材，一张黝黑的四方脸，半部灰白相间的络腮胡子，穿一身山里人常穿的黑布裤褂，戴一顶很旧的、帽檐软沓下来的制服帽。帽子和裤褂不大协调，却是干部的标志。
他看上去是个寡言的人。他对项光的到来很高兴，对迟丽中也很喜欢，但这些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从眼神里流露出来的。
“娘，”他很郑重地向龙奶奶说，使迟丽中觉得就像下级在向上级汇报请示，“南坳里那片玉米得追一次化肥，到县里拉化肥，道上不大太平，我叫老二老三去了。老二家里的老三家里的领着十几个妇女去柳条沟那边干活，路远，我让她们晌午不回来了。”
“嗯，行呀。吃罢饭让你家里的送饭去，后晌也在那边干活。”
“早上掌权的把我请去了——难为他们倒是发了个‘请’字。他们说，只要我表态承认他们那一派是革命的，等大队成立革委会时，他们就拥护我当革委会主任。”
“你怎么说？”龙奶奶也很认真地问。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龙奶奶点点头：“嗯，行呀，就这么说。革命不革命，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咱们当年革下这个命，谁也没逼着谁承认过。”
迟丽中忍不住问；“银叔，你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会不会……”
龙长银微微一笑：“闺女，乡下的事，跟城里不一样。抢去两块木疙瘩，占下队部几间屋，啥用都没有！打个比方说，早年间乡下大姓的族长，一没功名，二没权位，三没田产，凭的是个根基，不光本姓族人，连村外的小姓各户都听他的，说话那个灵，什么村长乡长保甲长的，根本没法比。咱的根基是靠革命革下的，他喊声打倒就真能打倒了？咱这个大队一共三百七十六户，二十八个姓，老老少少两千零一十六口人，这么大家业，想当家主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吃罢饭，银婶挑着个小担子去给妯娌们送饭。知道项光和迟丽中后晌要走，回来时赶不上了，便恋恋地同他们道了别。
“往后常来看点儿！”出了院门，她悄悄对项光说，“你奶奶想你想得厉害哩！尤其自打项大哥出了事，常跟我念叨，说你是革命的后代，她恨不得像当年照护项大哥那样把你照护好。她说连项大哥这样的都遭难了，一定是朝里出了残害忠良的逆党，将来全靠你这样的忠良之后保国安民了。唉，你一隔就是一年多没来，她又不让我们捎信去叫你，说是怕误了你的正事，可老人家想你呀，常常半宿睡不着，爬起来搬个小凳，坐在山腰上朝东望啊！”
“我以后一定常来。”项光低声说。
“闺女，”银婶又拉着迟丽中的手，亲热地说，“再来的时候，住上一两天，咱娘儿俩也唠点妇道们的家常话。”
“喛，银婶多保重！”迟丽中答应着。
太阳过了正顶往西偏，龙长银把四个座位挪到荫凉里，冲了一壶茶。
“时光难得，咱就不歇晌了，说一会儿话，我还有脱不开的事得去办。”
“银叔，”项光掏出香烟递给龙长银一支，替他点燃．自己也点了一支，“我的情况都跟奶奶讲了，您给我们讲讲乡里的情况吧。”
龙长银抽着烟想了一下，就开始讲起来。项光很注意地听着，直到龙长银讲了一大段以后，他才开始插话提些问题。农村也在搞“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呀，分成几派辩论呀，夺权呀，武斗呀，大格局跟城里差不多，但实际上农村不同于城市，农民也不同于工人、干部。由于项光常抓住这类差别提问，迟丽中对此才有个较深的印象。乡下的搞法竟是这样地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农民是很顺从的，上面让干什么，怎么干，他们从不表示异议，等到干的时候，可就按照他们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利益，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干法，有时跟上面的原意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几个大队的干部从公社得到的是同一个指示，都保证坚决贯彻执行，到公社干部下去检查时，一个人队一个样，公社干部也毫无办法。现在掌权的都没权威，再加上闹派性，就更是这样了。不管上面怎么强调统一，硬是统一不起来。就连最近的夏收分配，几个大队的办法也不尽相同。项光显得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刨根问底地让银叔一个队一个队地讲他们所实行的报酬制度、奖励制度，以及由于那大同下的小异而产生的不同效果。龙奶奶本来一直端坐在小凳上，微微阖着眼，偶尔摇摇手里的旧蒲扇。这时候她停了扇，睁开眼睛对龙长银说：
“你多用点心思，讲清楚，讲准；没见项光问得多有心吗？当年你项大哥他们找乡亲们唠家常，也是最关心群众的收成呀，柴米油盐布呀线的。先得民心后得江山呀。”
“今年收成不强哩！”龙长银讲完分配制度，叹口气说，“夏收也就七成年景，秋天弄不好还不如夏收。天旱哪！总下不来一场透雨，山田又不存水。这不，听说有一派正在组织群众，过两天要打龙王了。”
“打龙王？”迟丽中好奇地问。
“怎么跟你们说呢？山里人文化浅，又没别的办法，天一旱，就得跟龙王爷要雨呗。说是迷信，固然是迷信，哪有什么龙王？谁也没见过龙王。新社会二十来年了，旱过几回，每回都有人张罗求雨，我这个大队支书兼队长，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你奶奶也不让管，说求来求不来雨，听他们折腾去，你硬不让求，那是失人心的事。破四旧那阵子，后生们把这一带的龙王庙、观音庙、送子娘娘庙什么的全砸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砸儿座庙还不容易？再说那其实也不叫个庙，用石头垒个躺柜大小的龛，里头供奉一个大泥疙瘩，有捏得像样点的，也有捏得头小身子大的，说是这样稳当结实。山里人穷，也舍不得在这上头花钱，就讲究个心诚则灵。我还不知道这些山里人的心思？果不其然，今年春天缺雨，掌权的一派让人悄俏又垒了个龛，里头的龙王爷，说难听点就是一小一大两个圆泥疙瘩，刚能看出个人形模样。打上个月，就开始组织群众烧香磕头求雨。他们这也是想拢络人心呗！闹腾了十几天，一滴雨没下，有一派不掌权的又想了个新法子。他们用一截木料刻了个真人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