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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新梦》等书，正应了上半生在国内讲康德、美学（亦是西方提出的哲学概念），后半生在美国谈孔子的讥语。
时下的明星学者易中天曾写《盘点李泽厚》一文，我看到“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摄力不足，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弄不好就是‘一勺烩’”时，忍俊不禁，真是一语中的！《论语今读》的最大特点，便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及李泽厚自己提出的各种新概念点缀其中，表面看显得中西通融，集古今之大成，实际上反而不伦不类，招人齿酸。
例如《论语·里仁第四》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李泽厚便在“记”中对“士”大发感慨道：“总之，不可苛求人均具使命感的宗教性道德。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曾作‘私德’‘公德’的区分，大约相当于我所讲的‘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因此，‘知识分子’今日亦可作主客观两解：客观解释即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主观解释则为负有上述使命感的知识者。此词颇为复杂，在其发源地本土，以撒·柏林（I。 Berlin）便认为屠格涅夫等自由派可称为知识分子，而托儿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强调宗教、道德、反近代西方文化等等便不能算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一词又有某种‘现代倾向’或现代信仰、趣味、观念的时代特征了。”
这一大段下来，有梁启超，有屠格涅夫；有中文，又夹了几个英文词组或缩写，还充斥着大量不知所云的概念和任意新造的词语，看起来真是中西结合，集大成啊。可这恰恰也是最可笑的，大家读罢，除了一眼而可知的浮躁，剩下的并不是思想，而是卖弄——易明星所说的“一勺烩”是也。所以，李泽厚的康德研究和孔子研究，乃至于他不断自我肯定的美学“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和哲学领域的“情本体”、“西体中用”等概念，无不充满矛盾与浅显易见的错误。我们这里只谈他的《论语今读》，关于美学，今后或者还有机会探讨。
比如在《论语·里仁第四》中：“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李译：人犯错误，各有种类。观察他的错误，就知道他是哪种人了。
李泽厚将“斯知仁矣”中的仁，直接等同于“人”，实在是低级错误。孟子是说过“仁者，人也”的话，但后面紧接着说明：“合而言之，道也。”可见“仁”并不能等同于“人”，而是讲“为人之道”，从善之心。对“仁”这样关键的内容，解译尚且如此随意，其他各章则可想而知了。
《于丹论语心得》：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2006年最火爆的书，莫过于《于丹论语心得》了。
这位身穿白裙子的女性，挟《百家讲坛》之威、易中天之序，一夜之间便声名远播，红透大江南北。她与易中天一男一女，一唱一和，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的大教主，通杀熟男、师奶的哼哈二将，更惹得一帮少男少女尾追其后，尖叫呼号，顶礼膜拜，名曰“铁杆粉丝团”。果然是“得媒体者得天下”啊，于丹之兴，可谓勃焉。据说《于丹论语心得》初版就印刷了60万册，一时间洛阳纸贵，使读者深感不买其书，必定会“终生遗憾”。
可一旦买了，则难免“遗憾终生”！
因为要我说，这就是一本彻头彻尾的“水货”。
从内容上看，《于丹论语心得》通篇在借《论语》的瓶子，装于丹自己酿的劣酒，挂羊头而大卖其狗肉。于丹常就《论语》的某些章节，便发表一长串皮毛戏论，这些内容不但与《论语》真正的主题思想和它的博大精深相去甚远，更在文字组织和论述逻辑上混乱不堪，语言罗嗦枯燥，故事老套造作，读罢使人如坠云山雾海。她这种将《论语》完全割裂打散，而畅谈己“臆”的做法，是对孔子思想的真实性、系统性的恶作，其“心得”便早已不是《论语》的，而是盗版书摊的一些格言、感悟罢了。
从装祯质量上说，《于丹论语心得》更象是一本《抢钱宝典》，粗制滥造、乏善可陈——可谓竭尽浪费纸张之能事，深谙注水猪肉之神功，尽得赵本山“大忽悠”之真传，让人甘心情愿、连声称谢地掏上20大元，来喝她这碗又黑又苦的后悔药，事后可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感悟也！
当然，也不可说《于丹论语心得》全无是处，对那些连《格言联璧》、《菜根谭》都没读过的人来说，这60万册的“广告传单”传播效果蛮好，对普及一般人生经验和生活感悟大有裨益。但若就儒家思想的体悟而言，则尚未梦见在。
如上可知，《于丹论语心得》之亡，也必忽焉。
《论语》究竟该怎么读？
前面点评的几本《论语》今注，各有良莠。杨伯峻是以语言学的学术底蕴去读的；钱穆是以纯正国学、传统的解经思路去读的；南怀瑾融通佛学与道家，而对《论语》作了别样的阐述；李泽厚则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管窥《论语》。这些书各有侧重，各有其他注译不能赶超的优势和特点。但是，如果从整体上去考察，就会发现它们也都具有很多相同的缺点。
首先，以上各注都侧重对《论语》每一章语录进行解读，而对《论语》的整体编辑思路、各篇主旨及章节脉络一无所发。
实际上，《论语》的很多语录是上下文紧密联系的。比如《论语·八佾第三》：
『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很明显，第『18』章是告诉我们：如果与领导相处事事尽礼的话，别人就会说你在拍马屁。本章只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并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是，第『19』章马上就帮我们明确指出了如何与领导相处的方法——“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将上下文结合，方知孔子真义：下属对领导不必事事尽礼，只要工作尽心尽力就可以了。
再如《论语·里仁第四》：
『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wù）人。”
『4』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如果仅看第『3』章，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说“只有仁者才懂得爱人、恨人”？普天下的人不都可以爱、恶、欲吗？可见这一章是不完整的，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于是紧接着第『4』章说，“真正有志于仁的人，是没有恨人之心的”。可见，仁者的爱人、恶人，并不是普通的爱、恶之情，而是超越了“小我”利益的。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深入到孔子“仁”道的核心了。仁者的“爱”是爱人，仁者的“恶”也是爱人，不过是以“恶”的方便假象来行教化之道而已，如同父母责骂子女、老师批评学生。
那么，其他人解读《论语》时，难道就没有注意到它这种上下文紧密联系的特点吗？并不是这样。
杨伯峻和钱穆在解释“论语”的命名时，都指出了《论语》经过精心“编辑”这一重要事实。杨伯俊的《论语译注·导言》，对“论语”的命名有两点结论：一是“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二是“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的意思，同于《国语》、《家语》一类。也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论语》是经过孔子的弟子精心编纂的，而绝对不是简单的凑合。所以各条语录之间，肯定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且不可分割的。
此外，南怀瑾在《论语别裁》正式解读经文之前，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也许明天我又有新认识，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如此。”可见他已经注意到《论语》的编辑特点，隐约感到《论语》的每一篇其实都是一篇逻辑通顺的文章，而整部《论语》的二十篇，也同样是构思严谨、严密的一篇宏论。但遗憾的是，他在具体讲解经文时，又放弃了上下文相联系来发挥经意的正确方向。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感到《论语》编辑的严密性之后，还会放弃这种整体性考虑的方向呢？我凭着撰写《隐藏的论语》书稿的亲身感受，觉得他们放弃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这两个原因，也是以上所评述的《论语》今注的另外两个共同缺憾。
第一个原因，是不知如何下手去研究《论语》的中心思想。《论语》有篇题，可这个篇题是以第一段语录的开头几个字为题目的，表面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寓意。而各篇正文中，也基本上都是孔子的语录，偶有归纳性的文字，它所涉的话题庞杂，逻辑思维跳跃性很大，从文句的表面意思上看也并无明显的规律可循。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大家不自觉地被“注疏格式化”了。从古至今，注解《论语》都分原文、注解、个人发挥等几个版块，大家不自觉地形成了习惯，上来就是这个样子，直接奔向《论语》每一条语录的细节中去了，忘了先宏观地考察编辑者按这样的顺序、逻辑去编排的原因，及考察每章语录是否另有潜含的深意。
所以，我在写《隐藏的论语》的时候，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写一个字，专看每一篇的宏观结构，潜心思考每一条语录所具备的深刻内涵，谨慎论证它所在的位置究竟能对篇题起到什么样的阐述作用。这样我就先得到每一篇大致的中心思想，再将这二十篇的中心思想罗列出来，考察篇与篇的内在关联、说理的逻辑顺序和脉络，并分析它们分属于孔子思想的哪一部分。就这样，一幅“燕鹊图”就诞生了。所以，我是先发现《论语》的“燕鹊图”式结构，而后写成《隐藏的论语》的。之后，大概是完成《隐藏的论语》初稿的大约两个月后，我又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彻底破解了《论语》二十篇之所以按现在的顺序编纂的原因。欣喜之际，几欲垂泪！这一连串的突破，使我深感《论语》编辑者的良苦用心，深感《论语》内涵之精深不可穷尽，也更坚信读《论语》的方法，必须要将整部书、每一篇通篇予以考虑，继而结合每一条语录的上下文结构、说理逻辑去理解，才不致偏差。应该说，拙著《隐藏的论语》的最大特点，就在解读方法上的“论”与“语”并重，这是前人所从未有过的，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于《论语》中获得更多启发。
学而第一学以致用
『1』子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