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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译注》成书于1958年。
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更是一位重要的经学家、甲金文学家。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首先，他的“增字解经”法受人非议极大。
所谓“增字解经”，就是使用原文中并不曾出现的内容，来补充说明经文的含义。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杨译：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
译句括号中的＇懂礼仪＇、 ＇掌握了各种知识＇，便是《论语》原文所没有的，也并非是经文中隐含的意思，而是杨先生为了对经文有所解释，使读者容易读懂白话翻译，而硬加于其中的，它未必符合经义。这种增字解经的做法，很可能会误导读者偏离经文真正的含义而不自知。
再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杨译：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
译句括号里的内容，便将经义拘定为“对于事业”而言了，实则未必。
当然，杨伯峻这样做的原因，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论语译注》全书旨在译、注，并不作经义的发挥阐述，使无个人意见搀杂其中。但这又很难完全做到。所以杨先生在译句不顺畅或读者难理解之处，不得已要增字。此增字可视为作者的加注，而不可视为原文所隐含之义，否则就难免谬误远矣。
其次，在一些语句的解说上，常有前后矛盾之处。
如《论语·学而第一》中的“学而时习之”，杨译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但后文曾子一日三省之“传不习乎”，杨又译为“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两个“习”，他在注释中明言：这“习”字和“学而时习之”的“习”一样。可翻译时一作“实习”，一作“复习”，并不一样。类似的问题还同样出现在“仁”、“立”、“礼”等字上，使读者常感迷惑。
第三，对《论语》所涉及的道、天、仁等心性学问，尚欠缺直指功力。
我们知道，道、天、仁等心性学问，是孔子思想中最深奥难明的部分。《论语》中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若非多年修学儒家思想且悟性极高者，即便象子贡般善于经营、思辩敏捷，也难理解孔子之仁、道。杨伯峻先生虽精于语言学，博览群书，却并非儒家思想的修行实证者，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哲思体验与我们分享。
钱穆《论语新解》：戴着脚镣起舞
《论语新解》成书于1963年。
钱穆先生早年是中学老师，自学成材，著作等身，在经、史、子等领域均着力极深，富真知灼见而成一家之言。他是那种典型的扎根于传统文化，并为之倾倒的人，浸淫儒家思想几十年，身体力行，如琢如磨，所以他的道德人品与其学问一样，广为时人尊敬。但是，他也为儒家思想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显得拘谨和不合时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家思想被全面否定甚至是给摸黑的时代，人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嘘声四起，国内时局又是革命声浪齐天、城头王旗变换，谦谦君子之道，庶几无存。钱穆中年、晚年所居住的香港和台湾，更是一片纸醉金迷，世人蝇营狗苟，也就难怪乎老先生要作孤独且倔强的坚守了。
《论语新解》一书是钱先生出入各注，“异说既多，贵能折中”后的产物，经由他的火眼金睛并与其时代呼应，确实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孔子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详细年表，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钱先生于各章注解之余，偶有一两句感悟，直有画龙点睛之妙，可说是字字如金！例如《论语·学而第一》中他评论有子一章说：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以上感触，确是阐述“仁”内涵之至当至确之语，仅此便知钱先生的国学修为！
应该说，杨伯峻和钱穆正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位学者，若能将杨伯峻的语言学修为与钱穆的国学功底相结合，势必能写出一部更完美的《论语》新解。的确，比较起来，《论语新解》最大的问题便出在语言上。钱穆在序言里指出：“……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可从实际效果看来，平易已不可得，确切更难企及矣。全篇都是半白半文、磕磕绊绊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人读得吃力，且多数译句令人难究其义。
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钱译：仅向外面学，不知用思想，终于迷惘了。仅知用思想，不向外面学，那又危殆了。
这句译文，实在讲是有语病的。比如“终于迷惘了”的“终于”，既无出处，又与原文内涵的逻辑不合，使人佶屈聱牙。“那又危殆了”的“危殆”，便是典型的半文不白。这一章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钱先生一译，似乎反见陌生了。
又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钱译：君子待人忠信，但不阿私。小人以阿私相结，但不忠信。
“周”解为“待人忠信”已属奇论，而舍“营私”取“阿私”，又不符合常人的用词习惯。《论语新解》一书的行文、译句大抵如是，就不再多举例子了。
南怀瑾《论语别裁》：深入浅出
《论语别裁》成书于1976年。
南怀瑾先生是一位佛教界的大德居士，当代的禅宗泰斗，有修有证，近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推广儿童读经运动。人们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正是南师的写照。与他有过接触的，常以两句话评价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评价很不简单，南先生一生的际遇更不简单，兼通儒、释、道的国学修养更令人高山仰止。我所说的国学修养，当然指恭行彻证、一日三省、死而后已的“学问”，并非一般人夸夸其谈的“知识”。
很巧的是，本人早些年好读佛经，因此看了不少南先生的著作。个人觉得他最重要的作品起码有三部：《楞严大义今释》、《如何修证佛法》和《论语别裁》，后两部都是根据他的讲座内容整理成书的。这里单说《论语别裁》。这本书洋洋洒洒六十五万字，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读起来让人趣味盎然，不忍释卷。《论语别裁》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是革旧鼎新的。
首先，《论语》的价值在“讲”，而非“注”。
《论语》中的语录，原本就是孔子与其弟子在日常生活、学习中的对话，它是生动活泼的，更是有情境、有主体的。后人因其义宏深，而尊其为“经”，但并不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也刻意板着个面孔不苟言笑，否则非但不能见仁见智，更是对孔子“乐而忘忧”为学精神的违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首先打破了古人学经时的呆板面谱，博古论今，侃侃而谈，所以能风靡于当世。
其次，南先生“经史合参”的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一般的读经方法，如曾国藩所言，盖自西汉以至于今，无非是义理、考据、词章三途。但是，《论语》学问的最大特点，乃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无论是为学、为政还是日常处世的智慧，无不与人的具体人生境遇息息相关。而义理、考据、词章三途，皆为读经而读经，缺乏活学活用的灵活方便。但是，如果一味和今天的时事结合，则事过境迁，难免给人炒冷饭之嫌。何况，褒贬当今的为政得失，总有诸多不便宜处。所以南怀瑾先生干脆用经史合参的方法，既能让人将经典的智慧与史实联系起来作深度思考，又能避免一味求新带来的时效短和政治上敏感的弊病。
最后，《论语别裁》图的是成为整个传统文化作普及，而并不局辖于儒家。
《论语别裁》象是一道门，这里不仅仅能指示读者通向儒家思想的殿堂，同样能指示我们进入佛学、老庄哲学及诸子百家的思想殿堂。南怀瑾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但贯穿其中的，实在讲只是佛家之心性，儒家之天命，得此“一”，天以清、地以宁矣。南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便在于处处示人以“一”，不作门户之辩。真理，一定是殊途同归、光光互融的，除非它不是真理。那些因儒辟佛，崇法废墨之说，皆愚夫盲言也。
但是，若反而观之，以上三处特点，又恰恰是它的缺点之所在。
《论语别裁》因是讲座内容的整理，所以词繁不杀，读者第一次阅读不觉大碍，但再读时便有重复罗嗦之嫌；因其“经史合参”的解读方法，言辞间多有帝王将相，所以不免被张中行之流攻击，诬他为封建帝王颂赞歌；又因《论语别裁》内容驳杂佛、道及诸子，常使一般读者感觉“口味不够纯正”，而且全书重解、轻注、无译，没有可供参考的白话译文，常给研究者带来查阅上的不便。所以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也。
李泽厚《论语今读》：中西结合
《论语今读》成书于1994年。
有人说：“文人一大耻，国内讲康德，国外谈孔子。”此语刻薄，却象是专门给李泽厚准备的。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他的“美学三书”中，《美的历程》较有文学性和知识性，是美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他也是较早将目光投向西方哲学领域的学者，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书，正应了上半生在国内讲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