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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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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思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思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末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思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思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俱“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词。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渎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音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三、三次预见预言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
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
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
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
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
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传来消息,
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
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
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
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象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
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
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
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
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
“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
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
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思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
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
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
“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
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
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
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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