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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七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祯；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农民起义者会选择三流统治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而一流统治者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忠实的太监在忙碌着。
一百一十八
原先，我对孩子们的追星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名叫景冈山的三流歌星，居然让千百个妙龄少女哭得死去活来，为的便是与他握一下手。
后来，我想，我不该嘲笑这点仅存的浪漫。在“现实主义”拿起屠刀扼杀了思想的浪漫之后，这份可笑的浪漫也许是最后一根坚固的支柱。每个人都在做着成功的梦想，正是梦想产生了偶像。
一百一十九
春天，花在一夜之间开放，眩目的美丽。而我在一夜之间丧失语言，发现了沉默。
一百二十
“现代是孤立的对立面，文明的演进使人类越来越害怕被逐出集体。”陈凯歌在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写道：“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正是出于“离群”的恐惧，他在家被抄之后，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小草的国度，不适宜树的生长。
“合群”是对存在的否定。因此，我选择“离群”，让孤独成为我一生中最阴毒的敌人与最忠实的朋友。当年北大那位在楼顶上撒传单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过：“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我想，独秀先生一定会把我当作朋友的。
一百二十一
手可以采玫瑰，但采不来玫瑰的香气。
文字后面的血泪，又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的？
一百二十二
梨，外甜内酸。谁知道他的心是酸的呢？吃梨的人把心都扔掉了。
一百二十三
“异端”英文单词是希腊源是“选择”。而“民主”的核心是“选择”，所以“异端”的存在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
没有异端，也就无所谓主流、正流、权威。
一百二十四
利希顿堡说过，有些人读书只是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权利。读书，实在是一件值得怀疑的活动。读书破万卷，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写书呢？写书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君临天下的姿态提笔——有些书之所以写作、印刷、传播，就是为了不让人们进行思考，如大部分的“经典”。
难怪叔本华认为，不读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无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的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人寿有限。”
一百二十五
权力，在它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时却要求民众的生活应当是整个儿透明的，是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
相反，权力越透明，民众的生活越隐匿。当克林顿的宠狗的性情被媒体摸透的时候，千百万普遍人享受着以总统一个人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得的自由。
一百二十六
只有在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的状态时，人才暴露出他的脆弱性。否则，人永远是狂妄的、自足的。
一百二十七
旅途。上车的那一刻，还是欣喜的。没想到，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一百二十八
天安门之前原来是大清门。大清门是真正的“国门”，其名称随朝代的更迭而变，在明代称大明门，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改称中华门。大清门匾是石头作的，字迹用青金石琢制，镶嵌在石中。民国更换门名时，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把“大清门”三字翻到墙里，把原先的背面放在外面，刻上“中华门”三字。及至将石匾拆下来，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是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偷工减料的高招儿。于是只好刻了一块木板挂在檐下。
历史大可不必看得那么神圣。就单凭秦始皇想世世代代为皇帝，我就觉得他是个智商很低的家伙。
一百二十九
常常和朋友讨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有位偏激的朋友说：“这是一个乌托邦，绝不可能实现！”
我却笑着对他说：“人间确实有‘共产主义’。”我翻开《叶利钦自传》给他看。叶利钦写道，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一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职位”的。制度可以把这些享受赐予个人，也能把它们从个人手中夺回来。
一百三十
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欲，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穷奢极欲。
奴隶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像绵羊一样忍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幸福的明天。
一百三十一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老照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段文字的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一百三十二
一元论是民主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民主应当如此：一、民主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保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独立于行政权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独立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它渗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在天人合一的国度，民主是海市蜃楼。
一百三十三
在一个日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落；片刻的欢悦，并不能根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一百三十四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国家”无足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了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了真理——他们的国家，是“不义”的国家。
斯宾诺莎说：“国家的目的确实应该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中国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子便两腿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中国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说不，这足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
一百三十五
中国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熟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
一百三十六
我听到鸽子翅膀扑打空气的干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一百三十七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抽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一百三十八
时间。
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现在提水的人是我。
一百三十九
欺骗是爱情的本质，当罗密欧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
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一百四十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国家权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性与独立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入皇帝宫廷者，非矫矫之强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谄媚寡耻之辈。政府事务为社会最下流人所操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八九零～一九四二年中国华北农村》一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中国农村世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主席、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一百四十一
宣传。
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一百四十二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一百四十三
无聊。
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一百四十四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钏，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一百四十五
齐克果思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