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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九十一
儿童喜欢独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儿童更软弱，更缺乏自信。成长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九十二
教授桃李满天下，教授的儿子却沦为不良少年。能够教好学生，却不能教好儿子，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九十三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到过北京。北京的一千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九十四
曾任沙俄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了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情况。
当时，霍登广场发生惨案，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挤压，人山人海的波动失去了控制，挤压死伤两千人。李鸿章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要禀奏。李鸿章摇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瘟疫，死人数万人，然而我向皇上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相安无事。当时有人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看到维特惊异的表情，李鸿章接着说：“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怕的皇帝苦恼？”
在这次谈话后，维特伯爵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两种文化进化程度差异，就在这一席对话中。
九十五
缪塞是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大公的司学。有一次，奥尔良大公给缪塞一张宫廷舞会的请帖。诗人见到路易·菲力浦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使他大吃一惊。国王愉悦而诧异地笑着，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刚从约安威尔来的吧？我很高兴见到你。”缪塞深懂人情世故，没有流露出一点惊讶的神色。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苦苦地想国王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想起来了，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是约安威尔皇家产业的森林看管人。国王从来不会把作家的名字来劳累自己的记忆的。可是对于管理皇家地产的全部官员的名字，他却了如指掌。
连续十一年之久，每年冬天，国王以同样的愉快见到他假想的森林保管人的面孔，并对他优渥有加，点头微笑，使满朝文武嫉妒得脸都白了。这份皇家恩典被认为是赐赏给文学的；然而这一点更可以肯定：路易·菲力浦从不知道，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国有过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国王的森林保管人是同姓的。
这种类型的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断地上演着。诗人因此翘起孔雀的尾巴。
九十六
司汤达说过：“我看见一个人上衣上佩戴很多勋章，在客厅里高视阔步时，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必定是干了所有卑鄙的勾当，不，甚至是卖国的行径，他才为此收罗了这样多的证据！”
对于勋章，没有比这更为深刻的认识了。真正的荣誉，是无法获得勋章的；真正的勋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康德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我想，勋章与荣誉的关系，大概是康德这一高深莫测的哲理的最庸俗又最贴切的比喻吧。
九十七
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床底下去。其实，袜子有什么过错呢？臭的是自己的脚，袜子不明不白地充当了替罪羊。
历史便是这样写成的。
九十八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想，千载而下，学者如过江之鲫，能担当起“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十个字的能有几个呢？肚子往往比气节重要，翎子往往比书本重要。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焉能成为雄狮鹰隼？
九十九
高尔基的悲剧。
一九二八年，苏共展开了一个争取高尔基回国的全国性运动。甚至中小学生也写信给作家：为什么您宁愿生活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愿生活在热爱您的苏联人民中间？高尔基回国后，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别墅周围种上从外国搞来的花卉，特地从埃及给他订购香烟。尽管高尔基多次拒绝使用奢侈品，但他被告知说：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全国只有一个。高尔基所得到的荣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连梦想都不敢去梦想的：大工业中心下诺夫哥德市被更名为高尔基市，相应地整个下诺夫哥德州也被更名为高尔基州。
然而，荣誉也需要代介。高尔基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他被带到克格勃准备好的工厂、农场参观，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精心挑选的犯人与高尔基交谈，朗诵他的作品，并把监狱生活描绘得像田园一样，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热泪。从此，作家生活在一块玻璃罩之中，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
高尔基毕竟是高尔基。他逐渐发现了那些笑容背后的怨恨，那些远比阳光庞大的阴影。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斯大林愤怒地说：“从一只生了疥的羊身上哪怕能拔下一撮毛来也好。”秘密警察头子亚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主人的命令：要他为《真理报》写一篇《列宁与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又拒绝了，于是，他出国过冬的权利被取消。他本人的意见不受重视。斯大林说，高尔基留在国内对“人民”有益。
高尔基逝世后，克格勃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珍藏的几本杂记。亚戈达看完后，气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一百
我一直认为，逻辑学乃是民主制度最坚实的根基，只有懂逻辑的国民才能建立民主的国家。
不懂逻辑的斯大林说出这样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胁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他对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娅说：“是的，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一百零一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憎，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一百零二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杂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英国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日子”的地步，那么，中国的“钱学”家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吮吸得津津有味。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一百零三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
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一百零四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读书到博土，书中已无趣。
一百零五
阮遥好集屐，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屐，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一百零六
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
一百零七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玩弄。
一百零八
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入一口湿漉漉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内。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种内便完事了。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当初“不朽”的想法是多多的无知！企图“不朽”的君王们，只有“速朽”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对于尸体的崇拜，毕竟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
一百零九
我曾经醉过，却总是醒来。
我正在行走，却没有方向。
一百一十
汤因比说，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我们置身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生物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谦逊的思想，他们只研究如何克隆。
一百一十一
也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泛滥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很难再保持这样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叶灵凤的文笔，也足以令今天的散文“大家”们竞折腰。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事情便是“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今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一百一十二
《旧约·传道书》中说：谁如智慧的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智慧。
一百一十三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标志。
电视广告中，连洗发水也有数百种。朋友质问我：你为何老嚷着贫乏？
贫乏的贫乏性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剧地倒退：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知道浮肿代表着贫乏和饥饿；今天的人们，则把浮肿当作迟来的健康。
一百一十四
我是一个走错舞台的演员。观众都是我所陌生且厌恶的，剧场经理却让我逗他们笑。
一百一十五
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声音的畅春园看月亮，才明白什么是孤寂。
一百一十六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幔／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都习惯黑暗。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唯一的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只能像蜡烛一样熄灭。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可耻地死去。而我生活着，挣扎着，艰辛且苦楚。
一百一十七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祯；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农民起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