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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学院请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一讲就是三个小时，而且一点儿没有结束的意思。一位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了，举手向旁边的教导员报告：“教导员，我请假上厕所！”该教导员勃然大怒：“你的膀胱就这么小？”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膀胱的大小显然与觉悟的高低无关。然而，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说什么。
七十四
个性。个性是一捧荆棘，所有的刺都对着自己的肌肤。
小学的时候，老师在给我的通知书上的评语中往往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学个性太强、不合群……”
而我浑然不觉。老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非是当同学们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坛边看地上的一群蚂蚁时，我却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他们。
七十五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没有人能够理解强者。于是，希特勒便成了同性恋者、女人、两性人及精神病人。
七十六
王尔德说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理却由一名同性恋者道出。
七十七
我不喜欢小孩。我曾看见一对五岁的双胞胎抢一大包饼干，他们的妈妈将饼干分成两半，在他们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们却用眼光死死盯着对方的那堆，拼命去抢，抢得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依他们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我才是。
七十八
哥仑布。
他们用铁链将他押解回国时，他或许也认为自己失败了，但是这不证明地球上没有美利坚这个地方。
我。当我口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七十九
钱钟书。
吴组缃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管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恪。五十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膑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事”、“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恪的面貌音容；在《管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八十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八十一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八十二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后天调”的。
八十三
《街道》杂志报道，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六月十七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三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手中，开价一万两千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十一次踏进该公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五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形式，绝非仅仅为了一万两千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人人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一万两千元钱，我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八十四
异曲同工。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一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近被郑州大学录取。十月七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受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菜，各种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祠，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道德大学。
八十五
当一位学者的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若干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这样，在波普尔看来，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的精神分析学都被它们的信徒误以为是科学，因为这些教条“总是”有理。它们自我封闭，没有留下任何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任何悬而未决的观点、任何没有答案的疑问。然而，真正的科学同某种极权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只有它才具有活力。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八十六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嘀咕：居然有这样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八十七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一九二零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弋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八十八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八十九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九十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