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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禺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褊狭的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禺呢？曹禺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大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禺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禺笔下有一系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嬗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禺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教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禺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禺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禺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禺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禺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异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跟“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禺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禺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三十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了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了，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禺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文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了”，岂不是曹禺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份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静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船舷。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禺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欠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悖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禺就曹禺。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禺，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是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后记）
许多天才都是软弱的，曹禺尤其是一个软弱的天才。
在曹禺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他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本《家》。曹禺的改编简直就是“化银成金”。那是现代戏剧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作品。可惜的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好几位好心的作者给我来信指出，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将巴金的《家》归到了曹禺的名下。我不禁哑然失笑，同时又为天才之作被湮没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哀。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醍醐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摘引一二。
钱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齐，他们反对击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国常被容忍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亲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级来批评上级，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这还不算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公元一六一五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事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被警卫逮捕。二十五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翊钧拉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也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穆大师，不可能连《明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还不够“自由”的话，大师所说的“和亲性”与“自由”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人。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三万人，仅公元三四五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事就杀三千余人，铺天盖地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五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琏都被拉断，但学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奸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三百里遮天蔽日的宫殿，三千个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饷，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顶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听听钱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