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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有不少好文章，但大多数马马虎虎。当然，先生不是张狂之辈，他给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琐话”，也就是细碎的闲话。说闲话，当然是无话也得找些来说，有两三句话，便尽量拉长聊上两三个钟头。文章水分重了，但有水分方能显出“闲适”的氛围来。张先生的文章，佳处在于平等，缺憾也在于平等。他不倚老卖老、不板着面孔教训人，使人如坐春风，如沐秋阳，这种平等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比起得理不饶人，自以为是得道圣人的韩愈来，要亲切得多。但是，文章毕竟不能等同于讲故事，“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这样一来，读张先生的文章跟看电视、看球赛、听音乐、打扑克没有什么两样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第一流的文章，还需要有智慧的光芒，有“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活水”——张老的文章中，这两者多多少少有些缺乏。
旧事掌故，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以致明清两代笔记泛滥成灾，简直像决口的黄河一样滔滔不绝。张中行先生阅事多、读书多，识人亦多，一回忆自然是让逝去的人与事走马灯似地登场。《负暄琐话》倒还可读，到了《续话》、《三话》就给人以“挤牙膏”的感觉。张爱玲小说的开头，最爱写那把哑哑的老胡琴，刚一听到，还颇有韵味，听久了，老是那个调子，便让人生厌了。麦克有一段中肯的批评：“张先生的清供有三样：大老玉米一穗，香瓜一枚，葫芦一只，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故事，拉拉杂杂，也就敷衍成一篇好文章。”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倒还有几分味道，老喜欢给别人写序言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就更等而下之了。张文如酸梅汤，季文如白开水。我并没有侮辱季老的意思，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有不喜欢季老文章的自由，也有提出我的看法的自由，想必学界泰斗的季老本人看了，也不会怪罪下来。作为翻译家、语言学家的季老，我是打心底是佩服的，但说到散文，我则认为，季老算不得好的散文家。
不少人称赞季老的文章“平淡”。什么是平淡？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才叫平淡，能让你反复咀嚼、体味。平淡不是没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回味悠长的“涩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算是文从字顺而已，一张薄纸，看得到背面，背面没有什么东西。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第三境界与第一境界看似一样，实则有天壤之别。如果说知堂散文真是第三种境界，那么季老的文章确实只有第一种境界。做文章与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勤勉，做文章最重要的是才气，季老学问做得好，但做文章的才气明显不够。
其他如张岱年、钟敬文、南怀瑾等老先生，文章与张、季老相似，没能避免遗老气、方巾气、布头气。到底是老了，虽不至于江郎才尽，也难有昔日的意气风发，这是自然规律使然，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如鲁迅，五十多岁时写的大部分文章就远远不如《灯下漫笔》、《热风》和《坟》的时代；如海明威，到了“写不出来”的时候，烈性汉子居然举枪自戕！所以，我并不是要苛责诸位老人。我想说的是后半句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梁遇春和梁遇春的文章？
三十岁的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纵谈人之老少，气吞长鲸，好不痛快！我引申之，人有老少，文章亦有老少。少年之文章，如烈酒，使人有拔剑斫地不可一世之慨，有引吭高歌怒发冲冠之气；老年之文章，如清茶，使人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感，有手挥五弦目送鸿之致。少年之文章，使人忧，使人怒，使人热血沸腾；老年文章，使人闲，使人静，使人冷眼旁观。少年之文章是流出来的，老年之文章是挤出来的。少年之文章可舒张万物，老年之文章则无可奈何。少年之文章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老年之文章如“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少年之文章写未来之事，在幻想中纵横驰骋；老年之文章写过去之事，在回忆里昏昏欲睡。
今日，流行老人的文章，非但不足以证明人们心理的成熟，相反倒是表现出生机的丧失。年纪轻轻的人们，自己不写好文章，却抱着老人们的坏文章读得晕头转向，实在是一大“怪现状”。在美国，新秀辈出，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级作家索尔·贝娄，也很快就被忘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须领三五年的风骚就行了，空间仄逼得很，总得让新人上台吧。
这种局面的形成，究竟怪少年，还是怪老人？也许是少年不争气，写不出绝妙好文来，所以我们的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们不得不肩着闸门。因为少年中没有人愿意接力，老人也就没办法休息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国焉能不亡国？
然而少年们并没有获得茁壮成长的广阔天地。轻狂、外露、片面、幼稚、偏激……太多的标签贴到他们的身上，就像如来佛贴在五行山上的偈语，任你孙猴子有三头六臂，也得老老实实地呆着。老人们开专栏出集子，“一条龙”的生产线，不费半点力气。编辑、报社、出版社蜂拥而至，把门槛都踏破。随随便便写一篇关于小猫小狗的文章，也被恭恭敬敬地捧回去放在头版头条发表。而少年们一次次投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再好的文章也被扔进废纸篓里，初出茅庐者，不屑一顾！文坛对陌生的面孔是最无情的。三番五次，血也冷了，锋芒也磨平了，人也老了，作品也发表了。
张岱有一番刻薄的论述：“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住，皆在行墨过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后扼入齿哕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滓。”由是，我说我的文章比张中行老、季羡林老写得好，并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历史规律使然。老先生们该为之而高兴，而不会对我眈眈相向。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在退化之中？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愿意看到的情形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滕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八十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首，全是豆腐丝（诗）萝卜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李敖二十六岁时写下轰动一时的《老年人和棒子》，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引起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够诲人不倦，可是他们却不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受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轰炸式的常谈！”我才二十四岁，比李敖更年轻，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愧对我的青春！李敖又说：“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样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这样人老心不老的前辈，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到我们年轻人的圈子里来，至于像梁武帝萧衍、英皇伊丽莎白这样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查尔斯王子，一定要扛起反旗来——谁让你们如此恋栈？人寿几何、青春几何！
李大钊说：“青春者，人生之王者。”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气象，个个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梁遇春辈，也淹没在群羊的“哞哞”声里。谁能驱动这群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事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章开始！
晚年悲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禺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静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苦的。
曹禺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是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白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方：“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事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事，我说我儿子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事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样呢？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禺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事实却是：晚年曹禺的创作出现了十八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禺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