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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背着沉重的书包最后一个走出图书馆的大门，背后的灯光依次熄灭，仿佛有双手跟着我追。踏着雪泥走在燕南园的矮墙外，空气轻微地震动，使树枝上的几片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雪花格外意深，帮我沉默。该睡的都睡了，该醒的还醒着。燕南园的深处似乎还亮着一盏枯黄的灯，看不真切。一句偈语涌上愕然的心头：“饭颗山头饭颗生，莲花灯下莲花起”。我俨然成了灯下读经的主人——那位主人，可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那位主人，可与塔和湖一样年长？此刻，就缺少犬吠了，否则我便成为唐时的风雪夜归人。
那些独行的夜晚，没有月光，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舔着我的脚印。几座新建的大楼挡住了黝黑的塔影，而湖在哪个方向呢？我迷糊了。两句《牡丹亭》的唱词涌上我的喉头，尽管我依旧沉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唱春天，现在却是冬天；那是唱南方，这儿却是北方。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这两句唱词，就像林黛玉想起“赏心乐事谁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一样，带着彻彻底底的绝望的心情。
我又一次走向塔。围墙外，有一根张牙舞爪的姻囱，比塔还要高。完美的构图被破坏了，照不了一张只有塔的照片，塔的旁边是无法回避的烟囱。烟囱是什么时候修起来的呢？因为烟囱不是“人文景观”，所有人都不知道答案。我只记得法国摄影家马格·吕布七十年代到中国拍的一组照片，其中一张便是冰冻的未名湖、湖面上滑冰的大学生、寂寥的塔以及滚滚冒烟、欣欣向荣的的大烟囱，许多朋友都恨这根烟囱，我却不恨。坐在枫岛上望这对“兄弟”的时候，我想：缺了烟囱，怕塔也要逊色许多吧？这是历史，也是现实。
我的眼角是一湖的水，这些水曾溢满几代人的眸子。塔在湖的一角，孑然而立。许多年以前，塔门便锁住了，没有登临的可能。记得我到北大的第一天，兴致勃勃地去看未名湖，却在偌大的校园里迷失了方向。只好红着脸怯生生地问一名老生：“未名湖怎么走？”
“那边不是？见到塔就见到湖了。”他指了指突兀于郁郁的树荫之中的塔尖。我便沿着塔的方向走，终于走到了湖边。塔成了我开启这座迷宫般的校园的第一把钥匙。
湖动，塔静；湖是阴，塔是阳；湖躺着，塔立着；湖谦逊，塔高傲；湖依偎大地，塔向往天空；湖容纳游鱼，塔呼唤飞鸟。焦灼的时候，可以来触摸湖的妥贴；软弱的时候，可以来汲取塔的耿介。塔与湖都是有灵魂的，它们的灵魂是千千万万人的灵魂，是北大的灵魂。北大如果没有了塔和湖，就像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年轻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那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人们已然不笑亦不哭。湖光塔影之间，还有一个人在行走。行走的这人是我吗？
这个人是我，这个人的背已驼，足已跛。这个人衣衫褴褛，行囊里全是书籍。在这不纯真的年龄里，未名湖像孕妇一样忍耐痛苦；在这不纯真的年龄 ，博雅塔像幽灵一样撕破幸福。塔与湖分别处于对立的一极，提醒着人们保持残存的一部分记忆。塔与湖都知道，身边行走的这些人都不再是昔日的知己了。但它们依然像昔日那样存在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怎样一种凄美而悲壮的情景啊！让愿意枯萎的尽量枯萎，让愿意腐烂的尽量腐烂，让愿意生长的尽量生长，让愿意燃烧的尽量燃烧，让安居者继续安居，让漂泊者继续漂泊。最后，塔依然是塔，湖依然是湖，我们依然是我们。
世界真的会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熄灭”么？
第三辑 玩知丧志
玩知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蛮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拾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铖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千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蠢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宥，而“玩知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大部分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词”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捏拿拍拉，比疱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揉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曰、德里达曰……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恪，只好哀叹“晚岁为诗欠斫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俳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一九三八年八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沧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叫嚣“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缪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了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惘》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北斗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火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黑色阅读
阅读是我们藉以反抗人世急促的最好武器。我们的人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常常被界定为一种凝固的状态。在阴暗狭窄的舞台上，我们不得不接受现时价值观念的多重约束——渴求荣庞，恐惧屈辱，成败萦怀，得失惊心。这种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阅读来缓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压力。如果我们把自己比喻成鱼缸里的小金鱼，那么阅读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浩瀚无涯的大海。在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视野里，所选择的都是灿烂的“亮色”——金庸笔下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英雄，琼瑶书中缠绵动人、至善至纯的爱侣，梁实秋雅舍里冲淡平和、事理通达的智者闲谈，汪曾祺山水间知足常乐、情趣盎然的生活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