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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年轻。那些垂垂老矣的高官，在带着恒温装置的高级轿车里，真的比我们舒服吗？他们混浊的眸子注视着这群在雪地上滚爬的青春的躯体，心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是否也忆起了当年的青春岁月，书生意气？
燕园里，“老人”只有西校门的银杏树，它的年龄肯定比这座学校还要大。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抖出一片灿烂的辉煌？银杏叶的那种舒展流畅的生命本色，比黄金不知要动人多少倍。
毕业生们都要到银杏树下拍照。人是名，树是影。人的名是虚幻的，花名册一年一换；树的影是真实的，这是天空对大地的给予。什么叫做“成熟”，到银杏树下去找答案。银杏树还会灿烂下去，因为还会有夏天；毕业生们还会灿烂下去，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这个校园。
那么，回首的人，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我们拥的的只有青春，但这足够了。
青春意味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李大钊的青春。鲁讯却说，青年中也有昏蛋，有懦夫，有叛徒。看来，青春也值得怀疑。
他们的青春在昏睡着，他们自称“九三学社”——上午九点起床 ，下午三点起床。宿舍里各自为政，找不到“公共空间”。唯有睡觉能够达成默契。在痛苦的哲学家与快乐的猪之间往往选择后者，鼾声组成一曲澎湃的大合唱。我短暂的睡梦，时常被鼾声所惊醒。
毕业生们睡眼朦胧地坐在楼前。负暄琐话，只谈旧闻，不谈新闻，大家只对旧闻有兴趣，即使只是一些平淡得像白开水的往事。毕业前夕的日子宛如在梦中。毕业生不属于校园，也不属于地方，两处茫茫皆不见，脚下踏的是一块浮冰，浮冰正在融化。
坚持或背叛，认同或否定，这不是一个问题，到了哪个村子，便入乡随俗。
电影院和录像厅里，有一半以上是毕业生，无所事事的毕业生。
坐在电影院里和录像厅里，并不意味着喜欢看电影，只是氛围投合心情罢了。在黑暗中，软弱的部分都被精细地包裹起来，屏幕上有一个玫瑰色的世界。故事本身编造得很拙劣，但毕业生们已不再像在大一时那样挑剔地批评。他们能体味出导演的无奈。他们是导演，他们也会这么拍。
在黑暗的、封闭的空间里，时间不存在了。凝视着活动的画面，心里却在想着自己。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转眼零落成泥？电影里的主人公在笑，在哭，在爱，在杀戮，而毕业生们静静地观看，坐成古代英雄的石像，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那些表情，留给告别的那一天。弘一大师坐化之前，挥笔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毕业生们离开之前，脸上的神情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有位年轻的博士调侃说，中文系的学生与其老老实实地听四年课，不如痛痛快快地看四年电影。听课听不出才气和灵感，看电影或许能够看出才气与灵感。
每一个毕业生想说的心里话也就是这一句。
然而，校园生活毕竟不是一部类似于《爱情故事》的电影。
当图书馆前面的大草坪被抹掉后，歌者们移师到静园里。
我不喜欢静园的草坪，在周围院落的包围下，丧失了草坪应有的从容。但毕业生们顾不上这么多，在那些没有繁星的夜晚，围成一圈，在角落里自弹自唱。
记得刚到北京时，还能看到满天繁星。后来，日渐稀少，到了毕业的时候，居然一颗也没有了。不是繁星消失了，是心灵蒙上了尘埃。怎么擦也擦不去。
今夜，有月皎然，他们在唱卡彭特的歌。我坐在另一个角落，歌声从草尖上传来，这首歌从大一听到大四，从进校听到毕业。也许只有逝者能如此准确地把握生命的本质，也许只有毕业生才会真正眷恋这座已经不可爱的校园。
《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落，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转，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
这是毕业生们唯一的信念。
那塔，那湖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个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
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
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
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
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
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到终结
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博尔赫斯
那塔，那湖，那些书，那群人，那片林子，那些花朵，那座校园。
我来之前，这里曾经很灿烂。我不忍说“曾经”，说起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我来之后，时光已经凋零，如勺海里入夜的荷花，如枫岛上无鸟的旧巢。只有湖还在，宁静如日本徘句里的古池，蕴一池的寂寞，等了许久，也没有等来一只入水的青蛙；只有塔还在，灰尘满面，鬓也星星，落下倾斜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喃喃地自言自语。
前清的王子和公主们在这里嬉戏过。那时候，还是康乾盛世，该辉煌的还辉煌着。那个倒霉的英国使节曾在这里下榻，因为不肯向大清帝国皇帝下跪而结束了他屈辱的出使。可他牢牢地记住了这片园子。半个多世纪以后，他的子孙们又来了。这一次，他们一把火烧掉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烧掉圆明园旁边一片拱月的星辰：畅春园、蔚秀园、承泽园、镜春园……美丽的名字流传下来，大观园那样流光溢彩的想像流下来。以致我每每阅读北大教授们的著作，在最后一页发现“写于京西××园”的文字时，总认为教授们都生活在桃花源一般的乐土上。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实际上，剩下来的只有一群群单调、笨拙、丑陋且拥挤的楼房，它们建于五六十年代。楼房与楼房之间是坑坑洼洼的水泥道，半黄半青的小块草地，以及匆匆行走、面有菜色的教书先生和学生们，他们几乎全都未老先衰，吃力地蹬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为生存无奈地奔波。
仅有的美丽定格在未名湖区，没有人敢给湖起名字，尽管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工湖。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淤塞与浚通，水已不是当年王公贵族们眼中清亮清亮的水。每天早上，一堆堆的老人聚在湖边，在舒舒缓缓的音乐里练习气功。未名湖的早上是属于老人的，青年人都缩在被子里等阳光爬上他们的脸庞。要么就有几对约会的恋人，依偎而行，与演练气功的老人们一样物我两忘。湖边的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一字排开，朱阁绮户依旧，只是德才均备的风流人物们早已不见了萍踪侠影。
冬天，湖水结冰了。冬季，未名湖有两三个月可以溜冰。这对来自温暖的蜀中、不曾见过冰冻的湖面的我来说，的确是件奇妙的事。在燕园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冰还没有冻结实，我便冒冒失失地走上去，果然是“脚履薄冰”，只听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脚下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一直向对岸延伸。我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发现那块沙州上的石鱼还有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赶快紧紧地抱着它。石鱼竖着身子，似乎在与凝固的命运作最后挣扎。而我抱着它，分享着它那冰冷的体温。瀚海就是天堂吗？清醒就是沉醉吗？那一瞬间，我哭了，对着空寂无人的白茫茫的未名湖，就像当年抱着老马痛哭的尼采一样，我也想对石鱼说：“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谁知道我的昨日生不是这条悲壮的石鱼，谁知道这条悲壮的石鱼不是我的明日生？我害怕惊醒居住在冰层下的诗人的灵魂，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让滚烫的泪水自由自在地溅落到石鱼的头上。或许，过不了多久，泪水就会凝成冰珠。
这里没有光阴的概念，草的枯荣不代表什么。中文系在五院，小楼的墙壁被爬墙藤密密地覆盖住了。草比人顽强，草在这儿扎根、并且繁衍，而无论怎样优秀的学生一年就得换一批。
五院破旧的二层小楼一年四季都在修修补补。每次走进去，都有一群民工在走廊里忙碌着，或者粉刷墙壁，或者装饰天花板，或者更换门窗。这种繁忙的场景使人怀疑：或许这群民工才是这座小楼的主人，据说，从一院到六院，许多院落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温柔如春水的冰心就曾居住于此，在漆黑的走廊里，恍惚跃动着一群民国女士的裙角。一股厚重的油漆与水泥的气味扑面而来，先生们习以为常地在这种气味里撰写高深莫测的文章。窗外，院子里的草们疯狂地生长，像在跟谁挑战一般。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呀，草的上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北大古老的楼房数也数不清：一教、二教、文史楼、哲学楼、化学楼、俄文楼、民主楼……一些正被拆除，一些等待着被拆除。谭咏麟伤感的声音飘荡着：“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飘落……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是的，白发与黑发都留不住什么。这里本来就是一处“不真”的世界。冬天，当我作为早上第一个赶到教室的学生，穿行在灯光昏黄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空气如此燥热，带着金属般的霉味，渗透进我的每个张开着的毛孔。封闭的空间，模糊的门牌号，被白蚁蛀坏的讲台，墙上一层接一层往下剥落的石灰，这一切就像一台老得走不动的挂钟，牙齿落得差不多了，咬不住时间的手指。最放肆的是老鼠，它往往在老师讲得最精彩的时候，闪电般窜过讲台，下面爆发出男孩愤怒的喊打声和女孩矫揉造作的尖叫。颓败的氛围每时每刻都在与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孔进行着艰巨的斗争。终于，在古楼里呆过的那些明朗的脸颊上，捉摸不定的神 色越来越多；那些青春的血管里，汹涌澎湃的鲜血越来越少。窗户整个冬天都紧着着，灰尘与水气使它们不再透明。于是，看不到窗外的塔和湖了，只好收起骚动的心来，学生变成了先生的同龄人，而不是先生变成学生的同龄人，早生华发不是为多情。
张承志说，这是一座游牧的校园。然而，门卫严肃地检查着进出人等的证件，好似一处保密机关。学生们整天围在宿舍里打牌，劣质的扑克牌像蟑螂一样在油迹斑斑的桌子上跳动，在楼外游荡的是土头土脑的校警，与银杏叶铺就的小径那样不协调。反正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年份，校警们除了撕海报，什么也不用干。这是约定俗成的午休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瓶从窗口扔出来，有二锅头，更多的是燕京啤酒。空瓶子亲吻水泥地时声音悦耳，破碎的玻璃片在树根下放射着斑谰的光泽。我总算感觉到时空的更替与流转，在一中午的蝉鸣里，酒瓶的悲剧简直就是贝多芬的《命运》。风从湖边吹来，罕有的温润。忽然想起军训时代的一桩趣事来。教官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同学大骂不止。这名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同学，竟针锋相对地说：“我是什么东西——我是北大学生！你是什么东西？”这句话一定比所有的粗话还要“恶毒”，飞扬跋扈的教官面目狰狞地扭头而去。显然，某个语词令他无法抗衡。那时，我们把这种命名当作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