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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哞……哞……’小山羊给妈妈撒着娇。因为小山羊没有爸爸，它们是母系社会。”外公边解释边学着小山羊的叫声：
“‘我的孩子，亲爱的，是饿了吧？’羊妈妈把脸贴在了小山羊脸上，心痛地问着小山羊。”外公用他的脸紧贴着我的脸蛋做着比划。
“‘哞吆！……’小山羊说：‘不饿！……’”我又一次被外公逗乐了。“羊妈妈呵护着小山羊一天一天长大了，她教小山羊吃草，跑步，告诉小山羊很多很多生存的道理，告诉小山羊如何认清大灰狼的面目，小山羊一一记在了心里。”
“小山羊长大了，开始自力更生，寻草觅食。一天晚上，小山羊回到家里，发现妈妈躺在了血泊里，它慌了，用嘴在妈妈头上舔啊舔啊，羊妈妈慢慢缓过了气力，对小山羊说：‘孩子，妈妈不行了，妈妈是被大灰狼咬死的，要为妈妈报仇，报仇……”
“羊妈妈没说完就咽气了。小山羊哭啊哭，小山羊伤心极了，下决心要为妈妈报仇。一天一天过去了，小山羊就是没有机会，它要急死了。”
“可是，大灰狼的儿女一大帮，小山羊怎么能斗过人家呢！随着小灰狼慢慢长大，报仇的可能反而越来越小，又一次给小山羊的生存带来了威胁，小山羊不得不为了自己活命和小狼仔们做了朋友。你说，小山羊做得对吗？”
“不对。”我气愤地回答了外公的提问，不料，外公却说：
“对，小山羊做对了。先保全自己，然后才能找机会给妈妈报仇。”
我想通了，外公说的道理就是保存实力，适应环境，然后才能改变环境的道理。
外公的童话故事太多了，每次讲的都不一样，而且表演得很地道，讲完后还要问我很多为什么。我怎么可能没有他呢？是外公带我到这个半山区来的，我只知道我的亲人就是外公和姐姐，其余的亲人我一点也没记忆。
外公临死时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那句“给我报仇”的话时时提醒着我。那天我生病了，没有精神再去讨饭，蒙上外公留给我的财产——一条起了疙瘩的棉被躺在地铺里，却睡不着，外公出事前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
天很黑了，为了节约煤油，外公不让我太早点灯。我嫌屋子里黑，坐在门口等他把好东西给我带回来。我每天都能吃到外公带回的水果之类，已成了习惯。有一次不知怎么，外公比哪一天都回来的晚，我等着等着便睡着了。
“香子，醒一醒！”外公拍着我的肩头，边喊边拉起了我，“醒一醒，香子，外公给你拿苹果回来了。”
我迷迷糊糊地接过了苹果，边朝回走边在苹果上咬了一口，躺在地铺上又睡着了，朦朦胧胧地听着他好像说过的话。
“倒霉，又让我碰上咧，刘麻子不知在埋啥呢，又看不清。他为啥要我把嘴管好？你说，香子，这……”我含糊地应了声后又咬了口苹果，“你说……说这，这不会有事吧？”
外公等了半天，见我没应声，又说：
“这娃，咋睡着咧。”
谁知，这一觉却是我和外公永别的一夜。
那是片很大的柿树林子，是刘麻子承包村子里的，也是外公讨饭回来时必经的地方。除了那条小路可以到小屋外，要么就得从村子里绕过来，外公又是个走路顺着墙根溜，自知卑下的人，所以外公也就碰上了两次。
刘麻子是这一带最有钱也最有势的人，虽然也是个农民，每逢佳节或他的生日，都会有很多人来拜望或祝贺，大车小车你来我往的，说起话来总是梆硬的气人。虽然当官的都得给他的面子，村子里的人却不买他的账，除了那个乡长的夫人和他来往外，别人很少跟他打交道，背地里反而说他不仁不义的坏品行。特别是四爷爷，一见他就把脸拉下来。
刘麻子的弟弟在外边做官，听说官做的很大，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十三岁的我当然弄不清。
我回忆着外公出事的经过，思考着外公说的“把嘴管好”，还有他死时未说完的“刘麻子……外公冤”的话，加上四爷爷的分析，我认定了杀死外公的人就是刘麻子，我的仇人非刘麻子莫属。
第一部分：天灾天灾（5）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个日子——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那是外公用生命刻记在我心中的日子，我期盼着能为外公报仇雪恨的警察，把法绳套在刘麻子的脖子上。谁知，一天天过去了，得到的依然是等待。
四爷爷领我去过一趟公安局刑警队，以后便由我去催案。
刑警队的头头叫张伯让，他们的人叫他张队长。他是个很干练的男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有种逼人的寒光，也许正是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才一次次给了我一个他一定能为外公伸冤的信心。虽然他的个头不高，却总是精神百倍，来去一阵风的一闪而过。我每次去都能得到他的同情和言语上的安慰，他告诉我一定会把杀死外公的罪犯抓住。
在那把砸死外公的钉锤把上，在留下的指纹和现场的痕迹以及我所能提供的线索上，张伯让作了仔细的分析和肯定，他说很快会有好消息给我的。第三次见他时，他又一次提问了我。
５月２７日，我又去找张队长，见到他就不自主地流眼泪。最让我高兴的是他关上房门后悄声对我说的话：
“有眉目咧，香子！最多一个星期，凶手就会绳之以法。”
我高兴极了，“噔”的一下跪在了地上，给他磕起了头。他扶起我，安慰了几句后又匆匆出去了。
我等待着一个星期的到来，等待着七天后能为外公伸冤的消息。
七天好不易过去了，一点音信也没有。第八天，我又去了公安局，却没见到张队长。
隐约中，他们的人交头接耳着什么！对了，我记起来了，大城市闹学生运动，是上大学的学生，公安局的人全忙上了。我无望地返了回去。
最后一次找张队长的时候，却换了人，新队长叫刘飞。我吃了一惊，四爷爷说过，刘麻子的儿子叫刘飞，我也远远地见过他几次，刘飞结婚时看得最真切，人样挺排场的。真是他吗？虽然我并不完全明白会有什么坏处，却有种会出麻烦的感觉。我打听张队长的下落，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失望了。
我把这个消息说给了四爷爷，我还能说给谁呢！我认为唯一可信，也能给我操上心的只有四爷爷。四爷爷听了却没反应，只是沉默。我望着他为难的样子，期待着他的主意出现，四爷爷却一直抽着旱烟。
忽然，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娃呀！没指望咧，这下真没一点指望咧！也再别去催案咧，记住，千万别去咧，更不能叫刘飞看到你。”
“为啥？”我似乎明白了，又不全明白地问道。
“你不懂，你太小咧，记住，不能让刘飞认识你，见都别见最好！”
我有点醒悟，还是没全明白。我却能悟出来四爷爷的话一定有原因，我点头应诺了。
从那以后，我从公安局门前走过时，只能斜目朝大门里偷看一眼，再也没有勇气和胆量走进去为外公伸冤了。
尽管不敢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却总有种想见到张伯让的奢望，无论如何也得见他一面，他一定会告诉我外公的冤能不能伸的实话。我常常在公安局大门外转悠，一旦有警察出来，我先看看是不是张队长，一旦不是，便悄悄地藏起来。等着等着，又失望了。
此后的一月左右，我正挨门挨户地讨着饭，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看时，却是我寄托着全部希望的张伯让。我飞跑了过去，眼圈又潮湿了。
“张叔，我咋找不见你咧呢！你不当队长咧吗？外公的仇得是报不成咧！你说过，再有一个星期就能抓住凶手吗！你说话咋不……”
“嘘——小声点，”张伯让一把拉住我的衣袖，到一家杂货店前，又看了看周围，说：“我被免职咧，调到云岗镇当警员。香子，别再催案咧，你外公的冤鸣不了咧，你要马上离开那个村子，那个房子又不是你家的，记住了，离开那里，越快越好。”
张伯让说完，又瞅了瞅四周，道：
“我走咧，小心，娃呀！”
张伯让背过身突的站直了，完全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匆匆离开了。我还想问他什么，憋了口气却没喊出去，眼巴巴望着他被那堵破土墙隔去了身影。
我的大脑不停地忽闪着刚才的一幕：张伯让喊我名字时的亲切；看见他时我的激动，以及刹那间的希望和喜悦；他朝我走来时正气凛然的形象，变换在脑海中。我不全明白的是，他窥望四周的一瞬，畏惧或者说怕被人看见的神情，似乎不该是从他的身上发出来的怪异现象，我糊涂了——他是张伯让吗？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个正气裹身，寄托着我全部希望的张队长。
我知道外公的冤没法伸了，更仇恨起了刘麻子，我必须亲手杀了刘麻子，无论如何也要为外公报仇。我想了很多杀人的办法，都被自己推翻了。张伯让叫我离开这里，四爷爷也这么说，我能这样离开吗！离开了谁为外公报仇呢？我固执地留了下来，杀了刘麻子后再走才可以，我打定了主意，靠近刘麻子身后，趁他不防一刀刺进……
第一部分：天灾天灾（6）
我随时注意着刘麻子的动向，同时也小心地回避着刘麻子对我的注意。四爷爷不让我和刘麻子见面，说刘麻子看见我一次就会有一次的危险。
我从小的野性支持了我必须报仇的决心。每当刘麻子的身影在我眼前出现时，小拳头和小眼球一样的劲圆，心又止不住“怦怦”直跳，既想冲上去一刀戳死他，又明白自己身单力薄，是鸡蛋碰石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次又一次从眼前走去。
好不易有了机会，在乡政府做事的那个白乡长的女儿办婚事，他的夫人和刘麻子很要好，刘麻子当然是这场婚宴的大红人。我把准备了好久的刀子装进了衣袋里，悄悄朝白乡长家的宴客席走去。
咳！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想笑，说是把刀子，其实是把比削苹果皮的刀子略大了点儿的带把的小刀，能杀死刘麻子吗！
这里的女孩子出嫁，做父母的提前给亲朋好友下了柬子，写清女儿出嫁的日子，出嫁的前一天是女孩子一方宴宾谢客。说是谢客，客人都不白来，各自根据骨近血远，叔高侄低地为女孩子贺上礼品，有钱人家陪嫁的是时兴的三转一响——人力车、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权大的人只要能来一下婚礼现场，等于给足了主人面子，尽管那个面子不实惠，主人也比那些送实惠的人看得起，满接满送的认为蓬荜生辉。至于有钱人的心里平衡与否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趁机蹭上点“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