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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是见利忘义之徒，故李肃能以利动之：关公则以义为重，非名马、金玉所能动其心。而张辽却晓之以义，责之有“三罪”告之有“三便”，故有关公的“三约”，权变而归曹。故说的对象不同，说法也应异。
责战死不义，有“三罪”
关公被曹操围困于上山，张辽因与关公有交情，乃往说之。张辽知关公是忠义之人，直说曹操要他归降决不行，却反责他如战死其罪有三，说：“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先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踏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关公以义自诩，张辽偏责他战死不义，这就使关公不能不考虑，故沉吟问：“汝说我有三罪，欲我如何？”
为之设想，关公订“三约”
张辽乃为关公设想说：“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则必死；徒死无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听使君音信，如知何处，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详之。”张辽不仅善于说人，且善于为人设想。张辽也是个英雄，正因是英雄才能了解英雄，其所说的所想的才能打动关公之心。关公才提出“三约”说：“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情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张辽回报，曹操不同意“但知皇叔去向，虽远必往”这一条，张辽说：“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操乃同意，关公始降。张辽可谓巧于说辞，也会做好人，两面都不亏。
3。以理服人：诸葛屈群儒
曹操南征，孔明奉命出使东吴，联合孙权抗击曹操。当时，东吴分成主战和主降两派，主降派人多势众，孔明一到东吴便被迫跟他们展开一场激烈的舌战。
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说法
孔明对这班“峨冠博带”的投降派早就了解，便针对他们懦弱无能、畏敌如虎予以揭露，以理服之，并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说法。
张昭为贬低孔明，讥笑他自比管仲是不自量，孔明则用事实驳说：吾主兵不满千，将止夫、张、赵云，且军不经战，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沙用水，使夏侯惇、曹仁等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并以庸医杀人为喻，隐然笑张昭等是庸臣误国。最后反唇相讥，说张昭等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虞翻夸大曹军声势，孔明指出：“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虞翻笑他“军败当阳，计穷夏口”，犹言“不惧”是“大言欺人”。孔明讥讽说：“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复口，所以待时也。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观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
步骘说他“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孔明并不讳言，理直气壮他说：
“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此非畏强凌弱，慎 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澡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谈降，敢笑苏秦张仪乎？”
对薛综说人心归曹，刘备不识天时必败，孔明则愤怒谴责其为汉贼张目，“不足与言！”陆绩鄙视刘备是“织席贩履之夫”，孔明轻蔑地笑说：“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履，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口若悬河，群懦失色
孔明在这场辩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辩论天才，跟他辩难的，都是东吴负有盛名的才智之士，如果辩不胜他们，就无法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抗操。
而这些人都主张投降，故孔明把辩论的焦点放在这方面，並在以理服人的前提下，根据其人其论，分别进行反驳，对嘲笑的，反唇相讥；对为敌张目的，严词斥责；对胡说八道的，热嘲冷讽；对无知的，加以启发。由于孔明理足词严，口若悬河，群儒尽皆失色，这就给投降派狠狠当头一棒。
4。先激后说：孔明折孙权
孔明说孙权，何以反而先激之？这是孔明因人而异，对张昭等辈则驳之，使其理屈词穷；对孙权则先激之，因孙权是英雄，求之会无动于衷，激之才引起其注意，然后始能使其求己，说之则易。
先激之以摸清其对战降态度
孔明舌战群儒后，鲁肃引其见孙权，孔明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仪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凡，只可激，不可说。”于是先说曹操势大：
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能征惯战之将，何止一二千人。当孙权要他为之决战和不战，孔明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而事之？”孙权不高兴地问：“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激之说，“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以帝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成，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说刘备不可降，而孙权可降，实是有意藐视孙权。孙权听了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这么一激，孔明便摸清了孙权的思想状况。说其可降如无动于衷，说明其有降意；今其勃然变色、拂衣而起，说明其不甘居于人之下，这样孔明使知道下一步怎样对他下说词，并料到联合孙权抗击曹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了。
激将法奏效，孔明展辩才
鲁肃不知孔明用意，反责其“欺吾主太甚”，孔明仰面笑说：“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计，彼不问我，我故不言。”鲁肃转告孙权，孙权回嗔作喜说：“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
乃请孔朋入后堂，置酒相待。孔明始为之分析形势说，“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 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功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孙权大悦说：“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孔明采取先激后说之法，终于折服了孙权，胜利完成其出使东吴联孙权抗击曹操的战略任务。
六、缓 急
做任何事情，是缓是急，应看具体情况而定：应急则急，应缓则缓。应急办而缓办，将会误事，应缓办而急办，也可能把事情弄糟。这可以说是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对于战争，是缓是急，也应如是处理。
《孙子兵法》提出了兵贵神速的观点：“……故兵闻拙速，未睹工久也。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军争篇》），孙武强调战争要快速机动，是从实行战略进攻而提出的。春秋末期，由于经济、交通条件限制，不可能把战争时间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很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便结束战斗。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已属罕见的战例。因此，孙武没有涉及缓战的思想。战国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战争则变得很复杂，时间持续长了，如吴楚柏举之战就打了十一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三年之久。一般来说，战略进攻必须神速，战略防御则要持久。这已为尔后兵家所遵守的法则。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战略进攻的某一阶段也需要缓战。郭嘉策翼州、定辽东时，则提出“急之则合，缓之则离”
的计谋，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大胜利。《三国演义》有不少“缓急”的例子，对人们是很有启发的。
1。待乱入朝：董卓屯兵城外
何进与宦官斗，因缓而败，董卓应诏入朝，因缓而其篡政阴谋得逞。同是缓，其不同如此。
“倒特干戈，授人以柄”。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矛盾极其尖锐，或为立嗣，或为争权，彼此搏斗不已。何进与十常侍内讧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灵帝病笃，欲立皇子协继位，听中常侍蹇硕之计，拟先召大将军何进入宫杀之。何进知其谋，拒不入宫，即先扶立其妹何后之子——太子辨即皇蒂位，派袁绍入宫收蹇硕。蹇硕被杀，何进听从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宦官。宦官张让等闻讯，贿赂何进之弟何苗说情，何后便出面表示不同意何进所为。何进犹豫不决。袁绍建议：“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时事急，不容太后不从。”进说：
“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外檄大臣入京”，认为这是“倒持干戈，授 人以柄，必致祸乱”。何进轻蔑他说：“此迂夫之见也。”便发檄至各镇，召赴京师。西凉刺史董卓得诏，即提兵望洛阳进发。谋士李儒说：“今虽奉诏，中间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表，名正言顺，大事可图。”卓大喜，即上表。表略说：“窃闻天下所以乱逆不止者，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之故。臣闻扬汤止沸，不如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毒。臣敢鸣钟鼓入洛阳，清除让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何进得表，便派人迎董卓于渑池。董卓却按兵不动。张让等知外兵到，乃密谋：请何太后召何进入宫，伏甲士杀之。
袁绍等得悉何进被杀，乃带兵入宫杀尽宦官。朝内大乱。这时，董卓始整兵入朝，趁势掌握了朝政，成为汉廷的实际统治者。
不速不容，致乱之由
为何董卓以缓而阴谋得逞？何进以缓而遭杀身之祸？“奸在君侧，除之贵速贵密。”何进不懂此理，却不速不密。本来，尽杀宦官并非明智之策，但既决意杀之，即要迅速行事，使其措手不及；而何进因何后一再阻挠而犹豫不决，及召外兵入朝，其谋更加暴露无遗。因其缓，使宦官有时间得以反扑；因其谋泄，宦官与之势不两立，不杀何进必将被何进所杀。何进应密而不密，应急而不急，这便是其致死之由。董卓奉诏入朝除奸却不密不速，同是缓，却与何进的缓有所不同。何进是暗发密诏召卓，为何董卓偏上表把除张让之事公布于天下？既然声言要“鸣钟鼓入洛阳，清除让等。”为何又在渑池按兵不动？其中大有阴谋，他上表使除张让等之事公开，意在告知让等，使其有所准备，对何迸进行反扑，促使宦官与外戚内江，他在渑池按兵不动，实是“坐山观虎斗”，然后乘乱入朝，操纵朝政，为所欲为。这便是董卓以缓而其阴谋得逞之故。
2。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