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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茨勒：他们大口吞掉了一切。两三个星期前我们才第一次给中部进行补充。不然中央集团军群真是受虐待了。我的元首，那么我可以马上办了。今天晚上他们就可以与第一批师一起出发了。
撇开其他事情不说，仅这段在午夜23 点至凌晨1 点进行的令人疲惫不堪的、冗长的谈话再次预示着四分五裂的德国领率机构的恶运。即使希特勒最近为此颁布了一个规定，也无助于这种状况的改变。按照这个规定，所有涉及东线和其他战场问题，都要由两个总参谋部的头目约德尔和蔡茨勒向希特勒报告后决定。希特勒所下达的命令都是在就事论事和片面理解的基础上，权衡两方面意见后作出的。当时，在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催逼下，北方集团军群将其出发阵地撤至佩普西湖和纳尔瓦以后一事，就是希特勒利用这种方式处理在乓力分配上反复出现的矛盾的一个实例。希特勒还是象往常一样反对任何放弃地域的建议。在东线北部，由于他考虑到芬兰人的问题，将在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刚刚提出的意见置之度外，不准备将德军撤到后方一条大大缩短的防线上。为了回避陆军在其熟悉的战术方面提出异议，他求助于约德尔，让他归纳一下依靠芬兰湾内侧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战略上的弊端。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东线形势不甚了解，难以权衡利弊。而希特勒就恰恰是通过这种方式，利用他的军事“工作班子”与另一种意见针锋相对，把如此重大的决定建立在个人好恶和与自己心意相投的判断上。
然而，鉴于意大利投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方列强对芬兰日渐增大的影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早就为芬兰人可能退出战争，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在第20 山地集团军司令迪特尔大将进一步建议的基础上，9 月28 日颁发了“关于德军准备从芬兰北部撤退的第50 号统帅部指令”。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竟干脆利索地同意了这种与意大利和巴尔干基本相同的解决方法。可能连希特勒也看到了，德国军队在不经或违背芬兰人意愿的情况下呆在那个国家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指令只要求德国国防军同挪威保持联系，守住最北部佩萨莫周围的镍矿区。这些及时采取的措施，为1944 年秋冬季德军顺利撤退铺平了道路，也可以看作为“有预见的指挥”的真正典范。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这一段时间从未放弃计划工作，不管是希特勒在约德尔将军1943 年10 月访问曼海姆后对曼海姆的印象极佳，也不管是他基于对政治事件的评价，而不愿把“军事上的考虑看得那么急迫”的时候，都从未间断过。
1943 年秋天，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问题上，德国最高领导人，根据来自各方面的消息，认为为防止这两个盟国背叛德国，有必要采取应急措施。
东线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以及最近罗马尼亚的许多个师被困在克里木半岛，使罗、匈退出战争的可能性日渐明显。鉴于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可以考虑，即加强德国对战争的领导。为此，希特勒打算采取与对待意大利和芬兰两国截然不同的策略，即依靠由他任命的新政府，使这两个国家为共同事业进一步挖掘其国防潜力。1943 年9 月底，在一篇以此为基础，并分析了对这两个国家实施军事占领的研究报告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认为，将来，除非促成罗马尼亚人参加反对其邻国和盟友的行动，否则，仅靠德国国防军，将无力对付匈牙利。研究报告最后指出，从长远考虑，同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是不可能的。基于这种认识，结论是：“政治领导者要么设法排除这种情况的发生，要么就必须在两个国家里创造一种内部的先决条件，阻止其发生统一的军事抵抗行动”。占领匈牙利的计划在1944年3 月实施前，为了与战争进程相适应，做了很大改动。由于希特勒与安东内斯库无帅的多次谈话而获得的新的印象，使希特勒改变初衷，对付罗马尼亚的各种准备、最后也不了了之。
保加利亚尽管只对德国负政治上的义务，但是在其国王死后，仍看不出对德国不忠的迹象。而德国最高领导却越来越难以履行他在踏上保加利亚领土之初，就土耳其参战对保加利亚所承诺的义务。1943 年12 月初，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土耳其与同盟国靠拢时，所制定的“格特鲁德”行动计划，现在看来也是极不完善和难以实施的。特别是企图想和其他战场配合，一举占领土耳其欧洲部分地区的打算，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保加利亚总参谋长为详细了解德国对战争局势的看法，1 月中旬，德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应邀到索非亚访问，并受到“摄政参议会”的接待。1944 年初，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的“名义战争”，完全停滞在防御状态。
在西班牙人的请求下，德国国防军统帅部不得不把“兰色师”还给西班牙。德、日双方的联系仍象过去那样的松散。太平洋战争局势使德国通过日本采取行动而直接有效地减轻其东线负担的打算化为泡影。
很明显，如果说上述所有这些事件和考虑都旨在否认德国的衰落，粉饰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那么德国统帅部于1943 年11 月3 日发布的关于防御盟军在西线登陆的预备指令，再一次暴露了它的真正的战略思想。捎令在开头便指出：
“近两年半，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艰巨而损失重大的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和艰苦的努力。而整个局势的危险程度也同样巨大。在此期间，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东线危机未除，西线危机又起——英军即将登陆。东线虽丧失大片领土，但对德国无关紧要。然而，西线则不同。如果敌人从这里的绵亘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有迹象表明，敌人最晚在春天，可能还要早些时候，就将对欧洲西线发起进攻。”
接着，指令毋庸置疑地要求立即开始加强西线的防御力量，防止敌人对海岸防御线的突破。“如果敌人硬要实施登陆”，指令继续说，那么。
“关键在于迅速调集足够的人力、物力，通过积极的训练，将现有的大量部队训练成一流的、具有进攻能力和高度机功能力的后备力量，并利用反突击阻止敌人也可能成功的登陆，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毫无疑问，第51 号指令的出发点和范围，都是由抵御西方列强即将对西欧大陆包括丹麦的登陆进攻的任务而决定的。从战役上讲，也是由盟军“登陆”作战原则所决定的。与此相反，几天前发出的那道命令，其内容却没有超过12 月中旬为此提交的一份报告的范围。根据这项指令，西线总司令部还要勘察“索姆河——马恩河——上马恩河——瑞士边界这一条防线的走向”，以便在法国中部构筑一道预备阵地。
以论述德国问题而知名的切断特·威尔莫特，在其《欧洲战争》一书中指出：1943 年秋季，希特勒就有意让人在英国部队的数字问题上作手脚，欺骗公众，以便为他拟制象第51 号这样的指令制造借口。在战争后期，希特勒倾向于把即便是显而易见的危险也至少要“辩证地”提出疑问。这样，在尔后的数周和数月中、希特勒对盟军企图的严重性产生了重大怀疑。从敌人方面传来的消息越是能说明登陆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希特勒的疑心越是增大。值得注意的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在1944 年1 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1944 年，敌人的目标是‘大西洋壁垒’或巴尔干”。约德尔肯定是受了希特勒前一天类似的谈话的影响，但也是由于他自己对巴尔干的吸引力的长期错误估价所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盟军可能的登陆地点上曾一时举棋不定。如认为在法国南部、葡萄牙和挪威，但这并未影响它不断加强西线的努力。12 月，还为整个国防军统帅部战场提交了一份敌人在实施“大规模登陆时的兵力调动”表格，但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这个表格也没有派上用场。就连希特勒最后也一直认为，敌人很可能在从荷兰至诺曼底的大西洋海岸登陆。1943 年12 月20 日，希特勒在形势讨论会上说：
“敌人肯定将于春天在西线发动进攻，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再一次说：
他们肯定已经决定了。2 月中旬至3 月初，他们将在西线发起进攻。”
然而，希特勒却背弃自己的这些认识和自己所下达的命令，到盟军实施登陆的前几天，他为了东线和意大利，竟中断了西线的防御准备工作，就在12 月20 日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布勒将军对希特勒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如果我们真的在1 月份。。使西线得到这些装甲部队，那还没什么问题；可是”——希特勒插上一句“我们希望如此”——布勒接着说：“可是，如果我们拿走了西线的一切，那将怎么办”我还什么也没安排（指在国内的仓库里），就又什么都没了。”
“您这是对谁讲话？”希特勒大发雷霆，“我不允许别人总是指责我。。把部队调走。有话您对蔡茨勒说去（！）”
接着，希特勒将话题一转，避开实质问题，他说：“我也有我的困难。我每天看到东线的局势都使我感到可怕。在那儿，有时要用5 个或6 个师（！）才能决定胜负，或者取得一次较大的胜利。”
12 月28 日，希特勒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催促下，又发布了一道明确的禁令：没有他的允许不能从西线抽调一兵一卒——然而，实际上，此事情私下里还是屡屡发生。从上面所提到的形势讨论会上，也再次表明希特勒并不打算为什何一方——西线或者东线——坚持他自己提出的原则。
另外，在进一步观察之后可以看到，第51 号指令也多半是纸上谈兵。拿这个言之无物的指令与西线总司令部于10 月底对形势所进行的“总考察”的结果相比，第51 号指令的缺陷更加暴露无遗。这份报告在其最精彩的部分指出：
“如果最高领导预料到敌人在西线会发动大规模进攻。。那么关键在于。。前送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必须以一支统一部署的、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为后盾。”但是，德国最高司令部所制订的计划，却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在尔后的日子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防御盟军登陆的任务，仍然不得不由当时在西线的原有部队承担，而这些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战斗力上都不能胜任这样一场大规模战斗的要求。此外，下属机构也缺乏任何统一的指挥。例如，在第51 号指令的结尾，列了不少于7 个相互独众的指挥机构，其中西线总司令部只排在第5 位，而且这些指挥机构都要向希特勒本人，而不是向国防军统帅部报告其计划和措施。
还在1943 年12 月20 日，希特勒曾第一次说过：“如果他们在西线发起进攻，它就将决定整个战争。”言外之意是：如果不击退这场进攻，我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这种观点同时也包含了另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卓有成效的防御寻求较好的出路。即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总司令——这是德国自1938年起就一直缺少的——在这种观点面前，也会陷入理智与责任的严重矛盾之中，也会向政治领导者指出这种防御前景是渺茫的。如果对只看到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