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Ｉ霞兑且勒粘９娉实菸淖直ǜ妫弧翱墒潜ǜ娼簧先ト瘟恕保挥鄙舷叵匚榧浅禄彻蟛晃拊蛊厮担弧霸趺疵挥邢挛陌。俊薄 按竽蚜偻贰保灰桓鼋型踝猿傻闹形靖刑荆弧疤斓幸材芄采泊Α薄Ｋ吹剿嫫吹牟荻焉吓叹嶙藕谏纳吆突疑氖螅涣⒖叹透械狡し艚粽牛槐鲆徊慵ζじ泶瘛Ｖ泄涤械睦鲜笫俊 ≈辽偈侨丝诘娜丁Ｃ挥泻樗氖焙颍焕鲜笫呛嵝刑煜碌摹Ｋ窃诠ヒ荒瓿缘羧诠锪甘常灰廊偻蚰渡趾腿谀恫菰灰酥辽偈蛉耍辉诙Ｉ先煤＞慕⒃氐嫉⑸涫Я椋辉诖笱饺昧谐蹈牡赖吒玻辉诰淙菹匾懒巳鲇ざ辉谛乱氏赜忠懒巳鲇ざ５衷诤樗焕矗凰鞘裁匆惨Р蛔帕耍恢挥泻腿艘煌用挥肷吖惭ā！ 』叵肫鹄矗荒鞘焙蛉松呤蟪嬖谝黄鹎笊坏娜芬彩潜槐莆弈巍！霸置裼币晃拚逝瘢欢蘖蹦唬槐ナ芸崛戎啵荒信炀樱簧老嘁馈Ｏ惹八锹皆诮创蟮蹋徽�4月油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候；而今到了6月的最后一周；鲜花早已凋谢；没有凋谢的也都淹死了；眼前水天相连；钻天杨只剩下树梢还看得见。一位台湾记者看到了这场面；不禁惊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水的人当然不止这个记者；还有党的高级领导。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安徽；亲切慰问百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记者们没有提到一个情节；就连当日在场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也不敢张扬。那一天；总书记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讶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没有想到安徽的灾情这么严重。”还说：“要动员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救灾；捂盖子是不行了。”到灾区来的还有田纪云。那时他是副总理；因为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到哪里去。“老卢；你放心；”他心怀同情；却只能对眼圈发红的卢荣景说些安慰的话：“中央会支持你们的。”有个三十七岁的记者；蒋亚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漂到那里；看到卢荣景；正碰上这位省委书记满脸激动不已地搬出田纪云的话给属下打气：“中央会支持我们的。”“他显然动了感情。”蒋在那一天这样写道；“久久未被充分反映的安徽灾情；将会被广泛地传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基本是苦力孤撑；已经疲惫不堪的安徽人；现在可以指望靠靠十一亿中国人宽大的胸膛了。” 说“宽大的胸膛”；多少带着一点想象；不过；要说“十一亿中国人”倒是差不多的。第十一亿个中国人是1989年4月14日凌晨出生的。从那时以来；又增加了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两千五百零一人①。住在城里的人有一亿八千五百四十一万人；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只有一千五百一十元。他们要用其中八百一十八元买饭吃；用二百零二元买衣穿；其余还要交电费、水费、取暖费、公共汽车月票钱；有个婴儿的要准备一笔奶钱；有个半大孩子的要准备上学的钱；有个老人的要准备一笔药钱。政府说经济要紧缩；号召他们过“紧日子”；其实根本用不着号召；中国人的日子从来也没“松”过。可是现在又在动员他们“向灾区献爱心”。有人说；“年年献爱心；都献完啦！”老年人60年代在五七干校盖的被褥；中年人在70年代下乡时穿的衣裤；年轻人在80年代军训时用过的背包带；家家户户过去四十年留下来的那些补丁衣服；早都捐到乡下去了。当时有八亿多人生活在乡下；其中有差不多一亿八千万人正被洪水包围着；现在政府心里想的不是靠他们；而是救他们。另外还有大约六千万人也离开了家乡；整天游荡在三十五个大城市和三百多个中等城市里。广州有一百一十万人；北京有一百三十万人；上海有一百八十三万人；天津、武汉、重庆、西安也有不少；连深圳这个兴起来才十年的城市；也有一百多万农民呢。有个叫安子的姑娘；从山里来的；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在深圳大学的夜校里构思她的《青春驿站》。这部描述农家妇女的都市生活的书；使她在那一年成了千万农民工中间最有名的人；就连深圳的城里人也把她评选为“杰出青年”。 可是大多数农家妇女是和“杰出”无缘的；而且比她们的男人更加令人同情。男人们出去搬运家具；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扫大街；早上炸油条；晚上掏厕所……女人们也不闲着。她们卖瓜菜；为城里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内卫生；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小饭馆里洗碗端盘子；总之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没有最起码的卫生设备；来了月经只好躲进临时的公共宿舍里去弄一弄；也不能洗澡。根据当时商业部门统计；这一年全国城市里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个公共浴池；平均十五万一千人才有一个。北京是十一万四千人有一个浴池。上海最好；平均七万一千人有一个浴池。有些妇女生过孩子；可以给城里人带孩子；遇到好心的主人；可以洗澡；可是她们却没有办法去照看自己的半大的孩子了。当然也有些人什么钱也挣不到；只好沿街乞讨。有个有心的调查者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大街上每一百个乞丐中；就有二十五个女人和二十五个孩子。没有讨饭的民工之子；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给城里人擦皮鞋、洗汽车、做家务、卖花、捡破烂、要饭、打架……什么都干；就是不能干所有城里孩子都在干的事情———读书。城里的学校说他们没有户口；不能上学。这还不算；他们的父母还在为他们生下更多的弟妹。在成都市九眼桥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不过；大多数妇女和孩子并没有离开家乡；她们守在家里；等着她们的男人挣钱回来。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老人。乡下的官员号召农民不要到城里去；让他们“守土有责”。这几个字是先在城里流行起来的。可是；当流传到乡下的时候；味道就变成：守住承包的耕地；别荒了。 当日乡间剩下“守土有责”的人；每十个里面就有八个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个教授好久没到乡下去了；那一天去省亲；回来就连连感叹；真是“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叟”。官员们都会说那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这是用三个节日来代表这三种人①的；可这都是城里人的节日；用它编出个数字来描述农民；农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2）
那时候；“信息社会”、“小康国家”这些词还没有流行；学者们说到中国；就说这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这话不假。共产党崛起于农民；很多党的官员本来就出身于农民；可现在；“农民”似乎就是贫穷、落伍、失败、耻辱的代名词。过去四十多年里；他们只高兴过两回；一次是在50年代初的几年；一次是在80年代初的几年；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年。其余时间就只有等待。90年代倒是不再挨饿了；可是连续几年收入下降。官员和学者都告诉他们“无农不稳”；还说“无工不富”；现在他们发现；有农也不稳；有工也不富。政府早就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至少有一亿八千零三万零六十个农家子女没有机会上学。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当时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普通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就是这点钱；也还是那些地方官员拿粮食、鸡、鸭、猪、羊、稻草、麦秸、玉米叶子折算过来的；至于现金；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普通城里人是看不起农民的；他们想要嘲笑别人；就会说“别农民啦”；想要嘲笑自己；也会说“我一个农民”。只有少数几个不知名的学者和一个名叫杜润生的八十岁的老人；才梦想着让农民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和权利。至于一般人；他们还不肯把身边那些流浪者叫“民工”；而是叫“盲流”。 “盲流”们白天闯到城里来；到了晚上就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有的来了几周或者几个月；也有的已经住了好几年。他们住最简陋的房子；拿最低的工资；干最累最脏的活儿；每个人都在嘴上不停地哼着一首节奏轻快的“新民谣”。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这当做自己的“圣经”： 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比如送报纸、开电梯、送牛奶；都挺轻松；也不脏；可这些全都属于城里人。那时候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诸如此类的工作全都不准农民干。这可不是那些普通城里人说的；他们还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歧视乡下人；就算心里想这样；也没有那个权力。这是政府的决定；白纸黑字写着的。官员们解释说；“城里还有好些人在等待那些工作。”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乡下人只能去干那些所有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事。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第一个条件通常都是“有本市户口”；这也是缘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乡下人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最缺少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体力；不是热情；不是任劳任怨的精神；而是一个被叫做“居民户口簿”的小卡片———绛紫色的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内页则有“某某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的红色印章；还特别注明了：居民户口簿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状况的“法律效力”。到90年代后期；“本市户口”的“法律效力”在中小城市里已经淡化；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没有户口的农民要想生活下去也不是不可能了。可在90年代初；户口还是城乡之间一堵很难逾越的墙。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能证明这不是夸张。那时候城市的粮票还没有取消；一个人要想买粮食或者种种用粮食制成的食品；比如面包馒头火烧点心；售货小姐第一句就要问你“有粮票吗”。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送进城里；却没有城里人都有的粮票。所以他们进城时就不得不肩扛手提；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大米；等到这些大米吃完；就不得不打道回府。差不多所有的城里人都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个住在昆明市的名叫黄庆的小伙子；在这一年里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贵贱；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歧视；就被捉将起来；管制劳动两年。法官确认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则把他从政治部秘书的岗位上开除了；让他像所有那些他为之鸣冤叫屈的农民一样；没了工作。 京城里面；国务院的想法也是一样。两年以前；官员们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颁行下来；还做了一个决定；尽速将游荡在城里的农民工遣返故里。在很多人看来；城里的环境和秩序就是让这些农民给搞乱了；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到处游荡；随地大小便；还偷东西。市民说他们扰乱了都市的宁静；计划生育的官员抱怨他们乱生孩子。公安局说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有一大半是他们干的。所以只要把他们遣送回家；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用不着政府决定什么；农民也不得不回家去了。遇到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这样的经济萧条；建筑工地一个个都停下来；把临时工辞退了；家家都在节衣缩食；不用保姆了。全国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县政府中；有一千零九十一个财政入不敷出；将近二百万县政府干部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农民不回家又能上哪里去挣钱呢！ 1991年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出来宣布；全国物价上升幅度回落了十五个百分点。李鹏总理也说；治理整顿“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酱油食盐大米白面卫生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