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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明白这道理。前面我已经说过，大作家是有威慑力的，像山一样浑厚，他让你不得不服。
问：我读了您的最新长篇小说《后羿》，它充满了丰富的想象。重写神话故事，为文学作品赋予了更宽阔的叙事空间，人物更加丰满鲜活，具有了可亲可爱、可恨可憎的质感，也颠覆了神话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传统定式，给神话作品以新的概念。请就《后羿》谈谈您的创作过程，今后您还有新的重写神话的打算吗？
答：就写作而言，《后羿》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我既定计划中试图要完成的大作品里的一部分。一个人一生的写作，最后都将变成一本书，变成一本厚厚的书，每一次小的个别的写作都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想我可能不会再写神话了，因为已经写过了，宿愿已了，尘心已断。
责任编辑关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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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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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一花一世界，一刊一天堂
申霞艳
几经繁华，几经寂寞，《花城》依然坚持自己的初衷——自1979年5月创刊以来始终如一的情怀——“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在一个日渐喧嚣的消费社会，谈精神家园是件奢侈的事情。《花城》邀您一道在俗世中领受精神的奢侈，为着未来的岁月。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商业话语的霸权仍将主宰我们的世俗选择及日常想象，但是，无论物质如何丰富、科技如何发达，精神自会持之不懈地提出自身的要求。在人群拥挤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感到孤独？在舒适温暖的暗夜，我们是否也曾经辗转难眠？……精神总是有办法在某些瞬间穿越物质的重重障蔽造访我们缺失诗意的内心，温柔而锐利地将我们袭击。
如果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化的现代化，那么这种现代化注定是昙花一现的。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不时涌现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与长时间的文化积累和文化的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固然柔软，然而生命却更为坚韧顽强。以柔克刚，即是此理。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痛苦的转型时期。文学——作为文化最敏感的部分——已经率先感受到这种艰难的转型并产生了内部的分化与裂变：时尚写作和严肃写作、刊物市场化和纯文学化的分野。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期刊大幅滑落，《花城》舍弃了曾经给它带来较大声誉的纪实性文学栏目，坚定地拥护纯文学，支持叙事革命，与作者、读者一起分享创造的欢欣。世纪之交，在诸多刊物纷纷调整步履迎合消费者的时候，在增刊、选刊抢夺市场的时候，《花城》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默默耕耘。作为花城出版社主办的刊物，且置身商业大潮前沿的广东，《花城》杂志不可能不面对诸多利益的诱惑，也不可能不感受到商业无孔不入的压力，但是作者的信任和读者的忠诚给了《花城》缓慢前行的耐心和信心。
20多年来，《花城》曾经刊发过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王蒙的《蝴蝶》、张洁的《祖母绿》、吕新的《抚摸》、格非的《锦瑟》、顾城的《英儿》，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史铁生的《别人》，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蒋韵的《栎树的囚徒》、东西的《耳光响亮》、徐小斌的《羽蛇》，阎连科的《日光流连》、莫言的《我们的七叔》、张梅的《破碎》、葛红兵的《我的N种生活》、李洱的《花腔》、毕飞宇的《青衣》、王祥夫的《上边》、韩东的《扎根》、魏微的《化妆》等等小说佳作。《花城》的诗歌和理论栏目一直在学界保持良好的声誉，在此无法细述。
《花城》一直坚守纯文学的品格，注重文本形式，注重对汉语写作的贡献和推进，注重文本对人生真相的洞悉和心灵秘密的发掘，重视作品独树一帜的叙述面貌，重视作家的独立探索精神，鲜明地反对流俗，反对平庸和矫情。对先锋实验性的推重使《花城》与其他林林总总的刊物区别开来，同时以其卓见和胆识在文学界保持良好的形象。
著名作家林白女士说：《花城》很有艺术眼光，不跟风，有自己的风格，是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文学期刊。
青年批评家谢有顺曾说：《花城》是广东真正具有全国竞争力的文学品牌。因为有了《花城》，文学界就没人敢藐视广东……《花城》杂志一直是我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最可信任的平台之一。
阎连科、东西、毕飞宇、吕新、薛忆沩、刁斗、艾伟、李洱、石舒清、魏微、杨克、黄礼孩、张柠、洪治纲、艾云、张念、黄咏梅等作家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他们与《花城》非同一般的情谊。
在2002年末《花城》进行的一次读者调查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反馈信显示：《花城》读者素质普遍较高，基本为高中以上文化水平，高校学生尤多。读者面非常广，既有海外的华人，也有偏僻地方如西藏、西沙等地的文学爱好者；京、沪、穗和西安、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地的读者非常密集，还有部分读者从创刊以来一直忠实地订阅《花城》，有个别读者表示他们从创刊至今保存《花城》一期不漏，如果《花城》编辑部需要，他们随时愿意赠送。这一切让刊物的编辑们在严寒的冬天感到无比温暖，给了《花城》继续坚守的勇气和力量。如果一定要在读者的数量和忠诚之间抉择，《花城》不合时宜地选择后者。
基于此，《花城》杂志在2004年隆重推出的“花城出发”栏目，在坚持该刊宗旨的基础上着力发掘新人新作，弘扬原创精神，为文坛培养后继力量。让新人粉墨登场不仅考验编辑的眼光，更考验刊物的勇气。以名家办刊是省力的也容易取巧的方法，但是，培养新人对刊物而言更是责无旁贷的长远理想。“花城出发”栏目还借鉴了以往访谈录的做法，除了集中推作品以外还配了较详细的访谈，对于阐释作品及了解作家的创作情况有所裨益。
2007年，《花城》杂志栏目设置并无大的变化，以不变应万变大概也可谓《花城》一贯的作风。传统的小说、散文随笔、诗歌以及“现代流向”和“花城论坛”两个理论栏目，此外，《花城》仍然保留“花城出发”和“实验文本”两个流动栏目。小说栏目不外乎长篇、中篇、短篇，《花城》杂志的小说因为更注重形式，所以也就更需要读者的积极参与。如果我们不否认文学是一场消遣的盛宴的话，那么艰深的阅读对这个消费时代似乎是意味着一种拒斥，拒斥本身也是一种筛选；“实验文本”大抵也可算在小说之列，但更多地关注近年来跨文体写作的探索成果，比如，散文的手法以便叙述出日常生活的丰富与芜杂，互文本则有利于拓展文本的边界，让现实与历史形成更好的对话场。《花城》的“诗歌”栏目在诗歌界一直有很好的口碑，虽然每期刊发的数量并不多。“现代流向”和“花城论坛”两个理论栏目也比较引人注目，既没有纯学术刊物的陈腐之气，又能够针对当前的创作境况发言。学者王尧认为：“‘现代流向’栏目，就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中的问题进行深层的探讨和剖析，跨越学科界限，打破思想的藩篱，常有卓见。”“花城论坛”在新的一年中会更侧重与作家之间的互动，第一期以较大的篇幅刊发了青年批评家谢有顺的文学讲演；第二期则准备采用阿来与德国作家伊利亚·特罗亚诺夫关于创作经验的对话（夏榆整理）。刊物希望通过这种努力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切实的帮助。
正如笔者曾经在《文学三大蛊：选刊、奖项、排行榜》中所述：“我相信真正的作家不是为奖项、排行榜和选刊写作，我相信写作是和他们的生命本身纠缠在一起的；同时我也相信利益驱动的巨大力量，外界的诱惑无处不在。”今天，我依然相信昔日的判断。同时，我也相信一份有理想的刊物也不是为“选刊、奖项、排行榜”而编，尽管二度甚至多度传播对一份刊物同样是有一种引诱，但是，抗拒选刊趣味的意义垄断也正是原创刊存在的意义之一。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开篇谈的即是文学抱负，而文学抱负的起源在他那里的答案就是“反抗精神”！一份好的原创刊就是反抗精神的摇篮，是她们勇敢地给反抗精神提供土壤、空气、水和阳光，是她们在悉心护佑着反抗精神的生长。
记得作家东西曾经跟笔者聊天时随口说出：哪怕不给稿费，小说我也是要写的。的确，稿酬只是额外的奖赏，让一生沉浸在文学那轻盈的迷惑中、不断探询文学世界的奥妙本身已经给了写作者至高无上的奖赏；同样，发现美、感受美、理解美、分享美也给了编辑无法言传的奖赏。
早在80年代初，《花城》杂志就勇敢地刊发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处女作《寒夜的星辰》，这篇实验小说的标题有如《花城》的神韵：做寒夜的星辰给夜行人带来温暖带来光，纵使微薄也给人希望。
花城杂志
逢单月五日出版
主管：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花城出版社
编辑：《花城》杂志社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水荫路11号
邮政编码：510075
电话：（020）37592311
代号：46…92
定价：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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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不炒作“少年作家” 等
拉美不炒作“少年作家”
在拉美许多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过把写作瘾，但这种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是正常有序的，甚至由地方政府出面组织的青少年文学比赛活动或诗歌节也都是年年按部就班进行的。至于谁获了奖，当然也会报道一番，赞美之词也是有的，但不会被一窝蜂地热炒。
曾担任国际笔会主席的秘鲁裔西班牙作家巴尔加斯·略萨，2003年5月，已经67岁了，才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天堂在另外的街角》。从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与狗》到这部最新作品，读者可以发现：尽管每部作品的故事情节不同、艺术形式各异，但是不满社会现状、不满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渴望民主自由、精神独立、国富民强的情绪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略萨不满的第一个对象是他的父亲，这位严厉的爸爸认为“文学不能当饭吃”，他不喜欢儿子阅读文学书籍。略萨不满的第二个对象是学校，因为学校不仅整天进行刻板的“应试教育”，而且大搞军国主义教育，尤其是老师们伪善和欺骗的嘴脸让他感到厌恶。第三个不满对象是社会，从小学到中学，略萨发现书本上说的那一套与他在家中听见父母的争吵、街头巷尾的议论、市场的欺诈行为等丑恶现象大相径庭。敏感的略萨于是动手写自己的生活：《首领们》写中学生罢课；《星期天》写少男少女的交往；《崽儿们》写男孩搞“小圈子”打架……总之都是一个少年情绪的流露或者宣泄。略萨那时才17岁，其中有部作品还获得了《法兰西杂志》文学奖，他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