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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汤先生该不会有理由为此发怒、而且是震怒吧？
可事实上，汤先生不仅是怒了，而且是真真的震怒。
敢问先生到底为什么反应如此剧烈呢？
这要看先生紧接着的另一句话：“我的书还要别人来评奖吗？！”——原来，此书是先生极为自得的心血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这本书当然是大书，但是，汤先生的这句性情之言更是颇有意味。且看其中三处，一是“我的”，二是“别人”，三是“评奖”。所谓“我的”，是指书是先生自己呕心沥血精研涵泳后的原创作品，是心血之作。书由“我”写，书中有“我”，“我”的心血、心得，“我”的识见和情怀。对此，他有绝对的自信，有所依傍和抱持，所谓有恃于内，无惧于外。若是今日，有几人胆敢当着行家之面挺直腰板毫无愧色地说：“这本书是我写的！”
所谓“别人”，也体现出先生高度的主体意识。事实上，汤先生确是中国佛学方面有史以来有数的泰斗级人物，更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旷世大哲，在其所涉领域内，当世罕有可与对话者。自然，对其心血之作，人们品咂则可随意，评断则不可大意。很多“别人”（包括教育部的人士）去对他进行评判，他都不以为意。此中不乏执拗，但其中不更蕴涵着高度的自信么？可在我们现今，不少所谓教授学者忙于造论文出新书，且饶谙“汝苟欲成名，工夫在书外”之道。其所重者，不是书中之“学”，而是书外之“术”。每有新作出笼，便四处活动，请这个题字、写序，请那个作评，还请一帮子人来捧场、促销和宣传，其用意无非是少耕耘而多收获，获取与自身成绩毫不对等的名与利。如此地把主要的时间、精力和聪慧都用在了著作之外的地方，在资质寻常者也许不免可鄙，可是对饶有天分者，则实在是可笑可惜亦可叹：丢了西瓜拣芝麻，浪费。汤先生则不然，自知只要“自己”尽心尽才尽力写好著作了，别人怎么评，就已不是最所关注的了。对待学问，他力行“尽人事”；而对名利，则躬行“听天命”。此中境界，颇可咂摸，烛照今人。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第三点：“评奖”。是评奖有猫腻吗？恐怕未必。一般来说，民国时期知识界颇为独立，政治界对知识界无力干预也无暇干涉，因此，知识界还是相对清明的，其时学风普遍较好，这一点，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筛选以及部聘教授的遴选中就反映颇多。至于此次评奖，且不论其程序是否健全，至少其结果就颇为公允、权威。以汤先生阅世极深的经历，他不会不懂所谓人情世故，不会不知利害得失。可是，汤先生还是怒了，不仅想了，而且说出来了。就此说来，汤先生之怒倒确乎见出几分书生意气，这书生之气倒也来得格外本真、率性，也就格外可爱。在汤先生看来，著作的价值就在著作之内，而不在之外。汤先生当然不是介意他人品阅其著作，不是的。事实上，越是高贵的头脑就越是渴望深层的对话，越是深邃的心灵就越是渴求真切的交流。这须得是真对话和真交流，而不是走过场的假热闹。著作的价值在于流传，尽管有所谓“藏诸名山”之说，可最后还是归于“传之后代”，失去了流传，任何经典对社会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汤先生所拒绝的不是流传，不是评奖本身，而是隐在评奖之后的某些东西。著作是著作，评奖是评奖，著作本身的价值费不上“别人”的评奖来肯定，而且也未必是评奖者有此资格来做出评判。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首先在于求趣求真，求真经世，在追求真理，以“有益于世道人心”（汪曾祺语）。若仅是“著书都为稻粱谋”，以书求一己之私，求名求利求权求色，恐怕已有失著作的本真，更有违“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公共情怀和担当意识。此类人物，于古于今都不乏其例。当时，汤先生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在高层不乏人脉，以汤先生的便利处，只要他略微“伸手”，就可以够着很多东西。可是，他硬是不“伸手”，他硬是恪守真正学人的本分，并不做出位之想。此等风范，能有几人欤？！
除此而外，饶有韵味的一点还在于：汤先生不仅想了，而且说了；不仅说了，而且是当众说。“我的书难道还需要别人来评奖吗？！”显然，这话不仅是说给近在身边的“自己人”听的，而且也是说给远在重庆的“别人”听的。是的，著作为谁而写，这是个问题。是为自己而写吗？当然。是为读者而写吗？更是。在汤先生看来，可以为学术而写，为真知真情真理而写，可以为社会历史和读者行家而写，但就是不可以为写而写，为评奖而写。这是先生的执拗处，亦是其聪明处，其真可爱处。所谓真名士，所谓大智慧，当如斯。
汤先生之所以能想到这一点，足可见出其良知；汤先生之敢于说出心里话，足可见出这群文化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还有自由之言论。
现而今，像汤先生这样执拗和顽固的人物似乎不太多了，每忆及此，不尽感慨系之。
“被冷落的缪斯”
——早夭的诗人吴兴华
？ 罗银胜
“我不过是一个做梦的人／日夜游荡在缓变的梦里／而不能指示给他人我奇异的梦……可是现在我醒了／我听见窗外卖花女的喉音／而惊觉自己还是在劳苦的世界里……”吴兴华在诗中样写道。
吴兴华（1921…1966），诗人、学者、翻译家，原籍浙江杭州。1937年年仅十六岁的吴兴华，就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的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在燕京大学就学期间，他的语言和文学天才就开始引人注目。现在人们评论吴兴华，经常引用其燕京的英籍导师谢迪克的话：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
非凡的语言天赋，使吴兴华不仅精通英、法、德文，还熟悉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校任教，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强行接收、解散燕京大学，部分师生离开北京到内地重办燕京大学。吴兴华的父母这时已过世，有一群弟妹需照顾。他只得滞留北京，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兼一点差。为了维持生计，他曾与一位德国神职人员合编一部德华字典，参加辅仁大学《思泉》词典的编纂工作，还为中法文化协会翻译了一些法国诗人的作品。日本占领北京期间，他的两个妹妹不幸病殁，他自己也身患肺结核。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在北京复校，吴兴华回校任教，1948年二十七岁时即被聘为副教授。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并入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兼并了燕京大学。于是吴兴华就随着进入北大，开始担任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两年后任系副主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吴兴华才华横溢，年轻有为，加之心怀坦荡，刚直不阿。“反右”时，他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吴兴华被划为“右派”后，除了遭受校内外批斗之外，他的级别连降了两级，从三级教授降到五级，也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然而仍有学者慕名而来，求教于他。
失去话语权的吴兴华以自学拉丁文、希腊文，阅读古旧版本图书自娱，再就是默默地协助系里编、校《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他除了校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外，还为杨宪益先生校订《儒林外史》，也为古希腊专家罗念生先生校对过文稿。此外，他还为李健吾先生翻译大量拉丁及希腊文戏剧理论，但那些译稿都在文革中不知去向。
吴同在《“蜡炬成灰泪始干”——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一文中写道：
提及翻译，使我联想起父亲在世时，家中四壁图书，然而无一本词典。母亲说父亲翻译时从不借助任何词典；无论是译莎士比亚，还是根据意大利原文译但丁的《神曲》，或是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父亲译笔流畅高雅，节奏自然，巧妙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与韵味。他写作或翻译时也从不冥思苦想，只要提起笔来，即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且信手拈来，便成佳句，从不需另花时间对其文章或译稿加以润色。
父亲堪称“敏而好学”的典范，集天才勤奋于一身。他的学识进度可用“一日千里”来概括。正如所有名垂青史的伟大学者一样，父亲以“好学不倦”终其一生。无论是春风得意身为西语系副系主任，还是深陷泥潭头顶“右派”帽子，父亲始终分秒必争，手不释卷，每天至少读十本书；以致我的童年玩伴在三十多年后仍对父亲“孜孜不倦”的风范记忆犹新。父亲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天赋，令人叹为观止。他后期的作品与译著，例如以柳宗元为题材包罗万象的长篇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及《神曲》译稿，还有数篇类似《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比较文学论文，比起《吴兴华诗文集》中那些早期作品，又更上一层楼，更趋完臻、精炼及炉火纯青。只可惜这些后期作品多在文革中佚失，未能面世。
1962年经甄别，吴兴华被摘除右派“帽子”，仍留在西语系工作，论文《〈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得以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上发表。摘帽以后，吴兴华教公共英语。他教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吴兴华也被认为是西语系最好的老师之一。
在四年后的文革狂飙中，吴兴华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吴兴华也被“揪出来”入队。
1968年初，北京大学又建立了“黑帮大院”，关押了学校的教师干部等两百多人。在“劳改队”和“牛棚”中的人也被抄家，被封房子，家里的书和画被烧被没收，孩子们也被欺负。吴兴华死以前，他家的门上和窗上都被贴了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字报。家里人也知道，吴兴华没少挨过红卫兵的打。
8月3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当时校园里有一条小沟，宽度是小学生也能跳过。学校旁边一家化工厂的污水就从那里流过来。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把他的头按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又昏倒。在场的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半夜，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被叫来医院，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吴兴华病殁了，病因是急性痢疾。而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是自杀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他们命令医生解剖尸体以证实这一点。吴兴华的妻子再三解释，说吴兴华不是自杀的，请求不要解剖尸体，可是没有用，尸体还是被解剖。
事实正如卞之琳所说的：吴兴华“没有经受住时代发展的风风雨雨，横受摧折，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与工力”〔1〕。被卞之琳视为“难得的人才”、曾为周总理担任过翻译的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