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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在皮岛开镇设将军府，规制如同内地。成为当时地位崇高，且极为重要、受到朝廷特别重视的一支力量。
袁崇焕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越来越不能容忍毛文龙，以至于必欲杀之而后快者，大约和下列情形有关：
可能和晋商、浙商善于经营理财的天赋有关，这毛文龙同样生财有术、天资不凡。在战火纷飞之际，这厮突然做起生意来，而且做得规模极大，使这位抗金志士不但成了位高权重的帝国重臣，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商富贾。
皮岛是朝鲜进入渤海湾、交通中国的海上要冲，也可以控制辽东半岛到山海关内的海上运输，两岸三地之间满载货物的商船乘风破浪经过此地者甚多。忽一日，毛文龙突然下令，对过往船只，不论大小，一律征收通行税。然后，更在军事重镇皮岛之上开设市场，以优惠政策召唤八方客商及四处逃人前来贸易，以便征收货物税。结果，把一个他来之前荒无人烟的八十里皮岛，经营得熙熙攘攘、红红火火，据说常驻与流动人口达到了十多万。
当时，大明帝国已经下令断绝了金、明两地的贸易往来，贩卖后金汗国土特产品被视为非法，致使内地那些渴望用人参补养的有钱人，对那生长在辽东深山之中的植物根系望眼欲穿，土特产价格高涨得超过了黄金。于是，市场意识与嗅觉极其敏锐的毛文龙，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将从后金汗国前来避难的逃人们组织起来，成立采参队，由军队护送他们分批次乘坐军用船只，溯鸭绿江而上，在努尔哈赤起家的地方登岸，入深山采参。回来后，毛文龙平价收购，再送到胶东半岛各口岸乃至于京师间发售，一时间，毛文龙成为一方巨富。于是，昔日之志士，如今的富家翁，于皮岛之上，号称海上天子，以海上王自命自居自娱自乐。从此，文龙不思进取矣。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5）
毛文龙对自己的作为理直气壮。原因是，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手下共有二十万大军，请朝廷发饷，一年大约至少需要数百万两白银。这话说得多了，可能后来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确实有二十万名部下了，遂使朝廷万分难过。
此时，毛文龙的路数和他的老长官、晚年的李成梁差相仿佛，精通社会财富再分配之原理，深知天下钱财不是一个人能赚得完的，他大把挥洒银两于京师权贵、政要、太监门下，就连在省部级干部中就有好几个干儿子的魏忠贤，即便对袁崇焕可以丝毫不假以颜色，对他也要格外高看一眼，内阁大学士们也都仿佛是他的同胞兄弟一般。
如今，魏忠贤已经倒台，内阁也几经变动，再加上这一年年的银两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差不多比朝廷正常年景时一年的财政收入都多，即便加征了辽饷，也不够填这么多大张着的狮子之口。于是，难过之余的朝廷重臣们开始颇有烦言，最后决定派人前来核查人数。来人虽然受到毛文龙有如招待国王一般的款待，却仍然没有办法将其部下人数核定为二十万，只好以十万人上报。按照当时的朝廷建制规定，皮岛又称东江镇，行政上归山东登莱道管辖与输饷，这登莱道衙门十分较真，核查来核查去，只查对出了两万八千人，便只按两万八千人向皮岛输饷。从而，为坚信自己有二十万部下的毛文龙一直以来广开财源、自谋财路找到了维持心理平衡的特别充足的理由。
此外，驻扎在人家领土之上，毛文龙不认为自己应该感谢东道主，反而觉得自己应该受到东道主的感谢，于是，就以协助东道主保家卫国的名义，时常向东道主索要钱粮，搞得朝鲜国王不胜其烦。那努尔哈赤是何其厉害的角色，他很快就派人联络朝鲜国王，重申友好结盟之意，以图共同对付明朝和毛文龙。毛文龙探得消息后，立即飞速报告朝廷，并且要求朝廷委派自己为朝鲜监督，意思就是想由自己来当朝鲜国王的太上皇。不要说崇祯皇帝，就是那三十年不见朝臣的万历皇帝、如痴如醉地迷恋木匠手艺的天启皇帝、再加上一个主意比谁都多的魏忠贤，也没有谁敢下达这样的指令。于是，毛文龙顾不上骚扰努尔哈赤，反而要对大明朝最好的盟邦朝鲜严加戒备了。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令袁崇焕切齿痛恨的话，毛文龙自说自画，把自己放在和袁崇焕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不太把督师放在眼里，不听招呼，就让袁崇焕很难容忍了。从其一生行事判断，袁崇焕个性强烈，杀伐决断，敢作敢为，其自说自画，不听招呼似乎比毛文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籍中关于这方面颇有些记载。在此之前，朝廷曾经将袁崇焕的两个高级同僚调离，原因也是因为袁崇焕无法与他们共事。同性相斥，他无法容忍同样秉性的毛文龙也在情理之中。这大约是袁崇焕对毛文龙痛下杀手在性格、情感上的部分原因。
还有部分原因，可能和袁崇焕对皇帝“五年复辽”的承诺有大关系。
从袁崇焕到达辽东前线后的一系列动作中，可以看出，那个承诺的确使他感到了巨大压力，使他特别急切地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整合麾下的所有力量。譬如，为了减少可能产生掣肘和扯皮的环节，他将山海关内外的统兵权裁撤合并到三员大将身上，将锦州和宁远合并为一镇，由祖大寿总领其事，加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协助祖大寿驻守锦州；将赵率教从蓟门移驻山海关，袁崇焕则坐镇于宁远。他和上述三位大将立誓，五年平复辽东，届时如果达不到目标，袁崇焕将亲手杀死这三员大将，然后砍下自己的头颅以谢天下。上述情形报告给崇祯皇帝后，皇帝曰：可。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在皇帝面前的这个承诺，其严重程度根本就等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立下了军令状。为此，皇帝和帝国政府对他一路绿灯，差不多满足了他所有要求，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届时交不了差，那个在不动声色之间干掉了魏忠贤的青年皇帝，对他是否会比对魏忠贤更客气，是可以成为一个疑问的。因此，袁崇焕必须把他权限范围内的所有力量尽快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他的指挥下如臂使指地指向后金汗国，决不允许有不听招呼的情形出现。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6）
这些力量中，包括了蓟、辽、登、莱、津的所有军事单位和与军事有关的单位，其中，毛文龙的皮岛东江镇当然是重要的一支。
宁远兵变时，袁崇焕请求朝廷按时下发军饷，皇帝不高兴，一位大学士迎合皇帝说，若是士兵一闹就发饷，那其他地方的军队有样学样怎么办？对于袁崇焕来说，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要是毛文龙不听招呼，自己没有办法修理他，其他那些力量不听招呼怎么办？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届时，自己拿什么去兑现那“五年复辽”的承诺？
毛文龙有勇有谋有胆魄却不听招呼并非自袁崇焕始。当年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时，毛文龙就并不买账，只听其老上司王化贞的指挥，令熊廷弼气恨难消。多年前，袁崇焕第一次赴任辽东之前，曾经与熊廷弼有过很是投机的长谈，或许那时，他就在熊廷弼口中知道了毛文龙的嚣张难制。
宁远保卫战之后，袁崇焕晋升为辽东巡抚，为了协调各方力量一致行动，曾经因为毛文龙是连接朝鲜牵制后金侧后翼的桥梁，所以奏报朝廷，准备给他那里增调精兵良将，以加大努尔哈赤腹背受敌的力度。谁知，毛文龙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挠，并连连上书批驳袁崇焕，搞得就好像袁崇焕垂涎于他那地盘似的。最后，终于把袁崇焕的计划无疾而终地给“淹”了。因之，在袁崇焕心里，可能会认为这毛文龙为了海上王的一己私利，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怎么看怎么像奸商、海盗加发国难财的割据军阀一流人物。
这就是袁崇焕和毛文龙之间的不同所在。两个性格有些相似的人物，品格的差异却很大。
或许毛文龙对帝国朝局的认识比袁崇焕透彻，但其品格却比袁崇焕远为低下。因此，才选择了一条保存实力，积蓄钱财，甚至虚报兵额，冒领军饷，走私贩私的道路。如果政治清明，他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封疆大吏，若大环境相反的话，其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必定是指向割据一方的军阀和乱世之枭雄。可惜，帝国政治给他提供的是后一种环境。
袁崇焕则可能是个胆汁质的热血男儿，一个饱读圣贤之书、充满家国情怀、有勇有谋、有为有守、急公好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徒一类人物。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下，除极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袁崇焕的结局，大体上是绝大多数时代中这一类人物的标准结局。譬如五百年前的岳飞，譬如本朝百多年前的于谦，譬如前不久的熊廷弼，等等。
只是，无论如何，此刻的毛文龙不管他像个海盗奸商也罢，像个割据一方发国难财的军阀也罢，他毕竟还只是“像”那玩意儿，而不是已经“是”那玩意儿了。他毕竟还是帝国东方一路前敌大军的统帅，毕竟在朝鲜已经成为后金汗国兄弟之邦的情势下，他还坚持在那里，形成敌人侧后翼巨大的后顾之忧，从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毕竟他手下的数万将士是跟着他一起在战争中冲杀出来的，而在帝国制度下，最重要的是——毕竟他是皇帝才有权力处置的帝国重臣。在这种种情势之下，袁崇焕痛下杀手，如何能不构成一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错误！
形格势禁之下，袁崇焕与毛文龙这两个强人之间发生冲突，大约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事实上，在袁崇焕此次奉召赴京时，一位同样讨厌毛文龙的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就曾经到袁崇焕住所，和他探讨怎么样对待毛文龙的问题。袁崇焕表示：毛文龙能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一）。
赴任之后，袁崇焕曾经给兵部尚书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皇太极屡屡想和我讲和，朝廷重臣中也有人主张谈和。毛文龙若和我同心协力，我当然对他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效提刀之力。”（谈迁《国榷》，卷九十。）这封信实际透露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皇太极作为袁崇焕与毛文龙的共同敌人，可能在促使袁崇焕举起那柄诛杀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时，产生过绝大的作用与影响。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7）
皇太极继位后第一次出征朝鲜时，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希望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扫除大明帝国驻扎在朝鲜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指的就是毛文龙的部队。在皇太极召开的出征朝鲜誓师大会上，誓词中明明白白地写到：“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当征讨。但此行不是专攻朝鲜，明朝的毛文龙就在朝鲜近海海边，不停地在那里招降纳叛，因此，我们才要行此天谴。”（《清太宗实录》卷二）在与朝鲜约为兄弟之邦的谈判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要朝鲜断绝与大明帝国的关系。不料，朝鲜口惠而实不至，虽然签订了盟约，实际上却并不执行。大明帝国军队照样在朝鲜领土上驻扎、屯垦、做生意、威胁后金汗国的侧后翼。而皇太极没有水师，没有船只，八旗铁骑在陆地上横冲直撞，在海上则完全找不到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