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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继续报告说：“吏部和兵部任用什么人，罢免什么人，调兵遣将等等，总要朝中和边疆事事相应，才能得心应手。”
皇帝将目光射向吏部和兵部尚书，二位也立刻俯首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顿首叩谢，曰：“以臣的能力，收拾辽东有余，调剂众口不足。一旦离开朝廷国门，立刻就如万里之遥。嫉贤妒能、忌能妒功的人时时处处都会存在，他们害怕皇上法度威严，即便不敢用权力掣臣之肘，也完全可能用意见来扰乱臣的方略。”
史书记载说，崇祯皇帝站起身，侧耳仔细倾听，片刻，谕：“你的报告一条一条历历在目，毋须疑虑，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钱龙锡、刘鸿训等人也盛赞袁崇焕：“肝胆义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灭掉魏忠贤及其同志们，只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实事求是地说，崇祯皇帝的确是在没有军国重臣的支持下，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的这一点。当时，人们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贤权势的无比庞大、显赫与令人畏惧，时常忘记他只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虫这一事实。因此，帝国臣民对于十七岁的崇祯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魏忠贤，显示出了由衷的景仰与赞叹。天纵英明、乾纲独断、宸机独运、深谋远虑、雄才伟略等是人们谈起这一事件时，特别普遍使用于皇帝身上的词汇。
从其一生行事判断，崇祯皇帝本人肯定同意这些赞美，并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伟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话，他实在应该对于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设计的帝国制度，充满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实际上，正是那样一个制度，才能够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在帝国中枢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庞然怪物。同时，又在更加短促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帮助崇祯皇帝除去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时的崇祯皇帝心情舒畅，自我感觉绝佳。如今，他也觉得袁崇焕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真正的大将之才。因此，给了他极高的礼遇。为了统一事权，在大学士们的建议下，崇祯皇帝收回了赐给其他边疆文武的尚方宝剑，专门只赐给袁崇焕一人，并明确允许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将决策权管理权全部下放给袁崇焕，允许他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独立作出决定。
从此，“五年复辽”这个颇为轻率的承诺，就成了真正的梦魇，沉甸甸地压在了袁崇焕的心头。后来，他作了许多努力，试图为自己体贴皇帝而导致的失言拓展出一点回旋空间。结果，他的每一个努力，都变成了新的绳索，将他束缚得更加牢固。无从理喻的帝国制度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袁崇焕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辽东前线之际，他曾经与熊廷弼有过长谈；他更加熟知孙承宗的境遇，几乎是耳闻目睹了孙承宗从高峰到低谷的全部过程。知道了这些之后，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实在不该轻信皇帝的真诚，不该轻易陶醉在皇家那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宠爱与眷顾之中，不该再次回到这个无比险恶的帝国政治迷局之中来。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们，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于是，打压与残害便成了他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处境。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结果。
对此，袁崇焕并不是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一年前，临近被迫去职之际，袁崇焕曾经给皇帝写过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谈到：
——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呵。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3）
袁崇焕所说的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历时数千年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历史之中。
这一次，袁崇焕在应该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不那么慎重地作出承诺之后，再一次给皇帝写信，信写得同样中肯而痛切：
——帝国辽东事业，在渐进而不在突进，在务实而不在虚张声势。用人与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样才能够用而不贰、信而不疑是其关键。驾驭边疆文武和驾驭朝中诸臣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边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数惊是为常事，军中可惊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请求皇帝能够只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责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于是，所有有利于封疆大事的，都会不利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何况被逼急了的敌人，也会从中实施离间之计，因此，做边疆之臣实在很难。本来陛下爱臣知臣，臣可以不必这么疑惧，只是其中关系重大，我不敢不让您知道呵。
袁崇焕仿佛一语成谶。他所说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一应验，而且惨烈了不知多少倍。
到了辽东前线之后，袁崇焕才知道，在他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前线已经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老样子了。就如熊廷弼、孙承宗当年面对的一样，一切都在重复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老故事：大明帝国军队里的军官们又开始公开喝兵血、贪冒军饷；士兵们经常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干脆就根本领不到饷，民心士气又一次散掉。花费巨资修建的锦州、杏山、高桥等地城防，也都先后陷入后金汗国之手，并再一次被毁掉。
袁崇焕刚刚来到山海关，连续四个月领不到军饷的宁远士兵便发生哗变，着实给了他们的老长官一个下马威。袁崇焕星夜驰往宁远，一边平息哗变，一边向朝廷请求足额按时调拨军费，并开始着手整顿部队。
据说，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申请军费的报告后，其反应是：“带兵的人对士兵如果真能像家人父子一样，他们自然就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是因为畏其威；不忍叛者，是因为怀其德。怎么就会发生哗变呢？”（《烈皇小识》卷一）皇帝所言，固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却也透出了一股浓浓的、让人觉着很不好惹、伴君如伴虎的味儿。那话里话外的意思仿佛是：看来，袁崇焕也是个俗人，除了要军饷没什么新鲜的。他对袁崇焕恩宠备至仅仅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的小皇帝似乎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道理，很有点质问袁崇焕何不率领将士们在精神上食肉糜的意思。最糟糕的情形是，他甚至可能觉得袁崇焕是在以兵变为借口，向皇家勒索军费。
公正地说，在这件事情上，袁崇焕的确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袁崇焕真正做错的，是诛杀毛文龙。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他再次回到帝国官场。后来，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认为别说他勾引满洲鞑子到北京来杀人放火，就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袁崇焕被皇太极设计冤杀的内情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又为袁崇焕感到痛惜。为了替他遮掩，于是，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的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的存在与否非常重要。因此，袁崇焕将他杀死，实在是熔九州之铁都无法铸就的大错，是令亲者痛、令仇者快、令历史嗟叹不已的大错，其影响称得上既深且巨。
毛文龙字镇南，祖籍山西太平，父亲行商于浙江钱塘时，生下毛文龙，是故，以浙江为其籍贯。据说，此人少小不喜欢读书，爱好谈兵。后来，出走投奔叔叔，承袭了叔叔百户的职位。早年，在辽东明军中服役，曾经是李成梁的部下。萨尔浒大战之后，就在努尔哈赤颇有席卷辽东之势时，毛文龙毅然领命，带领不多的几个部下，深入努尔哈赤的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他们活动在今日之朝鲜、吉林、辽宁相接地区和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旅顺等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骚扰得努尔哈赤一年数惊，日夜不得安宁。随着努尔哈赤种族歧视政策的越演越烈，毛文龙的部队也日益壮大，很有可能达到了几万人的规模，并在皮岛上建立起了军事基地——东江镇。“时时袭击建虏，有所斩获”。（谈迁《国榷》，卷九十。）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4）
皮岛就是朝鲜的椴岛，据说之所以被称为皮岛，是因为椴字在朝鲜语中发“皮”音，又在很长时间里驻扎着明朝军队，于是在明代史籍中便被记为“皮岛”。翻开地图，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皮岛紧挨着朝鲜海岸，海上距离辽南地区近在咫尺，由此出发，或翻山，或跨海，骚扰得努尔哈赤防不胜防。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并将首都迁往辽阳、沈阳之后，皮岛和毛文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头之患。毛文龙曾经率部一直深入到努尔哈赤大后方的老家附近，将敌人生产、生活、战斗之物资变成自己的物资。然后，取道鞍山，翻过摩天岭，在距离辽阳和沈阳只有百十里地的地方再骚扰一番，一旦感觉疲劳或见势不好，便安然退下海，扬帆远去。毛文龙屡屡得手，故极为嚣张。
这种情形对努尔哈赤刺激很大，因为毛文龙经常出没于图们江流域的延吉、辉春、图们、汪清一带地方，这里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家。只是努尔哈赤化家为国之后，家乡的青壮年人口已经大部分跟着他出来打天下了，留在那里的都是老幼病残，努尔哈赤很难抽调出兵力去防守那空虚的后方。而八旗铁骑又是典型善骑的北兵，对大海完全找不到感觉，因此，长期以来，后金汗国基本都拿毛文龙毫无办法，努尔哈赤之所以不敢放心大胆地向西进攻，和毛文龙伸手就可以抚到自己侧后背上有着绝大关系。因此，大史学家谈迁才会记载下这样形容毛文龙的一段话：就像努尔哈赤身上的虱子，打不得又捉不到，虽然伤不了筋骨，却能够令人日夜不安。这也可以算是对游击战的经典描述了。
努尔哈赤曾经派人对毛文龙大谈明朝的腐败，并许以高官厚禄诱惑毛文龙，结果，被毛文龙严词拒绝。因此，毛文龙在时人的眼中颇有抗金志士的声誉。有一种说法，说是毛文龙的江浙同乡、大书画家董其昌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国家若能有两个毛文龙，则努尔哈赤便可灭，辽东便可复，那些投降了努尔哈赤的我国叛逆便只能束手就擒。当时，毛文龙确有胆略，其声望之高，远在早期的袁崇焕之上。由于这些不算小的功勋，毛文龙屡受嘉奖，官居总兵，挂将军印，授左都督，赐尚方剑，在皮岛开镇设将军府，规制如同内地。成为当时地位崇高，且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