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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利益集团的错误判断。劳联—产联和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给予提案比预想要多得多的支持，而美国健康保险联合会与国家联邦独立商业联合会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使卫生健康计划走向毁灭的并不是这项计划的本身，而是反对派的实地操作，对此连约翰逊与布罗德都大感惊讶。他们写到，各利益集团“已经变成了各自的秘密政党，他们未经选举，不承担任何责任，还雇佣了可以时常操纵总统及参议员事务的高手，这就是改革家们再三强调的所谓进展。”在与卫生健康业代表谈话后，我才茅塞顿开，如我们早些沟通，他们也许会与我们合作。可我们又一次错失良机。
错把议案通过活动当统治。从一开始，白宫强调的重点就不足以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的国会议员们，也不能通过公众压力战胜他们。共和党人也确实如此。另外一个“战争房间”的诞生给另一党派中对手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我们不是在谈判而是在无条件投降。纽特·金格里奇也持同样态度，他把卫生健康计划当作他征服众议院的最好工具，因此，他也决不妥协。但我们应该看到“战争房间”不能带来两党联手，只会破坏这种联合。
在追求完美中忽视了力所能及。我直至最后仍然坚信能够达成妥协。劳埃德·本特森还在参议院时，他开发过一项计划，此举可作为打通两党通道的谈判基础。如果这项计划的内容继续得到人们的关注，它的价值就会进一步提高。在第二任期竞选中，克林顿还会得到选民的进一步改革的授权，那时他仍然很强大，改革计划会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获得通过。
回顾过去，卫生健康改革与罗纳德·Ａ·海费茨在他的《领导艺术的难点》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适应性工作”完全一致。海费茨论证了领导者不应在一些公众问题上高屋建瓴去寻求解决途径，而应发动手下人在社会的理解与社会行为的变化中开展工作。如果林登·约翰逊在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中期简单地将民权议案送往国会，他也许不会成功。约翰逊首先把社会热情调动起来，当公众态度成熟且对他有利时，他使立法成功地得以通过。遵照这一路线，我们就会把卫生健康改革做得更好。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8）
岌岌可危的跷跷板
至今仍有一个疑团：我们在卫生健康改革中为什么犯了这么多错误？未来的白宫工作中如何避免此类错误？这两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总统、第一夫人、艾拉、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政府工作之中。我多么希望我能做得更出色，将卫生健康提议推到前台，虽然我影响甚微，但我也应尽全力。
从总体上看，白宫缺乏经验是失败的最致命原因。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以辛辣的口吻严正地指出，当总统们采取大的举措时，此时总统强而有力，但他的团队缺乏经验，就容易犯错误。即便是像克林顿这样有天资的总统也不要指望左右国会，强行通过如他的卫生健康计划一样重大又颇具争议的提议。除了缺乏经验以外，还有标榜自我一贯正确的盲目的理想主义。这是白宫的通病，这一痼疾同样折磨着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克林顿的派系中，普遍认为共和党人不顾大众，以至于人们倒向民主党所施的骗术。人们显然发现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诺伊施塔特提醒我们，傲慢比无知更危险。
在此我必须表达我的一个观点，这是此案例中导致我们犯错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将它写出并不是心存恶意。克林顿总统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智慧上都不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全然不像是在预算问题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斗争中的那个他。诚然他推动卫生健康改革已经尽力，并为它获得通过而战斗，但在计划筹谋、说明解释、最终结果等重大方面都没有表明自己独立的判断力。他虽然参与了全过程，但始终没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也从没有运用行政资源争取提案的成功。
事情还得回到他与夫人的伙伴关系的实质上，同时也要考虑他的过去如何影响到他们的伙伴关系。请她领导卫生健康计划的改革本来是个好主意，她聪颖，善言辞。但让她担当该计划策划的重任并使之在国会中通过，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历史上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难当此任，克林顿夫人也不例外。
策划这一项目的职责本应委命给负责卫生健康内阁领导官员唐娜·沙拉拉，就像预算项目的策划职责应由预算部主席承担一样。沙拉拉夫人曾成功连任两届大学校长，是一位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只要总统根据目标提出指令，她可以收集部门专家的意见，并与国会、内阁、学术界及院外团体一起开展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使白宫拧成一团。总统、第一夫人、艾拉可在旁督导。这样就可以制定出与总统预期目标尽可能接近的计划。总统可退出第一线，他的工作重心应放在负责它的通过上。第一夫人也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是体制运行的方式，它曾在社会政治中带来过突破性的变化。
总统无意中给第一夫人委派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在全国公众论坛上“收集事实资料”时，发言人会投其所好。在她发表个人意见时，又很少有人反驳。在国会中，多数参议员及众议员们都较为顺从，不愿如实相告。她宛如一个有许多奉迎者的大财主，永远摸不准谁在说真话。
就处事经验而言，克林顿夫人的能力从来没在华盛顿立法斗争中得到过证实，她也缺乏政治的敏感性。在她的处女航行中就负责几十年来最重大的社会改革，要提出详细的多达数千页的议案，并使其在矛盾重重的国会中通过，这些简直是她始料不及的。
有关评论说，“是她要求担当此任的。”也许真的如此，但是我们要求总统选择对国家的利益最优秀的人。我们先来回顾诺曼底登陆，这是军事史上最复杂的任务。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乔治·马歇尔想率军登陆，马歇尔是他最值得信任的挚友，但罗斯福并没有派他出战，而是让他留在华盛顿，因为国家更需要他，他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取代马歇尔统领全军。
总统任命第一夫人，因为他相信她的才华，这毋庸置疑。他这样做，也出于想推动妇女作为国家的领导人的进程，当然也受到欢迎。他欲与妻子共同承担这一切，这是无私的。但有没有人怀疑他想给她以抚慰？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过去，我怀疑他是否会把总统权限如此完整地托付给她。
我下面讲的是那年１２月发生的一件事，也许我的判断有误，但我认为该事件对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是致命的一击。《美国观察家》与《洛杉机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克林顿动用阿肯色州警察为其拉皮条。《旁观者》报道，一个叫“葆拉”的女人被带到州长面前，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他脱光衣服，让她与他口交。这类故事如此淫秽，我不会相信，于是加入到粉碎这些谣言的行列。当时没有人预料到《旁观者》的报道竟然成了葆拉·科尔宾·琼斯向克林顿提起诉讼的导火线。
在随后几天里，这些故事很明显已使夫人蒙受奇耻大辱，她的丈夫则深藏于家中，仿佛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金色猎犬被唤回家后，好几天都垂头丧气地趴在地毯上，蜷缩成一团，但恶相却丝毫不减，但在后来几周中，我感到他绝不想也不能在任何事上向她挑战，也许我的这种看法不对。新年来临时，我们与总统一起步入卫生健康改革斗争的最重要的几个月，他在卫生健康改革负责人面前蹑手蹑脚。从那以后，我记不得他在她面前公开地谈论过卫生健康改革的问题。
那年１月，克林顿夫人的小组成员希望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陈述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总统应举起自来水笔，呼吁否决任何有损于公众利益的提案，他们正等待着“那一时刻”能反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以为这支笔、这种威胁只会激怒共和党人，很可能会葬送两党最终达成协议。当民主党领导人在国情咨文发表前到达内阁室时，她说出了她的想法，总统却不表态。我最后一次试图阻止。当大家纷纷离开时，我征求发言人汤姆·弗利的意见。他说他宁愿这项计划不被通过。我敦促他向第一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去了，我问他第一夫人是否会重新考虑。她的回答是，不，我们要走下去。
这事就这样结束了。当总统演说时，他在共和党人面前挥舞他手中的笔，宛如公牛们冲过来时一个手拿红披巾的斗牛士。公牛们向前冲来。后来我意识到克夫人给了汤姆·弗利一个答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提醒总统对这一决策加以重视。
我听说总统与第一夫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过并不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决策方面的矛盾。他们的伙伴关系在平衡时个人关系进展顺利，但也可能失衡。事实上，他们两者的关系就像一个跷跷板，他下，她就上。反之亦然：她下，他就上。无论哪一种情况，在上的人都不能束缚住另一个，这样，这种互补性处于不平衡状态。她的一切理想都需要他的政治天才才能走向胜利，他释放的一切能量需要她的智慧去控制。
在卫生健康改革的斗争中，她总是高居跷跷板之上。她全权负责，他让她大胆地往前走。很明显，他不可能再对她指手画脚，也无法以对二者都更有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看法。当这项事业失败时，我不禁要问：如果他过去的阴影不再与妻子关系中作梗，他是否有能力使关系到两党的改革计划获得通过呢？
乘风而去
１９９４年暮春，我想是我默默离开白宫的时候了。
当我刚来到白宫时，总统及其团队的较早成员都热情地欢迎我的加入，他们是副总统、麦克、鲍勃·鲁宾、比尔·高尔斯顿、华伦·克里斯托弗、艾尔·弗罗姆。一些年轻人像马克·季恩与布鲁斯·里德也同样表示欢迎。我与乔尔·克莱恩和维奇·拉德成了朋友。但大多数年轻成员对我突然加盟他们之中感到不快，我无意指责他们。其实他们已尽全力要选一位民主党人，而当一个共和党人从后门溜进来时，他们怎么能不生气？为什么不选择一位民主党人？为什么把他们心中英雄乔治·斯蒂芬波洛斯整得日益潦倒的人请进来呢？问得好！
我已发誓，我要努力做一名真正的团队战士。我已对麦克说过，“我并不想取代左翼办公室里的任何人。我只需一部电话，一张桌子。”他们安排我到地下室的那间旧理发店办公，我接受了。房间没有窗户、空间很小，以至于我和我的副手朱迪·格林斯通只有在大厅里的一个长沙发上蜷着身子才能打电话。对于这种荒唐事，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如何与记者打交道也是一个难题。我认识许多资深记者，也喜欢与他们交谈。总统也想让我与他们保持联系。在里根执政期间，因我与新闻界有密切联系，有人很容易找到我的疏漏之处来指责我。（其中一些，我负有责任，但不至于达到他们所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