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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苦这样累，我心里却觉得踏实，希望能在淮南这个小地方过安安静静的生活，等到局势稳定了再继续追求自己的艺术。以为这里山高皇帝远，远离北京那样的政治中心，日子能好过一点。但我完全想错了，政治运动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知识分子根本无处躲藏。而淮南陶瓷厂的造反派们，比美院的学生造反派更加毒辣，更没有人性。厂里的高音喇叭里每天都在广播着政治运动的消息，形势越来越紧张，我感到在劫难逃，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想着哪一天就要被抓起来批斗了。这一天终于来了，那天清晨上班前，我正带着小葭在厂区散步，突然被人叫到造反派的指挥部去。刚上到二楼的楼梯上，几个家伙就一拥而上，将我一顿毒打。
“那真是往死里打啊，一个耳光把我从二楼扇到了一楼，拳打脚踢还不算，还用带铜头子的皮带劈头盖脸地乱抽。用一根粗木绑横在我的小腿上，两个人站上去踩；用大头皮鞋猛踢我的后背，还有一个人用水果刀挑我右手的虎口，想把我的右手废了，让我再也不能画画。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有这样的深仇大恨，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变得这么残暴，这么没有人性？就算我真是反革命，就该被这样毒打吗？他们挑我虎口的时候，我就骂，竭尽全力地骂，他们就打得更起劲了，直到把我打昏过去！”
梁莹一直在书架前翻着画册，但她的耳朵在竖着听呢。听到金卓如被毒打，转过身来，坐到了地毯的衬布上，睁大眼睛望着他。我已经听过江葭讲述这一切，所以不像她那么惊慌，但还是屏住了呼吸。金卓如讲这些的时候，并没显得多么愤怒，他的语调依然和缓，像是在述说着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事情。
“很快，我又醒过来，因为他们用烟头烫我脑后的颈窝，说我装死。我气得又骂，他们就拿皮鞋踢我的嘴，踢得满嘴是血，吐了好多牙齿，这还不算完，有一个家伙用大皮靴猛踩我的右脚面，只听‘咔吧’一声，我的右脚立刻肿得像猪头，那一瞬间我居然感觉不到疼痛，但知道脚骨一定是骨折。弄得我手脚残废之后，他们才算满意，才把我拖走，关进了他们指挥楼的地下室里。这个囚室只有一丈零八寸宽，挤着十二个人，你的胳膊搭着我的腿，我的脑袋压你的脚。室内散发着汗酸味，脚臭味，还有门口处尿桶里发出的尿骚气味，而我更是被脚伤和手伤疼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又被捆绑着跪在厂门口，进工厂的每一个人都要朝我身上吐唾沫，连我老婆孩子都被他们威逼着吐！谁要是不吐，那些造反派就横眉立目地怒斥工人们没有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唉……”
金卓如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想讲文革的事，就是不想讲这些。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爱陶瓷厂的那些工人兄弟，我不想让你在传记里写下他们被逼迫着朝我身上吐唾沫之类的事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待我并不差，这些我马上就要讲到。吐了一天唾沫，我又被关回地下室，那天晚上，我想自杀。”金卓如看着梁莹，梁莹也看着他，两人的目光对视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呀！但那些造反派就是要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把皮带钥匙都收走了，还派一个人看着我们这些反革命，防止我们自杀。我靠在墙角，已经饿了两天两夜，想吃东西，又想死，就对墙上的泥皮产生了兴趣。地下室的墙皮大片大片地爆裂，随手就可以扯下一大片。我听人说过，石灰能烧破人的肠胃，就扯下那些墙皮，大口大口地吃进肚子里。很快就感到肚子疼，我想，肠子一定烧破了，我很快就要死了，可以解脱了。但第二天早晨醒了过来，还是觉得肚子疼，排便很困难，一点没有要死的迹象。后来我听医生说，风化过的石灰根本没有杀伤力，偶尔吃少许，还有补钙作用，咯咯……”
“您被关在地下室里，有没有想过以前和高念慈一起被关在重庆的地下室里？”
“没有，哪里顾得上想那些？就是想死，可又死不了。第二天，所有的反革命、特务、右派都被赶到厂区的马路上，游行示众，然后开大会批斗。我因为右脚骨折，只能用一只脚跳着走，另一只脚只要点地，就会彻骨地疼痛。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卖白菜的小商贩，他敲着锣，敲一声喊一句：‘我不该卖白菜，我不该卖白菜！’咯咯……”金卓如笑得很开心，“有些小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要我们喊他们爸爸，有的人居然就喊了，我没喊，被小孩子追着屁股打。游了半天之后，我们被拉到厂区的广场上，被批倒批臭。造反派用石膏给我铸了几十斤重的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的黑特务金卓如’，我的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了个大叉。刚才游行的时候，这牌子把我的脖子勒出了血，感觉好像要把我的头勒下来。刚进批斗会场，一个造反队员抡起棍子就砸到我的牌子上，大骂道：‘金卓如你这个狗特务，看你两条腿哆哆嗦嗦的，挺舒坦是不是？’话起棒落，将我的石膏牌子砸碎了，然后他给我换了个纸牌子。我知道，他这是暗地里在帮我啊，一定是可怜我瘸着一只脚还挂这么沉重的牌子。可惜我一直低着头，居然没看清他是谁！
“批斗会里有一个老工人喊口号喊错了，本来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居然喊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立刻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跟我们站到了一起。还有一个老红军，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更是被造反派痛打。他一边挨打还一边自己骂自己：‘我不是人，我不要脸，我是个老混蛋，我从小没上过几天学，大字认不了几个……’他们两人这一闹，成了新的斗争中心，我们倒被冷落在一旁了。这样一直斗到中午，有人给了我一个火烧。我掰开一看，饼心已经被掏空了，里头塞的全是瘦肉。我也没看清这个给我塞火烧的人是谁，他和那个砸我牌子的人，都是我的恩人啊！在把我押回地下室的时候，居然还有一个人往我兜里塞了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正是他们支撑我继续活下去！”
068
“我们被批斗之后，没有再回地下室，而是被宣布正式逮捕，关进了东山一百号看守所。幸亏被关进了监狱，如果再被这帮造反派斗几天，我可就真没命了。我的罪状是‘现行反革命’、‘特务嫌疑’，嫌疑居然也能被当作罪名，真是笑话！我以为要把牢底坐穿，但只坐了四年就放出来了，出狱之后……”
“且慢，”我拦住了他，“你怎么不讲讲在狱中的情况？”
“监狱的事情也要讲？”
“您可是答应我无所不谈的。”
金卓如沉吟了片刻，说：“好好，那就讲吧。”他显得很不情愿，但也很无奈，因为梁莹现在就赤身裸体地坐在他眼前的地毯上，他无法在他心仪的女模特面前食言。梁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觉得她有点像一尊古罗马的女神雕像。她微皱着眉，咬了一点下嘴唇，脸上是宁静中沁透出痛苦的表情，已经沉浸在金卓如讲述的痛苦故事中了。
“我刚被关进囚室的时候，遍体鳞伤，伤口有的红肿，有的溃烂，右手虎口被挑断，腰部也被踢成重伤，尾椎骨的皮肉早被棍棒捣得紫黑肿胀，一摁就能上下移动。当时我以为，来到东山监狱就只能苟延残喘，过一天是一天了。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我在这里竟遇到了一位国民党军队的老军医，他姓应，把我的病全都治好了。他告诉我右脚必须将折断的骨头重新正位，然后捆上夹板才能好，否则就废了。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没有任何药物，所以我不相信他能给我治好，但人之将死，也就无所顾忌，交给他去折腾吧。他用十几个犯人的竹筷做了个简易的甲板，然后又扯下自己床单的一角扯成布条，准备用来包扎。然后他用双手给我的腿骨正位，没有任何麻药，我疼得杀猪般大叫，几个力气大的犯人将我按住，不让我动，我几乎昏死过去。他给我正好骨位，迅速上夹板包扎，一个多月后，我的脚真的好了。由于他高明的医术，我这只右脚总算没有落下残疾。真是要感谢他啊，自己也是被关押起来的历史反革命，居然还想着为我治疗，意志真是坚强啊！后来我看到他每天还在监狱里打太极拳，没事还喜欢开玩笑，整天笑脸迎人，感觉他真是不简单。是他给了我巨大的生活勇气，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后来我发现，金卓如讲述文革时期的故事，对自己受到的迫害总是轻描淡写，而谁谁谁帮助过他，有恩于他，则记得清清楚楚，讲得详详细细，生怕遗漏了。文革中的他确实身处绝境，许多次都听到了死神的召唤，但又总是有人将他从死神手里拉回来……
“进监狱之后我能过上一段养伤的日子，还要感谢监狱的看守所长，她姓史，是一位女同志。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想尽办法将犯人每个月八块钱的伙食费调剂得好一些，而且从不允许打骂犯人。她说，犯人也是人，要对他们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她见我脚有伤，就不让我干重活，有时甚至让我全天躺在床上休息。如果没有她的宽容，即使有应军医，我的脚伤也是不可能好的。脚伤好之前，我右手虎口被挑断的地方长成了一个小肉球，我试着活动拇指，并不影响功能，吃饭的时候就拿筷子蘸水，在桌子上画画，开始的时候手直抖，连一条直线也画不出来，但反复练习了多次之后，又可以比较遂心地画画了。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再也不想死了，对生活也不感到绝望了，想着有朝一日要出去，继续画画。但是好景不长，史所长不久之后就自杀了。”
金卓如的眼眸泪光闪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想哭：“因为她对待犯人好，监狱里的管教人员开了他的批斗会，说她阶级立场有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还扇了她的耳光。这个外表柔弱的女人，性情居然异常刚烈，为了这一次批斗就自杀了……如果她能活到今天，看到我的这些画，那该多好啊！我一定要把最好的画奉献给她……”
金卓如突然沉默了，沉默了很长时间。对于这样一位八十开外的正在伤心的老人，我不忍心再用提问打断他对故人的怀念，有关史所长的其他状况，我也没有再问下去，他以后再也没有提。我想，史所长与他的关系，就是最单纯的看守和犯人的关系，史所长也许没有在众多犯人中格外在意他，但在他心目中，史所长是他那个阶段的一位女神。史所长让他看到了人性中正义、善良、同情弱者的一面，看到了女性的温柔力量。对于一个以人体艺术为毕生追求的画家来说，在他人生的重要阶段，如果缺乏这样的女神，他的艺术源泉就真正枯竭了。
梁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