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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中国人太善良了，他们没有把伊拉克人说服，反而自己把自己给说服了，总认为自己这些人在这里做的不厚道，总以为自己是在做强盗，是在侵略别人的资源。
有了这种心思，有了这份内疚，他们在与那些部落的交往上自然越来越束手，越来越不敢理直气壮，对上级的命令也越来越打折扣，有时还反对上级领导的决定，甚至劝说自己的领导不要做的太过分，免得影响了两国人民的感情。
他们的行为自然也影响了帮助他们、配合他们工作的伊拉克士兵。
伊拉克士兵在帮助中国人的时候，按上级命令执行的他们开始时很积极，对那些部落的反对者很坚决地处理，又是打又是抓的。毕竟他们的上面有乌代压着，不积极执行命令不行。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慢慢地发现中国人自己都是软绵绵的样子。看到伊拉克士兵打那些阻拦施工的当地人时，这些中国人不但不支持，不赞同，还向那些当地人表示同情，甚至出面劝说他们阻拦他们施暴。中国人的倒戈使当地人将所有的怒火和仇恨集中到士兵身上，大骂他们是“伊奸”，说他们吃里扒外，说他们是冷血动物。
这让伊拉克士兵极其失望而沮丧。
毕竟执行任务的不少士兵本身就是当地人的子弟，面对长辈的怒骂，面对中国人的退让，他们发现自己左右不是人，不由对中国人充满了恼怒，只是因为上级的命令而不敢过于表现出来。
经过几次事件的处理，伊拉克士兵慢慢地变了，内心开始向当地人倾斜，在职责上只负责保护中国人的安全，绝不涉及中国人与当地人的纠缠中，除非当地里举着武器冲过来打人，他们这才将双方隔开。
伊拉克士兵一退缩，当地人的气焰自然迅速暴涨，工程进度自然越发迟缓。
就是已经建好的基础建设也开始有人破坏，还是当着你的面拆除。
对此，伊拉克士兵不闻不问，中国工人徒然着急，拿不出好的办法应付。
直到看到国家物资大量损坏，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才开始发生改变，才三三两两开始阻拦当地人的行为，从口头谴责慢慢升级到动手，甚至出现过小规模的械斗，双方都有一些人员受伤。
就这样，中国工人和当地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工程颇有进行不下去的迹象。
褚绪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国的。
开始的时候，他不想惊动国内，很想凭自己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更想做一番事业给信任他的上级组织看看，写报告的时候也是报喜不报忧。
但是，没有多久，他发现自己太天真了，有些事情根本不是他一个临时总指挥和手下几个人能解决的。在某些老领导、老干部的掣肘下，他很多事根本开展不了。他要打击一个部落的人，一个老领导却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打击。他要将抓到的人送到伊拉克警察手里，要求对方拘捕，手下的老同志又说这样不行，会进一步加剧两方之间的矛盾。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老同志一致要求大家放下身段，深入部落各个家庭去做思想工作，祭起中国最有力的法宝——谈心，以心换心，力争把民心争取过来。
可是，这些老领导似乎忘记了，就算谈心也要有后盾的，世界上从来只有上级找下级谈心，实力强的找实力弱的谈心的。
从来没有实力弱小的人能找实力强的人谈心成功的，也没有下级找上级谈心成功的。毕竟谈心是一种说服工作，是强行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有双方都知道如果谈心不成，做谈心工作的人后面还有其他手段，那些接受谈心的下级或实力弱小的人才可能就范。
在伊拉克的土地上，中国人再有乌代撑腰，但也属于实力弱小的一类，因为乌代高高在上，他不可能事无巨细掌握这些事。而中国人来这里人生地不熟，内部又有这么大的分歧，怎么可能是地头蛇的对手，怎么可能轻易从当地人手里夺回资源？
谈心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中国人甚至都不能进入当地人的家庭，还没有进村口就被那些当地人给赶出来了。
直到这个时候，那些被赶出来的老同志还在检讨自己的方式错在哪里。
无奈之下，褚绪基只好利用回国的机会找郭拙诚好好汇报，寻求突破当前瓶颈的方法。
郭拙诚对伊拉克的事早有耳闻，但他没有急于插手。面对这种事，他一时也拿不出好的办法，在他想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铁腕手段，不仅对外采取铁腕手段——对那些阻工的、搞破坏的当地人进行严厉打击；而且对内——国内派出的工作人员——也同样要采取铁腕手段，把那些婆婆妈妈的“大善人”全部给调离重要岗位，让那些有血性的，敢抢敢干的人年轻人顶上去。
不过，这涉及到人事安排的问题，这些人都是国家干部，他们的职位变动可不是郭拙诚一句话就能决定的。如果他在人事方面表现得太过，如果他雷厉风行地撤换一批、提上去一批，中央大佬肯定有看法，他们也许会以为郭拙诚想在那里建一个私人王国，搞独断专行，想全面控制这家企业。
第719章 全国经济
也许最高首长不会这么想，依然会给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但其他大佬则未必，特别是那些保守的老头们。
那些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了一辈子的“好人”，绝对会发难，最高首长能不能顶住那些人的进攻呢？如果自己雷厉风行地大动干戈，会不会给中国改革带来阴影呢？
郭拙诚没有绝对把握预测今后的后果，逼得他不得不慎重。他希望褚绪基这个前世的铁腕总理能接受自己的思路和方法，由他在伊拉克具体实施，而不是郭拙诚自己出面，如果他能就此解决问题，也许就可以不用惊动中央大佬了。
可惜他失望了，虽然他给褚绪基写了一封信，信里给了这个前世的铁腕总理以明显的暗示，可褚绪基并没有如郭拙诚所预想的那样大刀阔斧地整改，那里的局面依然没有多少改观。
开始的时候，郭拙诚心里有一肚子的怒火，觉得褚绪基这个人有点名不副实，让自己浪费了感情。不过，仔细思考了一段时间后，郭拙诚还是“原谅”了他，认为他也有他的苦衷，铁腕总理也不是随时能动用铁腕的，现在的他还没有采取铁腕手段的资格，特别是对待年纪比他大、职位比他高、资历比他深的老同志，他根本铁腕不起来。
在前世他之所以能采取铁腕手段，那是因为他处在国家权力的顶端，能够指挥几乎所有有权势的人、所有权力的有关部门做他的坚强后盾，而且他前世的所作所为顺应民心、遵从民意，所以他能展现铁腕，所以能够杀贪官除污吏。
可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也没有这个根基。没有足够的人脉，郭拙诚一下将他提高到这个位置，完全是拔苗助长，有点理想化，再要他勇往直前，简直就是逼他自杀。
坐在回京的车上，郭拙诚苦思着解决伊拉克工地问题的方法。
他风风火火回到京城，马上就被工作人员接到了会议室。
因为会议正在召开，郭拙诚从后门进入，悄悄地坐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认真听着领导们的讲话。
经济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目前市场上飞涨的物价。
当中国的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大量运往中东国家的时候，中国很多军品企业、民品企业一下子从困境中欲火重生，经济状况与前世有了天壤之别。大量产品的输出虽然给中国带来巨额外汇，但也带来了不少的不良后果：进一步抬高了国内的物价，有些产品的价格甚至是翻着跟头往上窜。
因为中国这个时候商品并不丰富，极大多数的商品完全可以说供不应求。开始的时候只是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缺少。但随着大量物资的出口，就连农产品也开始变得稀缺起来，特别是棉花、黄麻、蓖麻、花生等经济作物。
虽然这个物价的上涨是因为出口带来的，未必是一件坏事，不但国家增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而且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也增加了大量的收入，但毕竟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各行各业的人口数量太多，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不平衡一下就显露出来了。有很多人从大量出口中获得了实惠，但也不少人不但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受到了损害。
比如很多内地或者偏远地区的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个好处，比如有很多不在出口行业相关领域的企业工人就享受不到这个好处。
如果是农民还好说，反正自己种地，种出的粮食不出售能保证有吃的，就是衣服破一点，没有钱买家用电器什么的而已，忍一忍也能过日子。可贫困的企业可不行，因为工厂的产品不能出口，他们的效益就无法提高，工资连百分之百地发放都无法保证，更别说有奖金了。他们面对高涨的食品、布匹、电器，面对孩子增加的学费、杂费，他们欲哭无泪。
这些企业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伊拉克和伊朗的市场需求根本不可能支撑中国这么巨大的市场，很多工人、干部开始纷纷向上级反映情况，强烈要求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接到如雪花般飘来的报告，大佬们也急了，不得不寻找解决办法。
现在的大佬还没有推诿责任的习惯，还没有动不动就以“交学费”这个词来辩解，也没有动不动就用“改革的阵痛”来逃避责任。他们认真地思考着，努力寻求一个平衡的办法来，绝不能把一件大好事变成坏事，更不能因此激起社会的动荡。
对于这种国家大事，郭拙诚还是真有点发怵，虽然他前世也担任过市长，这一世又接触了比前世更多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在国家大事方面他是执行的多，决策的少。就算是决策也是在国家政策的范围内、在他所管理的范围内决策，而不是针对如此大的范围、如此复杂的场面。
特别是现在，无论怎么做都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且这一部分人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少数人，即使比例不大，但涉及到的总数量可是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
物价上涨、物资缺乏，再有效的办法自然是加强生产，投入更多的资金、人力和精力把生产提高，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这种改变可不是那么容易，先不说将资金、人力和精力转移会损害那些被忽略的行业和企业，就是将这些宝贵的资金、人力和精力移过来，如何组织生产也是大问题。
说这些大道理也许大家没有什么印象，也感觉不到这事的艰难，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比如扩大棉布的生产以应付出口和国内民众的需求，那就势必先提高棉花的收购量，一方面要提高棉花的价格以收购更多的棉花，让农民尝到更多的甜头以帮助他们进行种植转移；一方面要鼓励农民扩大生产面积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化肥、农药、优良种子的购买。
土地只有这么多，当农民种植棉花的面积增加了，则种植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的土地就相应地少了，粮食本就缺少的时代，怎么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即使这个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当富裕起来的棉农拿着大量的钞票冲向市场、横扫市场上的商品而导致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