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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亲王绵课，留京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等接谕后急忙拘来兵部有关人员审训，首先训问兵部监印吏鲍干，因为正是鲍干在三月八日向兵部报告说行印丢的。
鲍干供曰：
“兵部有堂印和行印两枚。堂印留兵部，行印随皇上出巡。初七日皇上启跸，小的到库中取印时，抱起匣子，觉得极轻，心里大惊，于是打开一看，印证了我心中的怀疑：匣内空无一物，哪有大印的影子？小的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大惊之后，小的想搪塞了事，小的想：如今天下太平，皇上出巡怎能用得着行印，不如匿而不报。若今后发现行印丢失，只说这印不是我丢失的，是随皇上出巡丢失的。于是小的便不动声色，把车驾司的行印装在盒子里，携带出来。初八日，小的越想越后怕，即使没有战事，万一皇上在出巡时要撤换哪个将领，用行印却发现不在，我这隐匿不报的罪过岂不更大？于是就把丢印的事说了出来。”
绵课等再问鲍干其他问题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又连天加夜地训问了二日，鲍干仍如是说，绵课等遂把审训结果报嘉庆帝。嘉庆看罢大怒，遂向留京王大臣谕曰：
“据兵部奏闻，兵部行印与行在武选职防及武举关防等司印贮藏在同一大箱，存于库内。各印均为铜质，唯兵部行印及用印钥匙牌系银质。三月七日取印时，箱内铜铸各印俱在，唯有银印及银牌遗失，而贮存印信之印箱又是在库内旧稿堆上寻获的。如此，则鲍干所言纯为虚假之词，尔等应思：各印既同贮一箱，何以只将银印和银牌窃去？窃贼仓猝间哪有余暇将印箱移置高处？而银钥匙及银钥匙牌所值无几，为何一并窃取？尔等对重要关节不问，只在无关紧要处拷询，实为愚蠢！”
绵课等接谕急讯的干，问：“谁人与你一同进库取印？”
鲍干曰：“纪洪。”
绵课差人急把纪洪找来，纪洪道：“小的从没有与鲍干一同去取印，与他一同去的是任丘。”
于是又把任丘传来，任丘道：“是小的与鲍干一同取印，但那时行印确实是丢了。别的小的就不知道了。”
绵课一直七八天连夜熬讯，鲍干、任丘再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于是绵课奏曰：“鲍干身体虚弱，未便刑求。”
嘉庆大怒，于行营中连发数谕斥绵课、曹振镛、英和等无能。
绵课等人想，也许审问的路子不对，于是查起其他人来，查讯了一个月，果然有了收获。把总郭定元持有盖着兵部关防的信札。提审郭定元时，郭定元供称这些信札是兵部周恩缓给他的。提审周恩缓，周又供称说，他曾与鲍干商量，盗用关防，目的未遂，便串通掌管空白札的沈文元，取来空白信札交给郭定元。
绵课、曹振镛、英和等以为案子有了重大突破，遂把兵部信札及审讯情况奏报嘉庆帝。
嘉庆帝接过奏报，看了看信札，气得双手直抖：“昏庸，昏庸，无能，无能……”
随侍王大臣见他脸色铁青，不知皇上为什么生气。不一会儿，皇上道：“这郭定元所持信札上的印信，实系兵部堂印，并不是行在印信。其年月墨笔字迹，也是用印在前，书写在后，与遗失行印一事毫无关涉。此案应另立案查处，即使有关涉，对这等信札怎能看不出是堂印印信而非行在印信。”
绵课等接到圣谕，又感到线索全无。不久皇上谕示又到，谕曰：“鲍干、周恩绶等显然是捏造谎言，其说前后矛盾，连其在库中取匣一节的供称，也明显有假，对其必须严审！”
刑部经连日审讯，兵部堂书鲍干又称：“去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围抵京当天，已将兵部行印与知武举关防及各司行印同贮一箱入库。堂书周恩绶曾于九月十三日请领知武举关防，于当月十七日送回贮库。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请领兵部行印时，才查知印已遗失。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库了康泳宁在旧稿案堆上将空印箱寻获。”
嘉庆帝接到奏报中的审训结果，又是一阵气恼，这供词中的纸缨之处也太多了？分明是一篇谎供。嘉庆帝遂谕令留京王大臣等严切追问堂书周恩绶并饬知行在兵部，将上年随围的领催书役人等已来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军统领衙门派员解部归案。
四月初三日，嘉庆帝回到大内，审讯情形仍未见奏报。嘉庆帝谕令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俱罚俸半年，各衙门所派承审此案之司员均罚俸一年。同时谕令绵课、曹振镛、英和三人四月十日起，每日必须赴刑部讯案，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迟延，严谴立降。
嘉庆皇帝04
04
可是十几天过去了，案子仍没有头绪。绵课自责没有审出实据，奏请处分，其实是想脱身，希图皇上能另派他人调查审讯此案。嘉庆帝当然不准另派他人审理，谕曰：“此案业经绵课等审讯多日，口供屡次更改游移，断不能另委他人审理。将来即使将伊等全行斥革，仍必令其将此案究出实情，方能卸责。今著即将绵课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镛等降为二品顶戴，仍令其加紧鞠讯，限定于五月五日之前究出正贼或起获行印。倘能如此，当立即予以开复。不然，则将于初六日降旨治罪。”
嘉庆帝仔细思忖此案后，又下谕绵课等曰：
“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既然行印是上年秋围路上遗失，而钥匙、匙牌与行印及正印匣则必然一并失去。上年九月初三日交印时，其必是将备用印匣抵充入库的。备用印匣既无钥匙，又无银匙牌，倘事先不向鲍干嘱托照应，收贮印信之鲍干岂会接收？尔等应据此严鞠。”
绵课等遂对书吏俞辉庭、堂书鲍干等日夜熬讯。实在熬不过去，俞辉庭、鲍干遂交待说：
“上年皇上前往木兰秋弥，可是路上连天阴雨，诸河泛滥，遂暂停行围，提前回鉴。返京途中在宛平行宫时，行印连匣被窃。是夜，看印书吏俞辉庭睡熟，窃贼潜人，将缚于帐房中间杆上的行印连匣窃去。尔后俞辉庭用备用匣加封，贿赂嘱托堂书鲍干蒙混入库。当时，兵部当月司员庆禄、何炳彝二人受贿赂后并未开匣验视。此后，鲍干又贿赂收买了该班书役莫即戈私开库门，移动印匣，做出行印在库被窃的假象。”
案件终于清晰，嘉庆帝诏曰：
“思辇毂之下，尚有如此情弊，其直省地方官回护规避，久成结习，牢不可破，如盗案则匿不申详；邪教则巧为消解。视己之功名过重，以致颠倒朝廷之政事，良心何在？迨至酿成巨案，其罪又岂止于降黜？岂非避重就轻，必致避轻就重乎？”
嘉庆帝又谕令直隶总督方受畴和直隶提督徐馄，遴选能干员弁，在古北口及巴克什营至密云一带百里内外，梭织往来，明查暗访。但此印终没有得到。
圆明园的镜殿内，嘉庆帝躺在椅子上，已感到精疲力竭，安福揉摩着他的太阳穴，他的肩膀，他的脊背。嘉庆帝道：“朕也知道兵部行印的案子只审了一半，其余更重要的关节还没审。盗印有无险恶的目的？俞、鲍等人背后有无指使？他们索取兵部信札的目的何在？丢失印信后是否造成了损失……”
次日，盛夏的酷热难当。嘉庆帝却一定要去喜塔腊氏的寝陵。除安福为他准备着一切外，人们百般地阻拦，可是谁也拦不住。
一路上，嘉庆帝肥胖的身体大汗淋漓，绵宁看着父皇老态毕现，心里也是一阵惆怅。在喜塔腊氏的寝陵，皇上亲为祭酒，然后对绵宁道：“你母亲要是能活到今日该多好啊，她在时整日为朕提心吊胆，从没轻松过，现在扔下朕一人独受寂寞——已二十多年了。”
当晚，明月如水，青松低语，嘉庆帝兴酒釂地，老泪纵横，口占诗句道：
松揪阴满路，触目总含辛。
后去逾廿载，予年届六旬。
未能同白首，徒自釂黄尘。
三爵抒悲绪，怆看几案陈。
嘉庆帝从陵地回到圆明园，立即决定七月前往木兰秋弥。
在过去，前往木兰前，虽然他一再重申秋弥木兰的意义，可是总有人劝阻。鉴于此，此次秋弥动身前，他先发制人，谕示道：
“倘有无识之徒、敢于朕前建言阻止者，必将其人立予革职，发往伊犁。”
是的，在嘉庆帝看来，秋弥木兰是遵从祖制家法，是绍统守成的重要举措。
为了堵住大臣们的嘴，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侍读学士纪昀，是父皇时的第一才子，饱学机敏，受父皇格外恩宠。有一次，他曾劝阻父皇说：‘巡游所耗太大，地方财力枯竭，皇上是否考虑予以救济。’言下之意秋弥造成财力困难。皇考听了他的话，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嘉庆帝讲了这个故事后，又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每年必讲的话：“木兰秋弥主要是习劳练武，避免八旗由安逸而荒疏武备，同时也为款治周边民族。况行围不过十余日，仍照常办事看本，并不是盘游畋猎。如果说行围只为游玩欢览，则朕驻圆明园，附近之清漪、静明、静宜各国，比之避暑山庄更为清惬。人性好逸恶劳，谁不乐意深居简出？朕这是因典礼所关，祖宗成法俱在，不敢从朕开始而怠旷家法。”
今年与以前不同。以往，即使是在去年万寿节，无论嘉庆帝把道理说得多么透彻，都仍然有许多人劝阻，当然他照样成行。去年只是由于暴雨不断，阻住去路，他才不得不折回北京而取消秋弥木兰的。可是今年，他就只讲了这么几遍，再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更不用说劝阻了。皇上准备了满腔回复大臣的话反而没有倾倒出来，如此地反常，如此地恭顺，嘉庆帝反倒觉得有点不自在走来。
七月八日清晨，嘉庆帝从圆明园启跸，开始了秋弥木兰的旅程。随行的有皇二子智亲王绵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皇长孙贝勒奕纬。
一路上，嘉庆帝的心情并不平静，他不知道今年的木兰围场到底又是个什么样子，那些围猎的王公大臣，那些军士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貌。
记得他亲政后第一次秋弥木兰时，进入围场，但见树栅倒塌，往来车迹如同大道，盗木者各立寮栅，砍倒砍剩的树干及木墩到处可见，余木倒地，被焚烧的枯枝灰迹遍地皆是，触目疮痍，如同一私置木厂。行围时除了只射了两只狗子外，所得到的，只有挂在树梢上的几封匿名奏书。奏育管围官员与盗木偷猎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嘉庆帝心里好不尴尬，按惯例首次获兽必须选最好者敬献祖宗，而嘉庆帝只能选一只狍子，那是多么大煞风景呀。嘉庆帝羞愧之余，严惩了管园官员，换上了一批精干人员管理，并拨出专银维修围场，可是其后一直到嘉庆十一年才有点改观，围场中才有了鹿的踪影。
回想起过去几年在围场的找猎，嘉庆帝发出阵阵长嘘短叹。
七月十三日，銮驾沿河谷御道行进，两边山岭蜿蜒。峰巅谷底，蔚为奇观。傍晚抵达常山峪行宫，晚膳后，嘉庆帝特意叫来绵宁。父子二人出了后宫宫门，宫门两旁屹立着十八棵罗汉松。罗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