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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
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
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
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
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
见关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
之处。一个“似”字，道出许多谨慎。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
对同室的一位老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
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你的美差来了啊。”我答：“看看再说吧。”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
作细读。读罢，大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一扫而光”了。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
任当面说。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
吟起来。
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编的剧本，亦算对我厂著名编剧的一种追忆和纪念。”
看得出，主任也颇感为难，默默吸了一会烟，终于说：“这样吧，再给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将恢复，修改后发一下，也算了结了此事。”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艺术判断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对我说：“即
使发表，也需让作者再认真修改几遍。”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约他到厂里来听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见。他嫌路远，希望到他家谈。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应诺了。那时我
们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一边谈。老头谈一条，作者“解释”一条。或曰：“这里你没看明白。”或曰：“这里不能照你的建议改。”或曰：“我自己认为这里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也不告辞，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评我：“干嘛那么没耐心呢？”我说：“他干嘛那
么不虚心呢？”副主任说：“他认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这一点你还没看出来？”我说：“看出来了，因此我这一般编辑不愿给他这非一般作者当责编，
另请高明罢！”副主任笑道：“我们研究后，还非你当这责编不可呢！没吃早饭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一顿。”数日后，剧本寄回。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头勾出的几个错别字，毫无变动。再一项作者的“劳动”，便是用橡皮将老头在格边作的记号或评语擦掉了。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脑细胞了！搁置抽屉，看他怎样？仅仅隔了一
天，就打来电话，质问：“你们到底作出决定没有？”我反问：“什么决定？”作者说：“有关领导同志都很认真对待这个剧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北影厂长也无反对态度，你们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呢？”我说：“那你就让他们直接下道生产令拍摄嘛！还给我这个责编打电*案墒裁矗俊*说罢挂了电话。十分钟后，第二次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见，那一天你
未开口，我想当面听你谈谈。”我说：“我的意见，和我们副主任那天谈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想同你谈谈。”我说：“我不到你家去谈
了，路远，要谈你就到北影来谈吧！”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就去。”我说：“请上午来。”因下午厂内放“观摩影片”，属于艺术学习，我不
愿错过机会。他说：“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
骂一句：“你他妈的！”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
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你。”我吃一惊，暗想我没作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
男女关系，谁告我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政治部主任说：“没错，告的就是你梁晓声，你看看这封信。”我接过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编者写来的，历数我的罪状。
不算洋洋万言的一封信，起码也有八九千字。我真有些“怒发冲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个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夺过信去，说：“别发火，讲讲，怎么回事？”
我强按怒火，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正述说时，当时的一位厂党委负责人也找到了编辑部，由主任陪着，将编辑们召集一起，询问近期处理稿件中，谁可有什么渎职行为？
众编辑回答：绝无。这位厂党委负责人说：肯定有。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说：“你们
北影要热情对待业余作者嘛，不要将业余作者拒之门外嘛，不要像‘四人帮’
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嘛！”众编辑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只有我心中明白。因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一无靠山，二无‘后门’（噫！与辛
欣语同出一辙），全凭一片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写了这个电影剧本，竟受到种种刁难，被拒于北影大门之外。你们对一位业余作者是什么态度？！你们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得以繁荣？！。。”他的话同那位负责同志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拒之门外”——确属事实。他下午来时，门卫没放他进厂。告诉他下午编导部门正进行艺术观摩研讨，请他改日再来。
故他信中还写到：“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门外近一小时才离去。回家后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