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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妹妹是垦荒队的“内务大臣”，给大家做饭、洗衣服。我早已饶恕了她。从妹妹嘴里，我了解她是真心地与人相爱，也了解到副指导员其实是爱
着自己。我激动万分，从心底里发誓“绝不弃她别爱”。
第一场春雨下过之后，副指导员就病倒了，接连两天昏迷不醒。第三天，她稍微清醒了些，知道粮食快要吃完，便让一部分垦荒队员回去通知连队，在“鬼沼”开化之前往荒原搬迁。四天过后，“鬼沼”完全开化，但还不见连队到达。我们已断了粮。妹妹在挖野菜时为了追赶一只受伤的小狍子，不幸陷进了沼地，在我和“摩尔人”面前倏然消失。副指导员仍在昏迷中。黎明时，出走一夜的“摩尔人”骑着一匹马回来了。他说副指导员染上了可怕的出血热，用命令的口吻要我赶紧护送她回连队。我只好背着副指导员骑上他向鄂伦春猎人借的马，沿着他指点的方向而去。刚绕过“鬼沼”，马已累倒在地。清醒过来的副指导员让我将她放在地上，拉着我的手说出了最后的要求，便终止了呼吸。
我终于迎来了搬迁的连队。由于“摩尔人”为全连探出了一条“鬼沼”的路，全连人马平安地到达了荒原。大家没有找到“摩尔人”，只发现了他的血迹斑斑的衣片，一柄大斧和三只死狼。全连在悲痛中开始播种。我们在“鬼沼”旁树起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三个垦荒者的名字：李晓燕、王志刚、梁珊珊。
（原作载《北方文学》1982 年第8 期）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作者梁晓声，1949 年生，黑龙江哈尔滨市人。70 年代末发表小说，已有《天若有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树皮灯罩》、《秋之殡》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雪城》问世。梁晓声从他生活过的北大荒提取创作素材，作品以描写知青生活及知青返城后的命运遭遇著称。他的“知青小说”一反以往某些同类作品凄切、悲怆的格调，肯定知青的人生追求和劳动创业的价值，讴歌青年人在暴虐的大自然面前所显示的不屈的意志，褒扬他们为祖国乐于吃苦、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为知青题材小说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开创了一种雄浑之美。最先显示作者这一创作倾向的，是短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小说集中描写了屯垦“满盖荒原”的
男女知青——李晓燕、王志刚、“我”及其妹妹梁珊珊壮烈的行动，丰富的情感，美好而辛酸的爱情，以及因爱情而引起的同性间的纠葛。其中写得颇有特色的是李晓燕和王志刚。
副指导员李晓燕，为了替连队洗刷“养活不了自己”的耻辱，带领一支垦荒先遣小队勇敢地越过阴森恐怖的“鬼沼”，在幻化为“魔王”的荒原上进行着艰苦的开拓。她属于“文革”时期这样一类年轻人：虽易受某些“革命”旗号的蒙蔽，但又不失却革命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虽有某些违心的行动，但并不泯灭真诚、纯洁的天性；性格坚毅、顽韧却又不失却美好的同情心。她为实现自己的誓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愧为这片神奇土地的灵魂，垦荒者中的精英。作者怀着一腔纯洁的感情去刻画她，即使写她无奈中的“虚伪”，也只是为了揭示一颗在极左路线重压下被扭曲的颤抖的心，流露出对处于特殊年代的纯真少女的无限同情。铁匠王志刚有“摩尔人”伟岸的体魄、铁一般的意志和奇勇的性格，坦荡和无私又使他深受战友的信任。在“满盖荒原”，他只身为连队探寻涉过“鬼沼”的路径，在与恶兽血的搏斗中谱写了一首壮勇的青春之歌。
小说描写了一个同心合力、目标一致的垦荒集体，但这不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主旨所在。它着力揭示的，是这一垦荒集体在非常年代跟暴虐的大自
然的冲突、奋勇抗争及人与兽的搏斗，从而使李晓燕、王志刚们从身躯到灵魂都闪耀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使小说成为对奋斗的一代知青的诚挚的颂歌。
梁晓声在雄奇、阔大的背景上，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塑造粗犷、悍勇、刚烈的人物形象，谱写以英勇悲壮为主旋律的人生交响。他坚持对北大荒屯垦生活作现实主义的再现，人物和情节常常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场景的描写洋溢着北国边陲特有的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鬼沼”、荒原，无不融注了作家的主观感情。一方面，大自然显得如此粗蛮和暴虐——“鬼沼”不仅吞噬过人与兽，而且还吞噬过庞大的钢铁——拖拉机；另一方面，人——当然是“大写的人”，又始终坚强地挺立着，没有屈服于自然的暴力。他们凭着意志和智慧，依靠群体的力量，在荒原上开恳、播种，迎来秋天的收获；他们经历了大自然的肆虐，但并未被它所摧毁。在小说里，跟自然暴力激烈抗争的人的伟力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许。同时，作为一种象征的载体，暴虐、险恶的自然现象又使人们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环境，社会的邪恶势力，感受到了当时的时代气氛。
钳工王
作者：梁晓声
好大一场雪！
这是一九九六年最后几天中的一天。更确切地说，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四天后一九九七年就和人们碰脑门儿了。。
章华勋在梦中被电话惊醒－－“厂长，下雪了！”
他听出是厂办主任李长柏的声音。他先撩起窗帘一角朝外望了望，天还完全黑着。扯亮灯，又从床头柜上抓起手表一看，四点十五。
“你没见过下雪呀？”
他不禁有些生气。他昨晚十一点半才回到家里。和港方代表的“谈判”很令他沮丧。事实上那并不能算是一场正式的谈判。谈判结果早已形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他企图改变合同内容的要求显得唐突而又强人所难。全过程无非是他慷慨激昂了一通，甚至大发脾气－－对方非常有涵养，非常理解，却又爱莫能助地听着罢了。结束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改变。这一点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明知改变不了什么竟仍强烈地要求改变什么，完全是受一种巨大的责任感的促使。没谁逼着他非担负起那一种责任感。他有充足的理由推卸得一干二净。是他自己非负担起那一种责任感的。它鼓励他扮演一个挺身而出同时回天乏术的角色。
“三二三”厂是国内的老军工厂。建国以来它一直生产一种东西－－枪。各式各样的枪。各式各样的枪所需要的子弹。“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生产的枪武装过志愿军。那时它只有五百多人，现在发展到三千多人了。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如果包括了，已经一万二千余人了。在Ａ县之县城的东南地带，“三二三”厂的三千多名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片庞大的社区。
不过是一片房舍老旧甚至可以说破烂不堪的社区。整个社区内仅有几条水泥路和几条沙石路，其余皆是土路。当地的土质盐碱成份含量大。灰白色，狼粪那一种灰白色。夏秋两季，大风一刮，灰白色的土尘飞扬起来，远远望去像放了烟雾弹似的。而春季冰雪一化，土路皆被跨成一条条灰白色的泥泞带。因而邻县的一家鞋厂，与“三二三”厂一直保持友好。“三二三”厂的职工，每家都有邻县鞋厂生产的几双胶鞋或雨鞋。除了厂一级领导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住的是几排砖房，其余人家住的全是泥房。他们的泥房当然也是灰白色的。所以Ａ县人，将他们那一片社区叫作“茧房区”。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及子女，不分老少，一律叫作“蛾子”。
但正是经由这些“蛾子”之手制造出来的枪，始终源源不断地供给着中国的军队。他们引以为荣的是，大约每十支中国造的步枪的枪身上，有一支准印着永远也磨不平的“３２３”。前几年，军工厂“下马转产”。“三二三”厂错过了机会。中国既还有军队，军队既还需要枪，就不能没有造枪的厂。这个道理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结果“三二三”厂“下马转产”的报告没被批准，仍造枪。主要是步枪。“三二三”厂生产的步枪是跟得上世界水平的。中国军人“大比武”年代的“神枪手”，乃至近些年在国际射击比赛中获了金牌的冠军们，用的也几乎全是“蛾子”们造的步枪。
没有战争，武器的生产便没有利润可言。“蛾子”们一如既往，一代代为国家造枪，“三二三”厂一年比一年穷。它的前几任厂长，曾因资金短修不起厂房，改造不起社区的路况而烦恼多多，一筹莫展。它的后几任厂长，却早已因拖欠工人的工资而有苦无处诉了。像许多大中型企业一样，“三二三”厂的退休工人，比在厂职工还多出一千余人。如今，许多商品的价格都由市场来“调整”了，有些商品的价格已涨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但“三二三”厂生产的精良步枪，毕竟不是什么“商品”，毕竟不可能按照“市场”行情来进行价格“调整”。国家是以成本价收购“三二三”厂生产的步枪的。这成本价已十几年没提高过了。
“三二三”厂的穷也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蛾子”们的日子过得穷，更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穷只有一个好处，无须防贼。在“三二三”厂的庞大社区内，多年来没发生过失窃案。
某些人家仍没养成离家锁门习惯。县城里的贼也不滋扰“茧房区”。知道那里没油水儿。
三年前，一位军界首长视察“三二三”，所见令他辛酸万分。
一行人走在社区内，走至一户人家门前，见门虚掩着，那军界首长问：“可以进去看看么？”
陪同的厂长书记们说：“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首长请进去看看吧！”
于是十几个人都进去了。屋内无人。里一间，外一间，只有几样破旧家具。火炕上铺的是城里人家若干年前时兴铺的那一种简易铺地革。图案已经磨损得模糊了。
首长秘书说：“什么东西，用得好，莫如用得巧。这就是用得巧的一个例子。不过这地板革太旧了，该换块新的了！”
党委书记听了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是太旧了！”
厂长也说：“该换块新的了。的确该换块新的了！”
章华勋当时也是陪员之一。他当时是李长柏现在的角色－－厂办主任。
他当厂长后，李长柏才替了他的厂办主任。他当时听出了，也看出了书记和厂长的话说得都不那么由衷，都不过是在虚与委蛇地随口附和罢了。他忍了几忍，终于没忍住，冷脸瞪着首长秘书说：“换块新的当然好啦！那多美观呀！可那不是得花钱买么？工人的钱是工资。厂里已经三个月只发百分之六十了。工资基数低，平均一来不过一百七十多元。你的算术一定比我好。你算算，一百七十多的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他的话，使首长秘书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仰起脸讪讪地望着屋顶，默默退了一步，避开他那不敬的目光，隐到了首长身后。
他说话时，首长没看到，而在瞧着炕上的一盆蒸土豆，他说到工资基数时，首长从那盆里拿起一个土豆，剥了皮，挺爱吃地吃着。待他的话说完，首长手里的土豆只剩下了一小块儿。首长将土豆全送这入口，掏出手绢擦手。首长咽下了土豆。揣起了手绢，这才将脸转向他，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脸问：“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