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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量只够救活1个病人。
佛罗礼无法从英国药厂得到任何支持，他终于转向美国求救了。
他们首先在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 （Peoria）的一间农业研究试验所寻到
目标。同年的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也被卷入了大战中。美国预知
“盘尼西林”在治疗伤兵上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因此为了应付战争中可能遇
到的灾害，立即下令展开“盘尼西林”的制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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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研究群又再次积极地投入研究当中。他们准备了足量的“盘尼西
林”，以进行第2组医学测试。这组测试执行于1942年，更证实了“盘尼西
林”奇迹般的药效。15位已被医生认为是无可救药的病人，在注射了“盘尼
西林”之后，除了一人，其余的全都完全康复。不幸失败的那一位是由于他
体内的细菌已经对“盘尼西林”产生抗药性，而终于回天乏术。
霍华德·佛罗礼说：“在战时的外科手术中，使用‘盘尼西林’是项革
命性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李斯特梦想中的杀菌剂确实存在！它可
经由血液，也可以注射在适当的局部而发挥药效，最令人惊奇的是，它能抵
抗许多病原性的微生物，而且不会产生像使用磺胺药那样的副作用。”
1942年8月，亚历山大·弗莱明也见识到了“盘尼西林”的威力。就在
圣玛丽医院，他亲自为蓝勃特注射了“盘尼西林”，而终于将他自死亡边缘
拯救回来。
而此后几年间种种的惊奇与兴奋之情，都可由乔治·宝尼（George
Bonney）所著的回忆录中看到。乔治·宝尼医生自1943年便一直随行在弗莱
明身边。他还记得医院刚接收了一批来自牛津的“盘尼西林”，明确规定必
须在一位病人身上试用。
乔治·宝尼就是当时弗莱明为了这次试验所请的住院医师。时至今日，
45年时光过去了，但他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盘尼西林”时的印象，那
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第一位病人是一名小女孩，她患了一种被葡萄球菌急性感染的疾病。她
的体温高达华氏106度（相当于摄氏40度），当时整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乔
治·宝尼记得很清楚，他们将那雾状的黄色液体——“盘尼西林”大量地以
每3小时一次的间隔注射进她体内。
“前一天她看起来还像是没救了，”他回忆道，“想不到第2天早上，
她居然活过来了。这真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奇妙的事！我将永远也忘不了。
那根本就是一个奇迹。”
他也记得另外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们过去都一直习惯于使用磺胺药
之后，会在病人身上引发一些不良的副作用。如今，不论是将“盘尼西林”
注射进入人体或涂在伤口上，都一点副作用也没有。例如在过去属于无药可
救的新生儿眼部感染，通常只有任其失明，如今却只要在眼中滴入两滴“盘
尼西林”，肿胀和浓疱很快就消失了。
蓝诺、别克评论道：“青微素，看起来是那么的微小而不起眼，令人难
以想象它却引发了一场医学革命。这样一个卑微渺小、空气中四处飘落的微
菌孢子，只随意落了地，生了根，便开始它的一生。如此的小角色居然也能
成为价值连城的医药！微菌，今后你再也不会受到冷落了。”
乔治·宝尼也说道，即使弗莱明已经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但他身为一名
细菌学家，却从来不曾停止过对病人的关心和热诚。
经过许多年，弗莱明又继续研究杀菌剂和磺胺药。他深知细菌会逐渐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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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环境，并且衍生出各自的抗药性，它们绝不会永远臣服于一种药物下，因
此弗莱明也从不间断于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
弗莱明曾经郑重表示，使用“盘尼西林”必须十分小心，并且一定要百
分之百确定它能彻底消灭细菌才加以使用，否则它将助长细菌的抗药性。在
弗莱明批准病人使用“盘尼西林”以前，他一定先确定药物对致病细菌有十
足的效力，否则绝不轻易启用。
弗莱明甚至在早先便已预知，“盘尼西林”除可应用在外科手术上，还
可以预防传染病。
在1944年之前，这些预言就都被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遍地毒疮
病患的残破景象，至今仍令弗莱明心有余悸。如今他看到医生使用“盘尼西
林”治疗战时伤患，人们即使受了伤，也不再担心感染了。
十五、最后的年月
多少年来，亚历山大·弗莱明的生活总的来讲是很快乐的。到了老年的
时候，他也喜欢独自静静坐在某一地方细细回味过去的快乐时光。虽然科学
的道路充满了艰辛，也很使人劳累，但他活得很充实。这也表明，良好的心
情在一个人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正像人们常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一样，亚历山大·弗莱明也有不愉快或者使他感到很悲痛的事
情，那就是他妻子莎琳的不幸病逝。
莎琳是一位温柔、贤慧的女士。虽然她并未像弗莱明那样在科学上取得
成就，但她对弗莱明的成功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莎琳长得很美，圆圆的
大眼睛像会说话一样。正如每一位的好妻子一样，莎琳为了弗莱明的事业默
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有时候，弗莱明出去旅行，莎琳也常陪伴着他，照
料他，这些工作都间接地促进了弗莱明在事业上的成功。莎琳是一位平凡而
伟大的女性，为了丈夫的事业、为了科学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1948
年，莎琳因过度疲劳而卧床不起。与之相随的是莎琳的身体健康状况一天天
恶化。谁也不能得出结论或判断她得的是什么病。她浑身无力，精神倦怠，
有时一连几日水米不进。在她生病的日子里，她的儿子罗伯对她进行悉心照
料。但是却没有一点好办法来医治她的病。望着她日益消瘦的面庞，弗莱明
心如刀绞。由于当时整体医学水平不高，从而无法医治莎琳莫名其妙的疾病，
她终于在1949年10月28日不幸离开人世。
妻子逝世以后，弗莱明深感悲痛，精神上受到强烈的冲击。34年来，他
的妻子一直是他形影不离的伴侣、真挚的朋友，也是整个家庭的支柱。尤其
是在暮年将至的时候，弗莱明比以往更需要他的妻子的陪伴与抚慰，但生命
无情，弗莱明感到无限悲伤。妻子的去世使弗莱明感到无尽的孤独与寂寞，
甚至影响到他的医学研究。往日弗莱明经常进出的实验室如今是大门紧闭，
无人问津，亲人的丧失使这位老人一时心灰意冷。这时的弗莱明虽已年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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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却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灰白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记录着这位饱
经风霜的老人的往昔岁月。
幸好，弗莱明并未完全沉浸在这种悲痛中不可自拔。随着时间的推移，
弗莱明的心里渐渐接受了他的妻子已不在人世的残酷事实，在自我安慰，主
要是对工作执着追求的精神推动下，他心情逐渐好转过来。紧闭的实验室大
门又重新开启，人们又可以看到他那虽然显得苍老，但步履矫健的身影。
二战以后，弗莱明的实验室里来了一位新人，才使得亚历山大·弗莱明
的生活发生了又一次大的变化。
她就是希腊的一位年轻的科学家，爱蜜莉亚·费莉佳博士。费莉佳小姐
聪明、勇敢，在医学上颇有成就。她的到来，为弗莱明的实验增添了生气和
活力。她经常爱穿一身淡黄色的长裙，使她显得非常庄重、文雅而活泼。她
不但科研能力强，更主要的是具有顽强的、执着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一点
使得弗莱明大为赞赏。为了工作，两人有时要到深夜才能休息。在弗莱明的
实验室里，他们忘我地工作着。在没有莎琳的这段岁月里，爱蜜莉亚·费莉
佳成为弗莱明的重要伴侣。工作之余，两人还经常到室外散步，边走边聊，
谈得很投机，气氛也很融洽。爱蜜莉亚·费莉佳对弗莱明既尊重又喜爱。随
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之间便萌发了爱情，并于1953年正式举行了婚
礼。婚礼气氛既热闹，又隆重。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们祝贺。人们以既
尊重又喜悦的心情簇拥着这对特殊的夫妻，并祝他们幸福、美满。
这次婚姻为弗莱明的生活和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从此以后，他恢复
了往日的开朗的性格，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在医学上，弗莱明依然孜孜不
倦地进行研究。就像中国成语里所讲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知疲倦、
废寝忘食。在工作之余，他经常与年轻的妻子外出旅行，当他看到广阔的天
空、茂密的树林，他的心仿佛年轻了许多，浑身充满活力，如同回到了青年
时代。
历亚山大·弗莱明以其74岁的高龄奋力拼搏。他的晚年岁月是充实的、
令人奋进的。他的奋斗历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1955年3月11日，
弗莱明不幸心脏病突发而与世长辞，这一消息传开后，世人为之悲痛。
十六、宝贵的遗产
亚历山大·弗莱明逝世以后，人们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继弗莱明之
后，担任莱特—弗莱明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教授R·克利山克认为：“弗莱明
谦虚而自然地接受了各种加诸于其身上的荣耀。但是，真正让他大受感动的，
却是众人联署的签名，以及因 ‘盘尼西林’而受惠的小孩和穷人的感谢信。
他继续不断地研究人体天然免疫系统中的调理素、吞噬细胞及溶菌酵素。然
而现在我们却只能哀悼，因为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及大人
物。”不仅如此，许多医生认为“盘尼西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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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以前，医院里挤满了传染病患者，而1940年以后，因传染病致死已
经很少了。
“盘尼西林”不仅治愈了被细菌侵扰的垂死病人，也增强了医生阻止细
菌在人体内猖獗的能力。
不过未来之路，也不完全是毫无障碍的。虽然“盘尼西林”很快被证实
为一种完全无副作用的药物，但是仍有不少人对它过敏。有些反应甚至很严
重或者可以使人致死。就如同弗莱明所预测的，有些细菌已产生了抗药性。
在牛津方面，霍华德·佛罗礼继续在医学的未知领域中探索，寻找其他
的抗生素，对抗已对“盘尼西林”产生抗药性的细菌。后来，他终于找到了
这种抗生素是由另一处细菌所产生的；对“盘尼西林”过敏的人，也适应于
这种新药。此一发现，又将佛罗礼的事业推上第二次高峰。
现在，医学界已经制造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