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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挂台湾的旗，是十分正常的，没有人关注。当然，台湾来的学生是例外。
我们班有几位来自台湾的学生，有民进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不提及统独问题，大家关系都还不错。共同话题多，没有语言障碍，平时聊天，大家总是凑在一起，不管是大陆来的，还是台湾来的。
但是，个别台湾学生骨子里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对学院没有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尤其不满。据说，他们为此找过院方，院方答复这是多年的政策，不会改变。为了向院方施加压力，他们开始做学生会的工作，要求学生会就是否挂旗进行公开辩论，希望用“民意”来向学院施压。
台湾学生的理由是，学校是学术之地，不应该介入政治。国旗代表着学生的身份，是尊严和平等的象征。不挂“中华民国”的旗，有悖于哈佛的传统和声誉。
所谓哈佛的传统，是因为哈佛曾经悬挂台湾的旗，即使中美有外交关系。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来哈佛留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近年来在人数上已经大大超过台湾人。因此，台湾人在哈佛的影响也越来越小。
哈佛是美国精英聚集之地，许多人今后注定要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在美国势力庞大，影响甚至决定着美国的全球战略。众所周知，没有美国的支持，台独之梦一天都做不下去。因此，哈佛等美国高校就成了某些台湾人的必争之地。事实上，台湾政经界许多实权人物都在美国留过学，其中留学哈佛的不在少数。想想1995年康奈尔大学邀请李登辉访问在国际上和两岸掀起的风波，就知道美国名校对台湾的重要性。考虑到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挂旗之争根本不是台湾学生所谓的尊严之争，而是政治之争了。
对策动公开辩论的台湾学生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总是赢家。因为如果公开辩论的结果是认同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要求学生会正式致函学院行政当局，用所谓“民意”来压学院就范。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如果公开辩论的结果不能认同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也达到了目的，那就是让全院师生都听到了所谓台湾人的声音。
公开辩论选择在12月5日晚上进行。晚18点30分开始，陆陆续续有学生进入会场。大陆的学生事先已约好，能参加的要尽量参加，并选出了主要发言人。19点，辩论开始，此时会场聚集了大约三四十人，除了学生会中的十几名各班级代表，剩下的大部分是大陆学生。台湾学生只有几人，外国学生更少。可见，绝大部分学生对台湾学生提出的挂旗问题并不感兴趣。这多少也令公开辩论的策动者感到失望。
台湾学生对辩论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们请了一个美国学生做代表，替他们发言。流利的语言，悲情的口吻，煽动性的言辞，这位美国学生把眼前的戏当成了竞选参议员的一次预演（后来据了解，该学生原供职于某州长办公室）。其后，大陆学生推举的代表站起来发言，用事实教育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代表们，挂旗问题不是简单的尊严问题，它关系到哈佛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大陆学生的基本态度。哈佛虽是私立学校，但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在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有义务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更何况，哈佛的国际交流甚多，各国元首和政商名流纷至沓来。学院挂上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恐怕会产生不良影响和后果。
随后是自由辩论。大陆和台湾的学生纷纷发言。台湾学生利用美国学生仇视共产主义的心理，举着护照，攻击大陆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大陆学生起而反驳。会议气氛渐渐紧张起来。会议组织者在发言机会上明显偏向台湾学生，引起大陆学生不满。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会议组织者提出开始表决是否要求学院挂旗的动议。当时会场的气氛已经很明显。我们大陆学生在表决前开始退场。
回到宿舍，我难以平静，愤而提笔，写下文章《学生会：动议通过了，使命失败了！》，对学生会事先不组织学生交流，反而发起所谓动议表决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学生会没有很好地化解学生之间的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从而偏离了学生会的使命。文章对公开辩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文章完成后，我把它发给所有大陆学生，征求意见，并作了相应改动，最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所有学生和教师，并刊登在12月18日的《公民》报上，同时刊登的还有台湾学生的一篇文章，以示公平。在本期的头版头条，则是记者对整个事件的综合报道。出乎意料的是，我陆续收到一些西方国家学生的回信，对我表示支持。
大陆学生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自信和团结一致，在学院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我们赢得了大部分师生的尊重。学生会把“动议”提交给了院方，但没有被采纳。台湾的旗是注定飘不起来了。我们胜利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一样高兴。寒假后第一周的一天，我在ARCO Forum吃中饭，边吃边翻看新一期的《公民》报，突然发现第二版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宣传广告，上面说：“台湾的旗其实已经飘起来了！”。下面是哈佛一个教授的名字。看来，他一定是这则广告的出资人无疑了！
看着这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广告，我不由地笑了。
（作者 余际庭）
三 丰盛享受：我的哈佛学习生活之二坐在那里听课，也有人付你钱
当助教有什么好玩？不知道。因为还没有玩过，所以下学期想要玩一玩。要玩就玩得疯一点——下学期我要当两门课的助教，两门课我都没上过。一门是数学，另一门是《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
数学其实不是正课，是正课之前的数学复习。美国人有点怪。MPA/ID专业录取你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你会不会数学（多元微积分、线性代数什么的）。千万要说会，不然就没戏了。但是录取你之后，专门要请教授给你复习数学。复习的这些，就是要求你会的那些。这时候，不会就赶紧说不会，已经不可能赶你走了。
问我的时候，我不会数学，但是隔着太平洋拍着胸脯说会。等到哈佛的时候，已经自己学会了。我申请做数学助教的理由是：我有一个月内从不会到会的经验，可以传授给后来人。不过像我这样厚颜无耻的人大概不会再有，经验也就用不上了。
数学复习是MPA/ID专业最幸福的时光。作业可以不交，上课可以不去（去年我就经常不去），课间还有咖啡、果汁和糕点供应。所以，做数学助教应该比较好玩：一是有吃有喝；二是学生还没有进入状态，不会太认真地来问问题；三是时间集中在开学前的一两周，挣钱也集中。
《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的教授是国际金融的权威弗兰科，曾经是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之一，上个学期给我们讲《高级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下）》，又叫《开放的小经济的货币与金融》。弗兰科学问当然很好，惟一的毛病是他讲课语调平滑，没有抑扬顿挫，讲到要紧处反而略微放低放快声音，听者一不小心就和要点擦肩而过。听他的英语，我实在有点吃力（我和美国同学交流过，他们也有同感）。
我其实是觉得那门课没学好才报名当他的助教的（虽然考试也许不错）。两门课虽然不同，但是会有交叉，我正好把国际金融换个角度再学一遍。虽然没有学分，但是既学到了知识，又挣到了美元，还在乎什么？当助教最大的好玩，就是你坐在那里听课，也有人付你钱。
严格地说我当的不是助教，因为我不讲课。肯尼迪学院没有通常的teaching assistant（助教），其职能由两种人分担：一是teaching fellow，由博士生或青年研究人员担纲，要负责上复习课；二是course assistant，负责答疑和改作业，除非teaching fellow不在，不然不上复习课。我将是course assistant，可以译作“助学”。
我不会是最好的助教（专门有个奖，我就不争取了）。好的助教我见过，共同点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样才能用英语掰开了揉碎了给人讲清楚。但我不会是最差的助教。差的助教我也见过，我一学期一共问了他两个问题，他全都答错了。我要做的是，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当得不好而羞愧，更不会因当得不好玩而后悔！
（作者 刘澜）
三 丰盛享受：我的哈佛学习生活之二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举办“亚洲美食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来哈佛读书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港澳办的同学，由于学费问题而不能成行。其他的10个中国大陆学生都到了，并且互相熟悉。他们之中，有两名学生来自于中办（这也是第一次以中办的名义直接派人到哈佛进修），另外的几个同学分别来自于建总行、中科院、国家统计局、国务院体改办的同学。这两天有一个小的假期，稍做修整，大家都忙着选课。
在草地上聚餐
从今天起（18日），秋季的课程正式开课了，甘东宇原来是学英语专业的，所以这里所列经济、政治与社会的课程大多数他都没学过，哪门课对他来说都具有诱惑力，可又得顾忌将来的考试，因此不能选择太难的课程。有关非营利组织的课程他是必选的，但同时还要兼顾学校的必修课要求。肯尼迪学院有个选课传统，每学期开学前一周的最后两天举办选课市场，大部分课程的教授将进行半小时的课程演示，以使学生有机会了解课程的内容、授课方式以及教授风格，像个交易市场，别具一格。这两天也是所有学生最忙的两天，从早到晚，出了这个教室，再进另一个教室，不但听课程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看这个老师怎么样。经过好几轮筛选，甘东宇选定了五门课程准备在秋季上，有经济和财政预算管理一类的，也有领导能力一类的，这两类都是必须的，对甘东宇来说也最实用，但甘东宇最终选定了一门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战略。
最近我也准备到哈佛读书了，不过是读哈佛专门为学生家属们开办的英语会话班，跟甘东宇他们一样，这也是一个正规的课程，分两学期，也到明年6月结束。前几天，我跟一个相熟的太太用英语聊天，看得甘东宇的一个同学愣了半天，然后跑去问甘说我是否讲英语，当得知此情况，甘也吓了一跳。这正验证了一句话，近朱者赤。
学业对于甘东宇来说是艰苦的，但我们也有很多乐趣。在肯尼迪学院，最富特色的莫过于举办各种聚会了。上个月，中国同学和菲律宾同学共同发起，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举办了一个“亚洲美食节”，引得其他国家的同学，特别是美国同学赞叹不已。
餐桌边的留影
那天大概有70人参加了这个盛会，热闹非凡。菜的品种非常多，我们中国人是商量过的，每个人做二道菜，不重样。100多平米的房间，大家都站着，还是拥挤不堪。4米长的桌子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餐具也是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