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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５月中旬的时候，我已经和希拉里寸步不离了。结果，我和她的几个好友见了面，其中包括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同班同学苏珊·格雷波，我后来任命她为俄勒冈的联邦法官；另外一个是卡罗琳·埃利斯，她是一个聪明、滑稽的黎巴嫩女子，来自密西西比，与我相比更是个“南方”人，现在是密西西比大学的校长；除此之外还有尼尔·斯泰因曼，他是我在耶鲁大学见到的最聪明的人，１９９２年他在宾夕法尼亚为我筹集了第一笔竞选基金。
我后来了解到，希拉里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里奇度过了她的童年；在韦尔斯利学院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大学期间她在政治上因为民权和战争等因素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大学毕业后的旅行她去了阿拉斯加，在那里，为了生活，她曾经找了份工作，负责把鱼身上的黏液去掉。她对法律援助产生了兴趣，愿意为穷人和儿童提供法律上的援助。我还听说她在韦尔斯利的毕业典礼上作过一次著名的演讲，她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远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美国变得更好。那次演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播放，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声名远扬的感觉。她在政治上让我感到满意的一点是，她和我一样既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注重实际。她希望改变现状，但她知道要想这样做，就必须进行持久的努力。我们一方总是把遭受打击和失败看成品行高尚和地位优越的证明，希拉里和我一样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感到厌烦。希拉里在法学院是杰出人才，在我们那个充满竞争的小鱼塘里是一条大鱼。我相比而言则更加游移不定，时进时出。
在我们两个都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在谈论希拉里的时候都好像有点害怕她，但是我不怕。我只是想和她在一起。但时光渐渐地在流逝。希拉里已经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暑期工作，事务所的合伙人是特鲁哈福特、沃克和伯恩斯坦，而我已经接受了一份工作，担任麦戈文参议员在南方各州的竞选协调员。在没有遇到希拉里之前，我一直盼望得到这份工作。我准备把迈阿密作为我的活动基地，这项工作需要我在南方各地奔波，组织各州的竞选宣传活动。我知道我会非常胜任这份工作，尽管我并不认为在普选中麦戈文在南方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我相信在初选时他可以赢得相当数量的大会代表。无论如何，我所遇到的是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这对一个２５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这个机会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第一要靠我和里克·斯坦恩斯的友谊——他在竞选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第二是借助竞选委员会采取的赞助性行动，他们至少要把一个南方人安排在一个负责人的位置上！
第一卷三、情迷希拉里（2）
可此时的问题是，我不想干了。我知道，如果我去了佛罗里达，我和希拉里会彼此思念对方。尽管我觉得竞选的前景非常激动人心，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担心，就像我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参加竞选宣传简直就是“使我的孤独成为常态的一种方式”，使我与投入正义事业的人们打交道，但是我和他们之间却总是保持着一臂的距离。我和希拉里在一起则没有任何疏离的感觉，她总是和我面对面，然后不知不觉地，她又走进了我的心。
我鼓起勇气，问希拉里我是否能和她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去，一同度过这个夏天。她起初是不相信，因为她知道我是多么热衷于政治，我是多么反对那场战争。我告诉她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我的工作和理想，但是我爱她，我想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同意让我同她去加利福尼亚。到这时为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才只有一个月。
我们在帕克里奇做了短暂的停留，去看望她的家人。她的母亲多萝西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从一开始就跟她相处得很好。但是我和希拉里的父亲却有一种陌生感，就像希拉里和我母亲之间也存在着陌生感一样。休·罗德姆是一个脾气很坏、说话生硬的共和党人，最起码他不相信我。但是我们聊得越多，我就越喜欢他。我下定决心，通过不懈努力，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很快，我们就开着车上路了，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那里距离她在奥克兰的工作单位很近。她在奥克兰工作期间将住在她母亲同母异父的妹妹阿德琳的一座小房子里。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开车回了华盛顿，告诉里克·斯坦恩斯和麦戈文竞选活动经理加里·哈特我不能去佛罗里达了。加里认为，我居然要错过这样的良机，简直是疯了。我想里克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看来，我想我肯定像个傻瓜，但是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由你接受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往往还是由你放弃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
离开竞选活动的确让我感觉不好，我主动提出到康涅狄格州去干上几个星期，在那里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竞选机构。我在每一个国会选区都签约雇用了一些工作人员之后，马上就赶往加利福尼亚，这次我走的是南线，因为我想回家一趟。
我开车往西行驶，一路上感到心旷神怡。我参观了大峡谷。我是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到达那里的，我爬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去观赏日落的景象。岩石是经过几百万年的沉积而形成的，层次分明，当大峡谷从谷底开始渐渐沉入黑暗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岩石居然在变换颜色。
离开大峡谷之后，我冒着酷热开车经过美国最热的地方“死亡之谷”，然后往北开，朝着准备和希拉里一同度夏的地方驶去。当我走进她在伯克利的房子时，她用一个桃子馅饼——我最爱吃的——迎接我，那是她亲手制作的。这种感觉很好，但好景不长。白天，希拉里去上班，我就到市里去走走，在公园里或是咖啡店里看书，要么就是把旧金山逛个遍。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到当地的餐馆里去美餐一顿，要么就待在家里聊天。７月２４日，我们开车去了斯坦福大学，到那里的露天剧场去听琼·贝兹的现场演唱。为了让所有的歌迷都能够看见她，她每人只收２．５美元的入场费，这和当今一些大型演唱会昂贵的票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兹演唱了那些热门老歌，同时还首次在公众场合演唱了《他们将老迪克西拖倒的那夜》。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可我和希拉里之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于是我们决定回纽黑文以后搬到一起。这个做法无疑引起了双方家庭的关注。我们在法学院附近埃奇伍德大街２１号一座旧房子的第一层找到了一套公寓房。
公寓房的前门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微型起居室，起居室的后面是一个更小的餐厅和一个比餐厅还要小的卧室。卧室的后面是一个破旧的厨房和一间浴室，浴室非常小，抽水马桶的盖子有时会擦到浴缸。房子实在陈旧，地板从墙脚开始向中间倾斜，倾斜的角度很大，我只好用几块小木片垫在小餐桌的一条腿下。但是房子的租金对于手头紧张的法学院大学生还是很合适的：每个月７５美元。这套公寓房里最可爱的地方是起居室里的壁炉。我还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希拉里坐在壁炉前面，一块看温森特·克罗宁撰写的拿破仑传。
我们太幸福了，也太贫穷了，对于我们的新家我们只感到自豪。我们还很喜欢请朋友过来吃饭。我们最喜欢的客人有鲁弗斯·科米尔和伊冯娜·科米尔夫妇。他们两人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博芒特，两人的父亲都是非裔美国教士。他们从小在一个社区里长大，交往了几年之后走入结婚的殿堂。鲁弗斯学习法律，而伊冯娜正在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伊冯娜获得了博士学位，而鲁弗斯也成了休斯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贝克和博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一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鲁弗斯——我们班最出色的学生——开始抱怨起他每天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你知道，”他慢吞吞地说，“生活完全给安排反了。你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用在了学习上，然后就开始工作，等你６５岁退休的时候，你已经老了，不能再享受生活了。一个人应该在２１岁到３５岁之间退休，然后再拼命地工作，一直干到死为止。”当然，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我们现在都快６５岁了，可都还在工作呢。
第二卷四、初为总统
就职仪式于１１∶３０开始。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按照礼宾顺序，在国会护卫队的陪同下来到主席台上。布什总统走在我的前面，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在约翰·布尔什瓦上校的指挥下，为我们两人奏起了《向总统致敬》的曲子。我注视着前面大片的人群。
我与首席法官及布什总统握了握手，接着拥抱了一下希拉里和切尔西，告诉她们，我爱她们。然后参议员温德尔·福特请我“作为美国总统”走上演讲台。我一开始就将当时那个时刻放到了美国历史的长河中：
今天我们为美国复兴的奇迹而欢庆。今天的仪式是在隆冬季节举行的。但是，通过我们说的话，还有我们向世界展示的面貌，我们正在迫使春天来到。这是在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得以再生的春天。这个春天将为我们复兴美国带来远见和勇气。当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向世人宣告美国独立时，当他们向上帝表明自己的目的时，他们知道，要持续存在下去，美国必须变革……每一代美国人都必须明确，作为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向布什总统敬了个礼之后，描述了当前的形势：
今天，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担负起了新的责任，他们生活在一个沐浴着自由温暖的世界里，但这个世界仍然面临着古老仇恨和新生灾害的威胁。在我们成长的年代，美国的繁荣无可比拟。我们继承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这一经济已受到了削弱……强大而影响深远的力量正动摇并重塑着我们的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改变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所有的缺点都可以用美国的优点来加以纠正。
不过，我还是警告道：“要做到这一点不会容易，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们必须像家庭供养孩子那样供养我们的国家。”我请求我的同胞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想一想，请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想一想——为了这个世界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个世界给了我们这个星球，我们对这个世界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必须尽全力：为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并要求所有的人都承担起责任”。
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国内与国外已没有明显的界限。世界经济、世界环境、世界艾滋病危机、世界军备竞赛——都对我们产生着影响……美国必须继续领导我们做出了很大贡献才形成的这个世界。
在演讲结尾，我向美国人民提出一个挑战，告诫他们，通过他们的选票，他们迫使春天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