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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公爵夫人提出建议，说我的愿望有可能在伦敦实现，我的学校有可能得到那里的支持。为此她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邀到她在泰晤士河畔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们又一次给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表演了舞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满怀希望，以为建立舞蹈学校的愿望就要在英国实现了。可结果呢，还是空欢喜一场哪里有场地，哪里有校舍，哪里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我那宏伟的梦想呢
像往常一样，我们这一队人马的花费非常大。我的银行存款又花光了，我们的学校又被迫搬回了格吕内瓦尔德。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份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合同。
我只好与我的学生们，与伊丽莎白和克雷格，尤其让我痛苦的是与我的孩子分开了，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啊！迪尔德丽快一岁了，她长着金发碧眼，脸蛋儿红润，非常招人喜欢。
七月的一天，我终于独自乘上一艘巨轮去了纽约——自从我们搭乘一艘运牲口的船离开那儿，已经八年了。现在，我已闻名整个欧洲了。我创建了一门艺术，建立了一所学校，生了一个孩子，也算成绩斐然。但单就经济而言，我比以前富不了多少。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2）
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不适于商业演出，它只对有限的观众具有吸引力。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想在百老汇制造一个轰动，但事实上却在一支很差的小管弦乐队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伊菲格涅亚》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自然不出预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九十多度），来到戏院看节目的没几个人，而他们看得莫名其妙，大多数人对这并不喜欢。评论家也没几个，而且也没什么好评价。总之，我感觉回到自己的祖国是个极大的错误。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问候。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发，满脸迷人的微笑。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顿时感到此次纽约之行有了回报。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都来过。至今我还记得住在华盛顿广场南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这种来自诗人和艺术家的友好问候与热情鼓励，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取名叫“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在十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记得在他的工作室里，我曾看到过一个少女躯干的雕塑。他告诉我那是以伊夫林·内斯比特为模特儿而雕塑的。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还没有认识哈利·绍。她的美丽曾使所有的美术家都为之倾倒。
自然，这些工作室中的交谈，这些相互感染的对于美学问题的倾心交谈，产生了火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我只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我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粘土。
啊，巴纳德，我们都会变老，都会死去，而不会死去的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神奇而美妙的时光。我是一名舞蹈家，而你却是一位魔术师，你能通过流畅舒展的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你是非凡的大师，能够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啊，哪里是我的伟大作品——我的杰作——我的“美国在舞蹈”？我抬眼仰望，看见了悲天悯人的目光——那是来自于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的目光，那巨大的额头和脸膛爬满了道道皱纹，被悲天悯人和伟大的殉道精神的泪水冲刷而成的皱纹。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要在这超人的信仰和超人的道德面前翩翩起舞。
但是，至少我还不是莎乐美①，我不想要任何人的头颅；我从来就不是吸血鬼，而永远是灵感的启示者。“约翰尼斯”，如果你拒绝“把你的嘴唇”和你的爱给我，我仍会以“年轻的美国”的聪明智慧祝你在修德养善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是祝你一帆风顺，而不是与你永别，因为你的友谊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最神圣的事物之一。也许西方的姐妹比东方的姐妹要聪明些吧。“我要吻你的唇，约翰尼斯，你的唇”，而不是你那盛在大盘子里的头颅，因为那就是吸血鬼而不是灵感的启示者了。“接受我吧！”“啊，你不情愿那么再见吧。想着我吧，想着我，你将来就会有伟大的作品。”
“美国在舞蹈”的雕塑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只可惜没什么发展。不久，因为他妻子突然病倒，雕塑工作不得不停止。我曾希望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可是激励巴纳德为美国创作出不朽杰作的不是我，而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塑像现在还庄严地耸立在西敏寺教堂前幽静的花园里。
查尔斯·弗罗曼知道在百老汇已经遭受惨败，就想到一些小城镇巡回演出。可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非常糟糕，比在纽约的演出还要惨。最后我沉不住气了，就去找查尔斯·弗罗曼，发现他正为赔了那么多钱而心神不安。“美国不理解你的艺术，”他说，“你的艺术完全高出他们的欣赏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回欧洲去吧。”
本来我同弗罗曼曾签过巡回演出六个月的合同，合同上规定，不管是赔是赚都要履行下去。但是，由于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且我也看不起他试图违约的打算，就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我说：“这样你尽可放心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巴纳德不断地对我说他为我这样的生长于美国的艺术家感到骄傲，又说美国不能欣赏我的艺术，这让他非常难过。根据他的建议，我决定在纽约留下来。我在艺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我的蓝色幕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都给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并创作了一些新作品。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3）
对于我在那个时期夜晚的表演，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太阳报》周日增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作了如下的描述：
她伊莎多拉·邓肯腰部以下裹着一小件有中国刺绣的丝织服装。她那黑黑的短发卷曲着，编成了一个松散的发结，自然地垂在身后和脸颊两旁，就像圣母一样……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眼睛是蓝灰色的。关于她的许多报道都说她身材高大，体态优美——就像一件艺术精品，可实际上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体重一百二十五磅。
四周亮起了淡黄色的灯光，演出大厅的天花板的中心，有一个黄色的圆盘似的灯发出幽幽光晕，色彩效果非常完美。邓肯小姐上台先表示歉意，说用钢琴伴奏不太协调。“这样的舞蹈不需要音乐，”她说，“只可以用潘神在河边折段芦苇吹出来的音乐，或者用一只长笛或是牧人的短笛之类的乐器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舞蹈的发展水平，舞蹈实质上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如果想把舞蹈与另外一种比它先进的艺术——比如音乐——和谐搭配，是非常困难且难以协调的。我愿倾毕生的精力在舞蹈上，就是为了复兴这门失传的艺术。”
开始讲话的时候，她是站在靠近正厅的诗人们的座位那儿，而当她讲完时，却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了。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到那里去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她的朋友埃伦·泰瑞，她对于空间也漫不经心。
她再也不是一个疲惫不堪、满脸忧愁的女主人了，而是像一个从破碎的大理石中自然诞生出来的异教的精灵，似乎那就是她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平常的事情。她像是海洋女神伽拉忒亚，因为伽拉忒亚在刚解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跳着舞的；又像是披头散发的月桂之神达佛涅，在德尔斐的小树林里狂奔，逃避着阿波罗的追逐。当她的头发披散开来时，这个形象就会涌入你的脑海中。
难怪这些年来，她厌倦了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开心，还要承受那些将信将疑的挑剔目光。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列列塔纳格拉的陶俑，是雅典娜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那头戴花冠的悲情女神，是酒神节上狂欢的少女。表面上你是在看她跳舞，实际上你不是看邓肯，而是在欣赏人类天性的全景表现。
邓肯小姐承认，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努力回到遥远的古代，去发现迷失在时光迷宫里的纯朴自然。
“在那个我们称之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其相应的表达动作，”她说，“灵魂、身体与思想和谐统一。看看那些雕塑家捕捉到的希腊男子和少女们的魅力吧，简直不像是人工雕凿出来的冰冷的大理石，从他们开口的样子，你便知道他们要讲什么，即使他们不开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也能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然后，她止住话头，又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个琥珀色的雕像，一会儿举起酒杯向你敬酒，一会儿把玫瑰花抛向雅典娜的神盆，一会儿又畅游于爱琴海紫色的波峰浪尖上。这时，诗人们津津有味地看着她，预言家则意味深长地捋起了胡须，不知是谁轻轻地吟起了约翰·济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