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演出《仲夏夜之梦》时，我穿着一件白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头戴着金色纱巾，还插着两个亮闪闪的金色翅膀。我坚决反对挂那两个翅膀，因为它们看上去很可笑。我试图说服戴利先生，不挂这两个假翅膀，我照样能表现出有翅膀的样子，可他坚决不同意。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单独表演舞蹈，我感到非常高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一个人在大舞台上，为很多观众表演跳舞。我跳了，跳得很精彩，观众情不自禁地为我鼓掌叫好，我引起了轰动。当我戴着那两个翅膀走到后台时，原以为戴利先生会高高兴兴地向我祝贺，没想到他火冒三丈地对我大吼大叫：“这里不是歌舞厅！”难道他真听不到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吗第二天晚上，该我上台跳舞时，突然所有的灯光都关了。以后每一次演出《仲夏夜之梦》我都是在黑暗中跳舞，舞台上别的看不清，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若隐若现。
在纽约演了两星期后，《仲夏夜之梦》也要巡回演出了，我又开始了令人苦闷疲惫的旅程和寻找便宜客栈的日子。不过我的工资已涨到了每周二十五美元。就这样过了一年。
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的梦想，我的理想，我的抱负，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我在剧团没几个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怪怪的。我常到幕后读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书。我努力用斯多葛学派的禁欲哲学来冲淡我时时感到的痛苦。不过，在那次巡回演出中我交了一位朋友，一个叫莫德·温特的姑娘，她在剧中扮演泰坦尼娅皇后。莫德长得很可爱，而且富有同情心。可她有种怪癖，除了柑子，其他什么都不吃。我觉得她本不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几年后，我听说她因恶性贫血症而死。
戴利剧团的明星艾达·里恩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可对地位低于她的演员没有丝毫同情心。不过在剧团时惟一让我高兴的事情是看她演出。她很少随我们的剧团巡回演出，可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经常去看她扮演的罗莎琳德、比特阿丽斯和鲍西娅。她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演员之一。可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却不愿得到剧团中同人的喜爱。她傲气十足，少言寡语，好像连跟我们打声招呼都觉得多余。有一天后台的墙上贴出来这样一张通知：“谨告知本剧团各位演员，不必向里恩小姐问好”
真是这样，我虽然在戴利剧院呆了整整两年，却从没有得到与里恩小姐说话的荣幸。她显然认为剧团的所有配角演员根本没资格引起她的注意。记得有一天排练，由于戴利先生临时进行人员调配，有的演员来晚了一点，她就冲着我们这些人指指点点地喊道：“咳，怎么能让我等这些无名小卒呢”我自然是这些无名小卒中的一员，但却不喜欢被人这样称呼我不明白像艾达·里恩这样的艺术家，这么迷人的女士，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想这也许与她的年龄有关，那时她快到五十岁了吧。她一直是奥古斯丁·戴利所宠爱的人，因此她反对戴利先生从剧团里挑选漂亮的女孩演重要的角色，她也许怕这些女孩会在两三个星期或两三个月内取代她的地位。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对她极其敬佩，在那时如果能得到她哪怕一点儿善意的鼓励，我都会珍视一生的。可在那两年的时间中，她却从来都没用正眼看过我。相反，她用行动明白地表示她的鄙视。记得在《暴风雨》的一场戏中，米兰达和裴迪南德举行婚礼，我跳舞向他们表示祝贺。在我整个的表演过程中，她故意扭过脸不看。这让我非常尴尬，简直跳不下去了。
在《仲夏夜之梦》的巡回演出中，我们最后终于到达了芝加哥。我又见到了我的男朋友，这令我欣喜若狂。那时正好也是夏天，如果没有排练，我们就出去在林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也进一步了解了米洛斯基的智慧。几个星期后，我要回纽约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他随后到纽约跟我结婚。万幸的是，我哥哥知道这件事后，经过了解，发现米洛斯基在伦敦已经有了太太。母亲吓坏了，坚决让我跟他一刀两断。
第三章初遇大师
现在我们一家都来到了纽约。我们设法在卡耐基会堂内弄到一间带洗澡间的排练房。为了腾出足够的地方跳舞，我们只买了五个弹簧床垫，没有放置其他任何家具。排练房四周的墙壁上都挂着幕布，白天我们就把床垫立起来，没有床铺，晚上我们就睡在床垫上，只盖一条被子。就像在旧金山一样，伊丽莎白在这间排练房里办她的舞蹈班。奥古斯丁加入了一家剧团，大多数时间他都到外地巡回演出，很少在家。雷蒙德则在新闻界闯荡。为了增加收入，我们把排练房按小时租给人教演说、音乐及唱歌等。但全家只有这一间房子，租给别人时，我们全家人只得出去散步。记得我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以使身上暖和一点。回来时，我们常站在门口听一听。有一位教演讲的老师老是教一首同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梅布尔，小梅布尔，总是把脸贴在窗上”。这位老师总是用很凄凉的声调来朗诵，他的学生却总是毫无生气地慢慢重复，老师就大声训斥：
“你体会不出诗中的感情吗你真的一点也体会不出吗”
这时，戴利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模仿日本艺妓的表演方式。他让我参加四人小合唱，但是我从来就不会唱一个音符！其余的三个人也说我老是带得她们跑调，因此我常常是很自然的站着，光张嘴巴不出声。母亲说我们演唱时，其他三个人的表情很难看，只有我的脸却还是那么可爱，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扮演艺妓这件蠢事，使我跟戴利原已紧张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终点。有一天熄灯后，他走过黑乎乎的剧场时发现我正躺在一个包厢的地板上哭。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对剧团最近干的这些愚蠢的事情，我再也受不了。他说对于这种“艺妓”表演，他跟我一样也不怎么喜欢，可他得考虑剧团的经济收入。接着，为了安慰我，他就用手抚摸我的后背，这让我非常气愤。
“我有我的才华，您既然不想让我发挥作用，又何必把我留在这儿呢？”我说。
戴利只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嗯”了一声就走了。
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古斯丁·戴利，因为几天之后我鼓起勇气把工作辞掉了。从此，我开始讨厌剧院。在这里，你得夜夜重复那些无休止的台词和动作，忍受别人任性的、反复无常的变化。戏剧中对生活的看法和长篇大论的废话，都让我难以忍受。
我离开了戴利后，回到了在卡耐基会馆的排练房，我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但我又可以穿上练功服，在母亲的音乐伴奏下跳舞了。可白天我们很少能用上这间房子，可怜的母亲不得不经常为我整夜地伴奏。
那时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埃塞尔伯特·内文的音乐，根据他的《纳吉苏斯》、《奥菲利娅》和《水仙女》等乐曲创作了舞蹈。有一天我正在排练房练舞，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双眼冒火，头发直立。虽然他还很年轻，可他看上去好像染上了某种可怕的致命的疾病。他冲了过来，朝我大喊大叫：
“我听说你在用我的音乐跳舞！不行，不行！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任何人不得用它来跳舞。”
我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一把椅子旁。
“请坐，”我说，“我先用你的音乐跳个舞给你看看，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然后我用《纳吉苏斯》跳了一段舞。在优美的旋律中，我仿佛看见：年轻的纳吉苏斯站在小溪边，凝视着水中的倒影。他看着看着，终于爱上自己的影子，最后他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朵水仙花。我就这样按我的理解给内文跳了一曲。最后一个音符还没完全结束，他就从椅子上跳起，冲过来一下子抱住了我，双眼满含泪水地望着我。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是歌舞女神。你跳的这些动作，正是我创作这首乐曲时想到的。”
接下来，我又给他跳《奥菲利娅》和《水仙女》。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昂，最后他干脆主动坐到钢琴前，为我即兴创作了一首名为《春天》的优美舞曲。——使我终生遗憾的是，这首曲子他虽然给我弹奏过很多次，却始终没有记录下来。内文被彻底征服了，他建议我在卡耐基会堂的小音乐厅里举行几次舞蹈演出，他要亲自为我伴奏。
内文自己亲自策划和筹备音乐会，租场地，做广告等。每天晚上，他都要和我一起排演。我一直认为内文完全具备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素质。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这使他患了严重的疾病，不幸英年早逝。
第一场演出极为成功，接着又演了几场，在整个纽约引起了轰动。如果当时我们实际一点，找到一个好的经纪人的话，也许那时我就可以开始自己一帆风顺的事业了，可是当时我们简直无知得可怜。
观看演出的人中有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表演会成功之后，她们纷纷邀请我去她们在纽约的客厅中演出。这时我根据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一首诗编了一段舞蹈，我跳舞时，有时是哥哥奥古斯丁，有时是姐姐伊丽莎白为我朗读。
夏天就要来了。阿斯特夫人请我到她新港的别墅去跳舞。我和妈妈及伊丽莎白三人一块儿去了。那时的新港可是最时髦的娱乐场所。阿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就像女王在英国一样。人们见到她时比见到英国女王陛下还要毕恭毕敬，不过我倒觉得她挺平易近人的。她安排我在她的草坪上跳舞，新港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也都来看我在草坪上表演。我还保留着一张那次演出的照片，德高望重的阿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的旁边，在她周围，有范德比尔特、贝尔蒙多及菲什等几大家族的一大群人。后来我也到新港的其他别墅去跳舞，可是那些太太们都很吝啬，付给我们的报酬连路费和饭费都不够。而且，虽然她们很喜欢我的舞蹈，认为我的舞蹈很优美，可她们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总的来说，新港之行让我很失望。这些人老是自命不凡，为富不仁，他们根本不懂艺术。
那时，人们认为艺术家是低人一等的，只不过是高级仆人罢了。现在这种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在帕德列夫斯基当上波兰共和国的总理以后。就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纽约的生活也不能让我满意。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个比纽约更令人愉快的生活环境。于是，我想起了伦敦，在那里你可以见到很多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这是些多么神奇的名字呀。说实话，在纽约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对我的理想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时，伊丽莎白的舞蹈学校人数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从卡耐基会堂的排练房搬到了温莎旅馆一楼的两个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