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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年亲切的交往，使沈从文能比他人更深切地以艺术家的目光审视丁玲，理解或分析丁玲。故而他对丁玲的性格和情感，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表述，对她的艺术天性和走向文学的过程，也有细致的体味和了解。
沈从文如同他观察湘西的一切一样，总是以人性而不是以政治意识来勾画丁玲的性格及其变化。他的回忆，他的描述，尽管不免带有小说化的艺术点染，但却能有助于人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了解沈从文眼中的丁玲。
正因为是朋友，沈从文才能毫不遮掩地写出他所认识的丁玲。他这样描述北京时期的丁玲：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
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她亲切却不狎亵。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行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处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的作品上方能发现的。（《记丁玲女士》）当丁玲尚未闯入文坛时，1926、1927两年，沈从文与胡也频的作品则开始发表的比较频繁了。特别是沈从文，在1925年底得到徐志摩的大力赞赏之后，逐渐成为北京文坛引人注目的新星。1927年，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更是标志着他已经从一个湘西的“乡下人”，走进了他所为之奋斗多年而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
和沈和胡在一起，丁玲虽然没有开始创作，却也同他们一起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除了前面黄伯飞提到的戴望舒、朱湘之外，他们经常来往的还有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蹇先艾等。当时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凌叔华，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她认识丁玲，便是沈从文介绍的。
那时，凌叔华还在大学念书。一天，她从学校回家，便看到沈和丁站在她家门口等着她。她们交谈起来。尽管她们在北京来往并不密切，但为她们后来的文学交往打下了基础。她说，丁玲几年后为左联编辑《北斗》时，便通过沈从文向她约过稿。（1989年12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当沈和胡大步走向文坛时，丁玲还在默默地局限于她的小小的情感天地。但是，沈从文却认为，丁玲正是在这种默默之中，在沈、胡及其文学友人的影响之下，孕育着一颗文学灵魂。
过分的闲暇使她变成一个沉静的人，由于凝静看到百样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恶最细致部分，领会出人事哀乐最微小部分，海军学生相伴长时期的一分生活，培养到她的感情，心灵与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写作的机会，“成功”与“荣誉”却同样又在等她！（《记丁玲女士》）丁玲的文学精灵开始飞翔了。1927年秋天，她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梦珂》，寄到《小说月报》，得到编者叶圣陶的赏识，发表在当年的12月号上。同年冬天，她又创作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此，一个女作家应运而生，沈、胡、丁都走上了文学之路。
早在30年代，就曾有评论家认为丁玲的创作受到了沈从文的风格的影响。1934年出版的《丁玲评传》中草野的文章《坐有女作家交椅的丁玲女士及其作品》写道：现在我要重复的说，中国女作家的交椅是属于作者了。她的创作能有他人的所不能长，而没有他人的所短。它的造句新颖，结构别致，风格特殊，她确是中国枯燥的文坛上一位健将，末了总括起来，我对于作者的批评是：一、专长于女子心理的描写；二、受沈从文先生作品风格的影响。
对自己为什么走上创作之路，丁玲后来说是因为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知道一些她所敬重的人牺牲了，为此感到痛苦。在北京，她苦于没有真正的朋友，这样，她再试图在小说中寻求一种安慰。她写到：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不管各自的说法有多少差异，北京对于沈从文和丁玲，毕竟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地方。北京曾使他们困惑，曾使他们痛苦。然而，又是北京使他们结识，是北京在他们面前铺开一个广阔的天地，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之路。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北京也会带给他们一些难以预料的坎坷，但他们还是应该深深怀恋这座古城的。
青春是浪漫的，文学家的青春尤其具有他人所没有的戏剧性色彩。
就在丁玲和胡也频刚刚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时，另一个人出现在丁玲面前，他便是真正使丁玲产生爱情的冯雪峰。
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插曲，发生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后。
1928年2月，功成名就的沈从文先行离开北京，前往文化中心南移后的上海。大约在沈从文之后两个月左右，丁玲和胡也频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就在沈从文离开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丁玲爱上了帮忙讲授日语的冯雪峰。
面对胡也频和冯雪峰，丁玲陷入一种情感漩涡。为了摆脱这一棘手的选择，丁玲和胡也频便也南下上海。
在北京结下友谊的三人，就这样很快重逢在上海。在这里，三个人将度过快乐和痛苦并存的时光，其间最悲哀、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沈从文和丁玲的友谊，差不多也是在这里结束。
丁玲和胡也频刚到上海，第一天便住在沈从文的住处。重逢伊始，相见的喜悦很快就被丁胡之间的矛盾而冲淡了。沈从文发现，第二天早上，他们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事闹翻了。在北京时，他曾多次见过这种场面，常常对所见所闻感到迷惑而难解。这次依然如此。他们吵着，闹着，流泪的只顾流泪，赌咒骂人的只顾赌咒骂人。
沈从文面对意想之外的变化和这种场面，又急又愁。他不清楚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该如何劝说，只能无助地在一旁观看。
渐渐地，他从他们的言语中明白了一点：胡也频认为丁玲不再爱他，而是爱上了另一个人。丁玲伤心地痛哭，把沈从文送给她的一双“美丽的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沈从文语）。
开始，沈从文以为是胡也频对自己产生误会，一听两人的进一步陈述，才知道了真情：“当两人提到一个横梗在生活中间人时，我当初还以为别是这海军学生对我有了误会，以为我还会妨碍他们的生活，经过两人的陈述，到后来我才明白对我全无关系，……”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的这段话，后来在出版成《记丁玲》时，将之删除了。也许，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揣测，在北京时，沈从文的确一度引起过胡也频的猜疑。
沈从文逐渐对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有所了解。他为朋友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着急，他想为胡也频做些有益的事情，可是又不知何从着手。北京时的浪漫，那么迷人，又为什么消失得那么快？
第一部分第4节 面临着选择
林伟民在《左联夫妻作家纪事》一文中，对丁玲与冯雪峰的恋爱作过简明的叙述。他写到：丁玲在加入左联之前，已在爱的海洋里经受了狂风暴雨。在与胡也频柏拉图式的恋爱中，却热烈地爱上了冯雪峰。丁玲自喻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期”。她把雪峰看作是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但理智的坚韧又使她意识到与也频之间已产生坚固的感情联系。也频牺牲后，她把不满周岁的婴儿送回家乡，自己义无反顾地参加共产党，主编《北斗》。而与雪峰，则更或是同志或是路人。丁玲没有能从雪峰那里取回她的爱情，然而内心的爱似急风骤雨驱使她不能自主地写下了著名散文《不算情书》。信，后来还是寄给了雪峰。雪峰在左联期间结了婚，可他始终不渝地关注着丁玲。为营救被捕的丁玲制造舆论，雪峰把《不算情书》交给《文学》杂志发表，后又为赵家璧编纂丁玲《意外集》。他始终跟踪丁玲一生的创作，饶有兴趣地频频著文评论丁玲的文学道路。丁玲晚年在谈到她与胡、冯关系时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接着，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司：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的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他很高兴，并感到惊奇地发现一个“摩登女子”会爱上这样一个乡巴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
我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胡也频听了感到非常悲哀和痛苦。
这个人原来计划到上海去，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样，而希望他离开，于是他这样做了。两星期后，我跟他后面也去了——胡也频则跟在我后面来了。
在当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丁玲依然保留着她的性格中最为可爱的特点，她的坦率，她的真诚情感，正是她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重要因素，同样也使她的这些回忆显得毫无虚饰，向我们袒露出她的内心世界的一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比后来的回忆中更为令人可信的五四新女性。
在80年代的回忆中，丁玲强调的不是冯雪峰的文学才能对她的吸引，而是他们政治思想上有更多的共鸣：1927年我写完《莎菲日记》后，由王三辛介绍我们认识的。王三辛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里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1985年3月1日丁玲致白浜浴美）丁玲并不否认她和胡也频的感情，但她认为她和胡也频的爱，是不同于和冯雪峰的爱的。前者是浪漫的，却又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的爱，才是刻骨铭心的。在给冯雪峰的信中，她这样写到：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