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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甚至最低到６０圆。］
１９１７年共收入３６５０圆（其中１１月发给银洋１５０圆，兑换券２００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４．２圆。
１９１８年共收入３６００圆，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０圆。皆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3）
（１）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
（２）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２月１日记：“收一月分奉泉三百，内银六十。”２６日“收本月奉泉三百”，２８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１００元兑换券＝银洋５９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
１９１９年共收入３６００圆。月薪３００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２月１４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１银洋＝１．６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０圆。
１９２０年共收入２６４０圆（因教育部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３００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２２０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各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
１９２１年共收入２５７８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８８圆，教育部薪俸２４９０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民国十年即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３６０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３２０圆，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２１４．８３圆。
１９２２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１月１４日收去年六月分奉泉七成２１０（圆）。２７日收去年七月分奉泉３００（圆）。……（中缺）１２月６日收七月分奉泉１４０圆。……［注：由上下文估计１９２２年鲁迅应该收到教育部薪水数目为从１９２１年６月七成２１０圆到１９２２年９月上半月１５０圆，共计４５６０圆。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
１９２３年共收入２３０４圆（其中稿酬６９圆占３％，讲课费１４１圆占６．１％；两者合计占９．１％，教育部薪俸２０９４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１９２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１９２４年（其间７月７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１００圆，８月３日收讲课费并川资２００圆。）本年共收入２６１１．７８圆，其中讲课费８２６．５圆占３２．５％，稿酬版税７０３．２８圆占２６．９％，教育部薪俸应得３６００圆，实得１０９５圆，因教育部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２１７．６５圆。
１９２４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这一年，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教育部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５６％，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４４％，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１９２５年共收入２８３２．５圆，其中教育部的薪俸１６５２圆，占５８％，讲课费７０５．５圆占２５％，稿酬４７５圆占１７％，平均每月收入２３６．０４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９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１９２６年共收入４２５７．１２圆，其中，教育部薪俸５７８圆，占１３．６％，稿酬１１７７．３圆，占２７．７％，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４０１．８２圆，占９．４％，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２１００圆，占４９．３％，平均每月收入３５４．７６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１９２６年７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１００圆和月薪４００圆后，于８月２６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
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除了种种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和《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其端倪。
鲁迅自认属于“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参看《二心集》序），实际上鲁迅的经济地位乃中间阶层（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以前或译为“中产阶级”，窃以为不妥，容易令人望文生义，归入“反动资本家”之列；而“中间阶层”主要是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并非生产资料的独占者）。整个现代史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是现代文明的重心。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以自己的实践、以亲身体验回答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
鲁迅的魄力和魅力，就在于他毅然选择了“自由职业”这样冒着很大风险的经济地位，鲜明地显示他对“权和钱”威逼利诱的藐视，超脱于“官场”与“商场”、“帮忙”与“帮闲”之上，保持了他比生命更珍惜的独立人格。当然，同样具备中间阶层经济地位的人，也可能画地为牢、自弃于世，甚至被民众所不齿。因为自由固然不能由权和钱所买得，却可以因权和钱而出卖。例如他的“人才难得”的二弟周作人，以及文化专制下的某些写作班子、自鸣得意的大棒笔杆儿们。
《鲁迅家用帐》和《书帐》的日常支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4）
（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９２６年２月一斑）
我们对于鲁迅在北京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的收入全貌有了一个轮廓的了解，但是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支出尚属未知。幸好，鲁迅博物馆于１９８９年秋发表了《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弥补了这个不足。该家用帐本历时两年半，从癸亥年六月廿日（１９２３年８月２日）到乙丑年腊月廿九日（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
鲁迅在帐目的第一页写明：“民国十二年旧历六月廿日移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是因为他与周作人夫妇在经济和家务问题上严重冲突，鲁迅偕发妻朱安女士被迫迁出八道湾旧居，自立门户。从此由鲁迅本人管家记帐，一直到他１９２６年夏天离开北京南下。
砖塔胡同６１号房租每月８圆，一开始雇佣一个女工（月工资２－３圆），三口人共同生活。１９２４年５月鲁迅以国币一千圆购置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今鲁迅故居），接母亲搬来同住，那就是四口人。
《家用帐》是以农历记日期的，这是为了符合家人的习惯，便于传统节日的安排。但每月的收支大致上可以跟公历记日期的《鲁迅日记》相对应。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我把鲁迅的《书帐》也附列其中。这样可以见到鲁迅北京时期日常收支的一斑。兹整理如下：
１９２３年
家用平均每月39．43圆。书帐平均每月12．43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 51．86圆（本年鲁迅一家三口，母亲尚未跟他们同住）。
１９２４年
5月２５日迁入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其间鲁迅于7月7日离京赴西安讲学，8月11日返京。下半年鲁迅母亲搬来同住，人口增为四人，所以开支增大。家用平均每月48．06圆，书帐平均每月8．286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 ５６．３４６圆。
１９２５年
家用平均每月６６．６４５圆， 书帐平均每月１３．２６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７９．９０５圆（本年母亲已来同住，有四口人）。
１９２６年
一月 ５１．９圆，二月（乙丑年岁末）１１０圆。（一家四口，而且是春节时期，所以开支很大）。……本年平均每月家用难以计算，书帐平均每月３３．３６圆。
以上，仅能窥见鲁迅日常支出的概貌。录此一斑，并非全豹，仅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鲁迅在北京的住房
１９０９年，２８岁的周树人由日本留学回国。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２月周树人应蔡元培之召，到了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３０银洋（相当于今１千２百元）津贴。由于政局变化，北洋政府定都北京。同年５月周树人随蔡总长来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门外绍兴县馆，度过了整整八年“无日不处于忧患中”的孤独生活。起初每月津贴６０银洋。后来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月薪二百多银洋（相当于今８千多元）；但每月都要汇寄一百银洋给老家母亲和兄弟作为家用。月薪逐步递增到３百银洋，然而他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不仅每月要向绍兴老家寄一百圆，还要向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日本家中寄钱。也就是说，他要供养六、七个人。
１９１１年秋天年周作人携日本妻子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