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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六小时，可利用的时间是四小时，我们叫了一辆出租，坐着车走马看花了一番。车费六十美圆，加五元小费，而乘公共汽车每人要二十四美圆，不但比公共汽车方便得多，而且也更便宜。比起圣地亚哥来，布城显得是一个发达国家的都市，街道整洁，建筑讲究。我们在两个地点略作停留：一是拉普拉塔河畔，它是世界最宽的河，像海一样望不见对岸：另一是议会大厦，小广场上鸽子成群成堆，你举起胳臂，就会有好几只鸽子落在你的胳臂上，和你亲近。
十八时十五分飞离布城，飞往巴黎。
第六部分 离岛之后回到北京（2月13日）
机票所附的时刻表上的指示是：11日十八时十五分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2日十一时十五分到达巴黎，十五时五十五分离开巴黎，13日八时五十分到达北京。按此计算，从布城到北京，算上在巴黎停留的四个多小时，共需三十六个多小时。事实上，应该从中扣除十一小时的时差，实际时间是二十五个多小时。
对于我来说，2月12日这一天只有十三个小时。相反，从北京飞圣地亚哥时，其中一天长达三十五个小时。这是飞机飞行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或相同而造成的结果。
今天上午，飞机准点降落在北京机场。进关后，首先见到的是好友延华，他特地来机场欢迎我回国。他说，我的妻去停车了。一会儿，妻抱着女儿出现了。我没有想到她把女儿也带来了，喜出望外。小家伙定定地看着我，眼中含笑，不说话。我一把抱过来，她用小手轻轻地拍我。回到家里，我把在南极用的墨镜戴上逗她，她盯我好一会儿，突然大声喊道：“真酷！”表情十分认真，真把我笑死了。
第六部分 离岛之后谁都能够去南极（2月20日）
天上掉下一个机会，使我得以在南极洲的乔治王岛上住了两个月。除我之外，同行的还有若干名人文学者、记者和编辑。回想出发之前，我的心情是兴奋中带着些许忧惧，因为在一般人——我也属于一般人——的观念中，南极毕竟是那样一个既神秘又可怕的地方，神秘得好像不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可怕得好像此去就踏上了不归路。朋友们也是个个替我担着心，与我话别时脸上都挂着仿佛生死诀别的悲剧表情。在他们的想象中，我即使能够活着回来，也一定是不成人样了。所以，看见我好端端地归来了，他们都仿佛觉得意外，纷纷惊讶地问：“你怎么比去之前更健康了？”而我就总是轻松地回答：“可不，我在南极疗养了两个月嘛。”
在南极疗养——我这么说基本上没有夸张。试想一想，一个疗养胜地的标准是什么？无非是一，空气洁净，风景美丽，二，食宿无忧，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三，环境和心境都安静，远离日常事务的搅扰。我在乔治王岛上的生活是符合这些标准的。
当然啦，南极毕竟是南极，有可怕的暴风雪天气，冰盖下分布着吞噬过许多人命的深渊，还有其他种种不可预测的危险。我们曾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登上冰盖和踩到冰缝，知道那些深入冰盖数百公里进行探险考察的人确实是勇敢的，我对他们充满敬意。我自己领略过了岛上与世隔绝的生活的单调，知道那些在南极呆上整整一年的越冬队员确实是寂寞的，我对他们满怀同情。但是，总的说来，有前人准备好的设施，生活谈不上十分艰难，只要掌握好分寸，生命危险也基本上可以避免。尤其如果只是去南极洲的某个地方度夏，甚或只是蜻蜓点水似地转悠一下，那么，所谓到过南极就实在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到南极走了一趟，眼见为实。令我反感的是以前有些也是短暂地到过南极的人所作的报道，我确知他们是夸大了险情，在用谎言把自己打扮成英雄。还是让我们诚实一点吧，如实地把到南极一游称作旅游，把在南极小住称作疗养。我的结论是，谁都能够去南极，一般人所缺少的不是什么特别的素质或勇气，而只是机会。因此，在离开乔治王岛之前，我便建议以长城站为基地发展面向国内的南极旅游业，让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到南极一游。
第六部分 离岛之后不喜欢见记者（3月3日）
回国以后，免不了被记者们包围。尤其是开头那些天，几乎天天接到要求采访的电话。我是能推就推，实在推辞不了，才见一下。
我不喜欢见记者，是因为他们总是想从我这里追问出什么了不得的经历和体验，我难免会让他们失望。朋友们是不问我这种生硬的问题的，他们看见我平安地回来了就很满意了。不过，既然这次行动早已通过媒体宣传开来，记者们的关注似乎也无可非议。只是我在出发前就已表明了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决不制造任何戏剧性效果。收获当然是有的，而且我自己觉得不算小。对于我来说，这段经历最宝贵的是两点，一是得以欣赏那里大自然的美丽、奇特和原始，二是能够在一个远离尘嚣的环境中安静思考。因此，我在此期间所写的文字就很自然地分为两类，一是南极的景物描写，二是孤岛上的思想札记。在这两类文字中，各有一些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写作者写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当然是收获。可是，听到我这样的回答，记者往往觉得不过瘾。他们也许听说过以前到了南极的人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会发生伟大的飞跃，现在我说不出类似的飞跃，他们便认为我是白去了一次南极。唉，我怎么对他们说清楚呢，对于所谓的伟大飞跃，我基本上是不相信的，同时我不认为没有飞跃就等于没有收获。
也有一些记者对我的态度表示理解。《北京晚报》记者要求采访我，我说我的基本想法已经在《南极无新闻》一文中表明了，请他们刊载，他们就痛快地照办了。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的记者来家里采访，很和蔼地与我的不到三岁的女儿玩，并不问我那种沉重的问题。节目播出时，我的女儿惊奇地发现，她在电视里伸着手递石头，话外音问：“这是什么？”她答：“石头。”问：“是哪儿的石头？”答：“南极的。”这是多么可爱的镜头呢。
可是，今天，我启程去德国参加一个会议，刚上飞机，空姐在分发报纸，一个同伴发现了什么，兴冲冲地拿给我一份。我一看，是某报对我的采访，有照片，有文字，占了一整版。坐在座位上浏览，我立刻感觉味儿不对。我是因为那个记者一再打电话给我，才同意接受采访的。我们约定，她写完稿子后要发给我过目。但她始终没有发给我，现在看了报纸，我也就明白她不敢发给我的缘由了。这篇采访稿用旁敲侧击、断章取义的手法暗示了两点，一是我去南极的收获不大，令人失望，二是收获不大似乎可以归因于也证明了我的平庸。那天晚上是在我家里采访的，我和孩子之间的亲热，因为客厅铺着儿童地毯而委屈客人换了拖鞋，在采访稿里这些都被用讥讽的口吻提到了。
飞机起飞了，我望着窗外的白云，心中想：我对媒体还是太轻信了。
第六部分 离岛之后实话如何实说（3月19日）
今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做“实话实说”节目，除了六个人文学者外，还邀请了刘小汉做佳宾。这可以算是我们从南极归来后的一次集体亮相。
节目的一头一尾，由一个小学生朗诵我的散文选段。中间则由主持人崔永元向我们逐一提问，这些用不经意的口气提出的问题当然是预先策划好的。为了活跃气氛，还召了一群小学生坐在观众席上，让他们提些近于插科打诨的问题。
刘小汉成了今天节目的毋庸置疑的主角。他是五次到南极、两次上格拉夫山的英雄，有他在座，人文学者们的调门已经不由自主地压低了许多。很显然，在对南极的了解上，在探险的经历上，在科学考察的贡献上，我们都远不能和他相比。他带来了电脑里的照片，收藏的石头，作了长时间的介绍。在主持人引导下，他说了一些话，基本否定了这次人文学者南极行动的意义，一则指出我们没有进南极圈，因此可以说并没有到南极，二则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南极，他的原话是：“如果你们不是去采样，你们为什么要去呢？”
最后又轮到我发言，我强调了一点：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而以前有些也是短暂地到了长城站的人却夸大了那里的危险和艰苦。这的确是我愿意通过这个节目向观众传达的一个信息。
可是，节目做完后，我发现其他几位颇感沮丧。我自己对这次行动一直保持低调，但也觉得节目做得有点怪，基本效果好像是我们举着一只“人文学者南极行动”的彩色大气球上台，让那位自然科学家来把它戳破。总之，我们显得很被动，也很可笑，这让人不舒服。
其实，有一个道理是清楚的：人文学者当然不必到南极去采集自然科学研究的标本，但这不等于人文学者去南极就没有意义。
我讨厌假话、大话、空话，喜欢实话。不过，现在我想，实话也是应该恰如其分地、完整地说的。譬如说，我是否太强调这次行动的平常的一面，而对它的不平常的一面太轻描淡写了呢？
然而，对于我来说，南极这一页已经暂时地翻过去了，我无意再更多地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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