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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谣言不攻自破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也没受到过比这更亲切的接待，就像是宾主全都感到我是多么地需要放宽心。只有法国人才有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看到的客人比我原先想像的要多，其中有我从未见过的乌德托伯爵，以及我很不想见到的他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后者去年来过奥博纳好几次，她嫂子在我俩单独散步的时候，常把她撇在一边，干等着。所以她对我早就憋着一肚子火，饭桌上可以痛快酣畅地出气了。可以想像，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者是不会站在我一边的，而且，在最随便的场合都局促不安的人，到了这种场合不可能谈笑风生。我还从来没有那么活受罪，那么手足无措，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多突然袭击。最后，吃完饭，我便离开了那个泼妇。我很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向我走过来，我们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便在一起聊天，虽说是闲聊瞎侃，但却是同我误入歧途之前一样地无拘无束。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如果圣朗拜尔看出我的心思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的。我可以发誓，尽管刚到的时候，一见到乌德托夫人，我的心跳得几乎使我虚脱，可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就没再想她了：我只想着圣朗拜尔。
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毒嘲讽，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高兴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吃醋，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那些人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没有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致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誉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却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人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典范。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得我的敌人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客气礼貌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互相之间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过。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却更加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谣言。在我搬到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他们一惯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呆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呆了20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下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偏执，说我其实在乡下闷得要死，只是生性高傲，宁愿吃尽偏执之苦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烦躁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都笼罩着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而我在乡下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看不见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非常地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蠢和命运不济，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新树了一个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清高自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与《信使》主编，而是赠与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非常好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莫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难以和解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十分地客气，但埋怨之情跃然纸上，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低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的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其微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个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整理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刊印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很小的、但却是很不愉快的分心事打断过。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未见其答复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后，连同一封信，烦请驻日内瓦使节赛隆先生转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给我个回音，但却未见下文。我把我所做的写信告诉了杜克洛；他与“小小提琴手们”谈了，他们没有说把我的歌剧还给我，而答应把长期入场券还给我，其实，我已不再可能享用它了。我看到自己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便把这事给撇下了，可歌剧院的主管既未答复我的申诉，也不愿听我的理由，仍继续像是使用自己的东西似的占用《乡村占卜者》，以便牟利。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那一行中的佼佼者
自从摆脱了那帮暴君的枷锁以后，我便过起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来；我虽不再享有十分强烈的依恋情趣的魅力，但我也挣脱了这种枷锁的禁锢。对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我厌烦透了，他们拼命地想支配我的命运，让我不由自主地承受他们所谓的恩惠的奴役。我决定今后保持纯朴和善的交往。这种交往既不妨碍自由，又可增添人生的乐趣，而且，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我有很多这样的交往，足以使我尝尽自由的甜美，而又不必听任别人支配，而且，我一尝试这种生活，便感到这正是适合我这偌大年纪的人的生活，可以使我在平静之中安度晚年，远离我刚刚险遭没顶之灾的风暴、纷争和烦恼。
在住在退隐庐和后来迁到蒙莫朗西的时候，我认识了几个近邻，我觉得很开心，毫不感到受其束缚。其中，首先是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他当时初入律师界，尚不知将来能有何作为。我不像他似的，对此抱有怀疑。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事业有成的，结果我一语成谶。我对他预言道，如果他在承办案子时严加选择，并且永远只做正义和道德的卫士，那么，他的天才将受到这种高尚情操的培育，将会与最伟大的雄辩家们的天才并驾齐驱。他听从了我的忠告，而且感觉十分见效。他替波尔特先生所作的辩护堪与狄摩西尼雅典的著名雄辩家（公元前383—前322）。相媲美。他每年都到离退隐庐四法里的圣伯利斯度假。那是莫勒翁家的采邑，归他母亲所有，从前，伟大的博絮埃在此住过。就是在这片采邑上，类似的大师相继而出，使其高贵名声难以为继。
也是在圣伯利斯，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华出众的人，是个文人雅士，和蔼可亲，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他俩常有书信往来，相交甚笃，此人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尔》。
在离圣伯利斯更近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甫马尔托尔先生。如果以才取人的话，他生就更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非乡村神甫，至少也可以让他管一个教区。他曾是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帕蒂斯特·卢梭私交很好。他既深怀敬意地缅怀那位著名的被放逐者，又对骗子索兰恨之入骨。他知道许多有关上面两个人的罕见轶闻，全都是塞居伊未曾收进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而且他还经常肯定地对我说，吕克伯爵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死都始终保持着对他的最热烈的友情。在其主人死后，樊蒂米尔把这块风水宝地给了马尔托尔先生。后者从前曾被聘来处理过很多事情，虽然现在已是风烛残年，但对所处理的事仍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评论起来头头是道。他的谈话既不乏教益又生动有趣，根本不像是乡村神甫的谈吐。他把一个社交场上的人的口吻与神职人员的知识结合在了一起。在我所有的长期的邻里中，他是我与之交往最为愉快的人，是我离开他之后，最为遗憾的人。
我在蒙莫朗西认识一些奥拉托利会会士，其中有物理教授贝蒂埃神甫，他尽管稍稍带点学究气，但我仍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个好好先生。然而，我虽喜欢他的朴实无华，但却弄不懂他怎么会那么渴望而且还善于往大人物、女人、信徒、哲学家堆里乱钻。他善于左右逢源。我非常喜欢同他在一起。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显然，我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嘿嘿地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好好先生。我从他的笑里觉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嘲讽，使他在我眼里的形象完全地改变了，而且，从此以后，我还常常回忆起他那嘲讽的神态。他那个笑简直就像巴努奇买了丹德诺的羊时的笑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狡猾的巴努奇坐船渡海，与羊商丹德诺同船。后者得罪了他，于是，他便心生一计，笑嘻嘻地买了后者的一只羊，然后将羊推到海里，其他的羊也跟着跳进海里，丹德诺急得拼命地拽羊，被羊拖下海去。。自我搬到退隐庐不久我俩便认识了，他常常来看我。我在蒙莫朗西住下之后，他却离开那儿，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尔太太。有一天，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他竟然代这个女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格里姆先生主动要求赡养她，并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片好意。我听说是给她一笔三百利弗尔的年金，但勒瓦瑟尔太太必须住到舍弗莱特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去。我不想说这个消息给我产生了什么印象。如果格里姆有一万利弗尔的年金，或者同这个女人有什么让人易于理解的关系的话，如果我把她带到乡下时，他们没给我加上那么大的罪名，而现在他又把她弄到乡下来，仿佛她自那以后变得年轻了似的话，这个消息本不会让我那么惊讶的。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