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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毫无私心做我所能做的这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学会把所有这一切细节安排得井然有序、有板有眼，以免受骗上当，宁肯自己吃亏而帮了别人的大忙该有多好啊！可是，在我当时所处的位置，哪怕一个细小的差错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我冥思苦想，注意别在办事时出差错。我在主要职责上，都是有条有理，一丝不苟的。除了因为实在赶得太急，在密码上出现过几个错误，遭致阿梅洛的职员们埋怨过一次而外，不管是大使还是其他人，都从未指责过我在工作上有过任何疏忽，这对一个像我这样大大咧咧、愚蠢笨拙的人来说，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可是，在我负责处理的私人的事上，我有时却是很健忘，很不细心的，可我爱讲公道，总是不等别人埋怨，我便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与我离开威尼斯有关，而且回到巴黎仍旧如鲠在喉。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使得这种仇恨变本加厉
我们的厨师名叫鲁斯洛，他从巴黎带了一张200法郎的旧欠条，是一个名叫查内托·纳尼的威尼斯贵族为付假发钱而开给他的朋友中的一个假发制造商的。鲁斯洛把这张欠条拿给我，求我尽量想法收回点钱来。我知道，他也知道，威尼斯贵族的一贯伎俩就是，一回国，就要把在国外的欠债统统赖掉。要是想逼他们还债的话，他们就一拖再拖，让倒霉的债主耗尽时间、金钱，直到灰心丧气，干脆不再追讨，或者通过协商捡回一星半点了事。我求勒布隆先生找查内托谈谈。查内托承认欠债的事，但就是不肯还钱。争来吵去，他终于答应还三个西昆。当勒布隆把欠条给他拿去时，他那三个西昆却没准备好，还得等着。在等着还钱期间，我同大使发生争执，离开了使馆。我把使馆的文件整理得井然有序，但鲁斯洛的那张欠条却不见了。勒布隆先生硬说是还给我了。我很了解他的为人，不会怀疑他的。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欠条到底哪里去了。由于查内托承认欠了这笔债，我便求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那三个西昆，开一张收据，或者让查内托再重写一张欠条。查内托得知欠条丢失，就既不想还钱，也不想再写一张欠条。我只好自认倒霉，给鲁斯洛三个西昆。他不肯要，叫我回巴黎后同债主商量。于是，他把债主的地址给了我。假发制造商得知事情原委，便想要回欠条或者全部欠款。我气极了，真恨不得豁出命去也要把那张该死的欠条找回来！我在手头最紧的时候，自己付了这200法郎。就这样，欠条丢了，债主倒收回了他的全部欠款，而要是那张欠条真的不幸被找到了，那他很难得到查内托·纳尼阁下许诺的那十个埃居。
我自觉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干起来便劲头十足。除了与我的朋友卡利约交往，同我马上就要谈到的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去圣马克广场来点无伤大雅的娱乐、看看戏和我们几乎总是一起去串串门而外，我惟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工作。尽管我的工作并不复杂艰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甫助我一臂之力，但由于联系面很广，又处于战争时期，所以我仍旧是挺忙的。我每天上午要干大半天，而信使来的时候，有时则需要干到半夜。余下的时间，我便用来学习我开始干的业务，我真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受到重用。的确，我的口碑很好。首先是大使，他高度赞扬我的工作，从未抱怨过，他后来之所以发那么大火，完全是因为我见一再诉苦不起作用，自己终于要走的缘故。我们与之有公文往来的大使们和外交大臣，总是对他赞扬他的秘书的才干，这本该使他颇为得意的，可却因为他的心胸狭窄，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了对我的赞扬，这使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很不能约束自己，连星期六，几乎是所有文件都要发送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到工作完了之后再出去。他老盯着我，催促我把呈送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文赶快弄好，他慌急慌忙地签完字后，便不知去向了，而其他大部分信件都还没有签字哩。这样一来，如果是一些消息的话，我就得把它们弄成通讯稿，但要是牵涉到王室事务，就必须有人签字，我就只好代签了。我们刚收到一份重要情报，是国王派驻维也纳的代办樊尚先生发来的，我也就照样代签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在向那不勒斯挺进，加热伯爵作了非常绝妙的转移，这是本世纪最漂亮的战略行动，而欧洲对此却很少提及。那份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相貌特征告诉了我们——从维也纳动身，要经过威尼斯，潜入阿布鲁齐，负责煽动民众，策应奥地利人。蒙泰居伯爵先生不在，再说他对什么都不关心，所以我便把情报转发给洛皮塔尔侯爵加吕西奥·德·洛皮塔尔侯爵，1740年到1750年任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1757年到1761年担任法国驻俄国大使。了。转发得非常及时，以致也许多亏了我这个总受训斥的可怜的让…雅克，波旁王朝才得以保住那不勒斯王国。
洛皮塔尔侯爵在理应感谢其同僚的同时，跟他谈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该秘书刚刚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蒙泰居因渎职本该自贬自责的，但他听了对我的这番夸奖，认为这是在有意指责他，所以跟我谈起这事时火气很大。我以前遇到特殊情况，也曾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这么自行处理过，如同这次与洛皮塔尔侯爵一样，尽管事情没这么重要。由于没有别的邮班去君士坦丁堡，只有参议院不时地派遣信使给大使送信，所以信使出发前总要通知法国大使，以便他觉得必要时，可以顺便给他的同僚捎信。通知一般是头两天送来，但人家不把蒙泰居先生放在眼里，所以只是在信使出发前两小时才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在他不在的时候自行写信捎去，卡斯特拉纳先生回信时总要提到我，不乏褒奖之意。驻热那亚的戎维尔先生也是如此，蒙泰居先生因而更是气上加气。
我承认，我是不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的。但我也并不是不识时务地乱找机会。我觉得好好干活儿，希望因此而获得理所当然的回报是入情入理的事，这是那些有能力评判并犒赏我的工作的人对我的赏识。我不会说正是由于我的尽职尽责，才使得大使对我耿耿于怀，但我完全可以说，直到我们分手的那一天，他对我的惟一指责就是这一点。
他的那个大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像模像样，里面尽是些流氓恶棍。法国人在那里受虐待，意大利人则满面春风；而且，即使在意大利人中，在使馆工作年头很久的好职员也全都被莫名其妙地赶走了，特别是他的首席随员，我想是叫庇阿蒂伯爵，或者类似这样的姓氏，此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是首席随员了。蒙泰居先生的第二随员是他自己挑选的，原是曼托瓦的一名盗匪，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竟让他独揽使馆总务。这人极尽溜须拍马、卑鄙克扣之能事，取得了蒙泰居的信任，成了他的宠信，使大使馆内所剩无几的正派人以及领导这些人的秘书深受其害。一个正派人的严正目光总是使骗子们忐忑不安的。就凭这一点，便足以使那家伙对我恨之入骨了，不过，他的仇恨里还有一个原因，使得这种仇恨变本加厉。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如果是我的不对，大家可以谴责我。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始终出于同一种动机
按照惯例，大使在威尼斯的五个剧院都有包厢。每天午饭时，他便指定当天要去的剧院；我随他之后挑选，然后再由随员们挑选其他剧院的包厢。我出门时便拿好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我便让侍候我的跟班到我告诉他的一个房子里去把我的钥匙拿来。维塔利非但不给，反而说钥匙他已经给别人了。我气极了，尤其是因为跟班回来当着众人的面向我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跟我解释几句，我没理他。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您再在这个时间，在我受到侮辱的那所房子里，当着昨天在场的人的面，来向我道歉，否则，后天，不管怎么样，我可告诉您，不是您就是我，卷起铺盖离开这里。”我口气坚决，把他镇住了。他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只有他做得出来的奴才相，向我作了公开道歉。但他却暗中在打主意，一面奉承我，一面用意大利式的手段暗中使坏，以致于他虽然没能怂恿大使把我辞退，却迫使我不得不自动离去。
像这样的一个混蛋肯定是不会了解我的，但他却知道我身上有哪些地方是他可以利用的。他知道我对无意的冒犯是非常宽容的，而对处心积虑的侮辱是绝不容情，寸步不让的，知道我在场面上是爱面子、重尊严的，既尊重别人又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他正是从这儿下手，终于惹火了我。他把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曾经尽力维护的规章、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全给废了。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就得靠稍微严厉的规矩来保持与门第密切相关的那种端庄气氛。他很快就把大使馆弄成了一个肮脏下流的场所、骗子流氓的窠穴。他怂恿大使阁下撵走了第二随员，给大使另找了一个同他一样的皮条客，是在燕尾十字开妓院的。这两个混蛋串通一气，既卑鄙下流又傲慢无礼。除了大使的房间——其实也不太整洁——大使馆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让一个正派人受得了的。
由于大使阁下不在大使馆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便专开一桌，比尼斯神甫和年轻侍从们也同我们一块用餐。就是在最简陋低级的小饭馆里，餐桌也弄得干净整洁，像模像样，桌布也不太脏，饭菜也更好一些的。可我们只有一支黯淡的小蜡烛、几只锡碟子、几把铁叉子。反正这些外人都看不见，倒也无所谓，但把我的平底轻舟也给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中，只有我不得不租船，或者步行，而且，我只有在去参议院的时候，才可有大使的仆役跟随。此外，大使馆里发生的一切全城没有不知道的。大使手下的官员们全都吵嚷起来，可罪魁祸首多米尼克叫得最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