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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发奋，开始了真正的学业。我玩儿命地练琴，成天泡在琴上，最多一天长达八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切都事在人为。终于，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
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了。
拿着成绩册飞跑回家，我呼的一声推开了门，然后，愁眉苦脸地跟母亲说：“妈，你看，我的主科扬琴只得了八十五分。”看见母亲生气的面孔，我马上嬉皮笑脸地说：“告诉你吧，妈，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八十六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在音乐学院附中的几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我总认为，“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落实到我们身上，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就一定做好，而且要最好。除专业外，舞蹈、歌唱，我也同样努力。只是，我从没有机会在演戏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有人认为我会演戏。每次班里组织排戏时，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我，我总是靠边儿。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从未感到过委屈。相反，我认为演戏是不务正业。我珍惜时间，自视清高，孤芳自赏，有同学叫我是“骄傲的公鸡”。我雄心勃勃，坚信自己只要不断努力，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
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单纯，向上，勤奋，朝气蓬勃。我每年以优异的成绩屹立在全班同学之中，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灿烂的阳光。
第三部分第25节：小宣传队员（1）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被荡涤之列。所有的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全破灭了。我的父亲、舅舅等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党员，一下子全都成了“叛徒”。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我的生父从我一出生开始就没有见到过。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我的生父离开了我的母亲，使母亲在怀我生我的时候备尝痛苦。我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出生，一岁的时候便得了肺结核，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夺去了我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生父一分钱，没有得到他的只言片语，
哪怕是一句问候，一个字。母亲四处奔波，节衣缩食给我买药，现在只值几毛钱的“雷米封”在当时要几十块钱，母亲下决心：“不管吃多大的苦，也要把孩子养活。”外婆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地守着我，把扇子吊在我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拽着系着扇子的绳子，从夜晚一直到天明。没有辜负母亲和外婆的爱，我活过来了。对于我的生父，我和母亲都十分恨他。我和他从没有见过面，我不想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他的孩子，就是他现在站在我的面前，我也绝不认他。当然，我不知道他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怎么样，起码我现在是这样想。他在欢愉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我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他给我生命的同时获得了欢乐，一报还一报，我们之间的账目已经清楚。当母亲送我到北京拍电影的时候，也许她预感到我以后的发展，她要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母亲及父亲的名字。她要求我如果我的生父来找我，不要认他。我答应了。在八年后的今天，我已今非昔比，但在所有介绍我生平的报纸杂志的文章里，从没有出现过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我在履行着对母亲的诺言。就在今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又来信要求我，不要提她及继父的名字，我同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永远站在母亲一边。
我的继父在我三岁时来到我家。我们朝夕相处，我对他怀有深挚的敬爱之情。小的时候，他经常领着我去散步，给我讲《东周列国志》、《水浒》、《三国演义》，给我讲解唐诗宋词，讲中国历史，讲《红楼梦》……他每年带着我种南瓜，我们天天挖地，天天浇水，天天施肥，可是在我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亲手种下的瓜秧上结出过果实。我的心里，有着许许多多同他在一起的美好记忆，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善良、最温和的人。他品质高尚，我热爱他。就连他和母亲发生矛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一边。父亲成了“叛徒”之后，挨打挨斗像吃饭一样经常。由于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造反派几乎每天找我谈话，叫我同他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我绝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我也绝不同他划清界限。他关进“牛棚”之后，我总去给他送饭，看见他挂着黑牌子站在队伍里，我隔老远就大声喊：“爸爸……！”我的犟脾气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他为我吃了许多苦。一次造反派抄我们家，把我的箱子也翻遍了，我的少女的一切秘密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恼羞成怒。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翻我的东西？我冲出去，和他们吵了一架。无论母亲多么严厉地阻止我，我也不顾一切地尽情地发泄着我的愤怒。第二天，大字报栏上醒目地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说他指使他家的大小姐，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那天中午，我去给他送饭。他没有在“黑帮”队伍里，而是躺在“牛棚”的“床”上，脸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纱布。后来，父亲的腿被打断了。不许治疗，还要批斗。我和妈妈轮流背他，我背到楼下，妈妈再背到会场。不能养伤，也没有药，一次次的批斗使父亲的腿完全成了残废，他已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只能坐轮椅出门上街。为了给父亲买点儿吃的，我骑着自行车，冒着满街的枪炮声跑遍全城，只买来了一瓶广柑汁。父亲十分有骨气，在拷打之中他从没有诬陷过别人，我深深地敬爱他。我从来没有认为过他不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人。
我不能容许任何对父亲的污辱和亵渎。在我成了“狗崽子”以后，每天回家，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向我扔石头，叫着父亲的名字，喊：“打倒×××！”我怀恨在心，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我回家很晚，没有一群孩子，只有一个小男孩跟在我的后面跳着叫着：“打倒×××！”开始我忍着，后来看看四周没人，我猛地转过身扑过去，一把抓住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你打倒谁？你还喊不喊？”我把他使劲地往地上一推，飞跑回家。我施行了“阶级报复”，心惊肉跳地过了好几天。
好学生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场“灵魂革命”给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曾亲眼看到一颗子弹打中一个同学的脸，他的脸立刻开了花；我也曾亲耳听到子弹从我耳边嗖嗖飞过，打中后面同学的大腿动脉，血一下子喷出来。晚上，我们排着队向他的遗体告别；我还亲眼看见一枝钩连枪捅进一个同学的肚子，往里一搅向外一拉，肠子全拉了出来。
四川是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常规武器都在“文攻武卫”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一次，几个学生冲进了兵工厂，开出来一辆坦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结果遇到另一派的反坦克炮弹的袭击，转眼之间，几个学生就成了焦炭，坦克也成了一堆废铁。
那时候，所有的造反组织都有自己的“武卫队”，除老弱病残外，其余的人都是武卫队的成员。每个队员都有枪，也发了我一支“七·九”步枪。每天早晨谁一醒来，首先就冲天上放一枪，表示自己还活着。每当“最高、最新指示”下达，不管多晚，哪怕是凌晨三、四点钟，大家都要起来在院子里列队游行、呼口号、欢呼。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最怕迟到。就是在吃饭前也要集体列队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如果迟到了，就要一个人请示汇报，或是背“老三篇”。我因为害怕一个人向毛主席请示，有时干脆连吃饭也免了。
第三部分第26节：小宣传队员（2）
一天，我们这一派的组织要全体去一个制造飞机的工厂进行“革命”，我被派在队伍的前列。刚刚出发，又派我先去另一个司令部送大字报的稿子。当我送完稿件赶到工厂的时候，广场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学生的尸体。有人告诉我，他们为了捍卫革命路线，手挽手，肩并肩，高唱着《国际歌》，冲向另一派的枪林弹雨……
在那个时候，我们都随时准备着为革命贡献自己年轻的生命，面对这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我深深为我没有同他们一样而感到万分羞愧。
有一天我们正在排练节目，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我们中的一个学生应声倒地。大家都围了上去，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大家手忙脚乱地进行最后的抢救，可是谁也找不到伤口在哪里，原来子弹根本就没有打在他的身上。
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我的演戏事业，这是个什么时刻？
开始我教“忠字舞”，后来我宣传公报，然后演对口词，最后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宣传队里演各种角色。那个时候，我的演技相当拙劣，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演技。一个宣传队长曾给我下个定论：“你打扬琴还行，绝对不能演戏！”可是僧少粥多，不演不行。不仅要演媒婆、地主婆、媳妇、工人、农民、解放军，形形色色，什么都演。没有什么创作，全是以模仿为主。不过我学得惟妙惟肖，还能在别人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常常比“原版”更好。这时候，别人时常说我演得好了，但我不以为然。我并不打算演戏，我早已迷恋上了音乐、扬琴。
“文革”结束了。我们附中全部的剩余同学都将要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由于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几年的动乱，我对“文化大革命”已厌烦之极。我渴望着安定的秩序，渴望着在舞台上展示我学到的本领，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们急不可待地等待着分配文件的下达。
文件来了。工宣队队长给我们宣读：“医药专业的毕业生，应下放到农村去当赤脚医生。”我们全体都面面相觑。当队长接着念到：“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的时候，大家都傻了。
我们全体同学都分配到了农村，而且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分配到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我被分配到了达县地区宣汉县农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对父母说：“我不下乡，我要留在成都，我去考文艺团体，我能考上。”父母不同意。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精神，怎么能不去呢？况且，作为“狗崽子”的我，能够和大家一样，享受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已经是对我的恩赐了。在父母心目中，只有上山下乡才是我这个“黑帮子女”有希望变成红色接班人的唯一一条光明大道。父母非常慎重地同我谈话，他们对我说：“你要是不下乡，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就这样，我登上了离开成都的火车。全家人都来送我，谁也没有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像她。谁也不知道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片茫然。
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很远，在河�